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彭绍辉1906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在舅舅的资助下入了农村私塾，两年半后因穷困辍学，在家务农，16岁至20岁给地主当长工，还要给地主婆抬令他屈辱的轿子，沉重的劳动压得他身高永远停留在16岁时的高度。大革命时期他投入农民运动，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为了逃避国民党追杀，1927年离家出走当了兵。1928年作为彭德怀团的一名普通战士，参加了平江起义，同年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战士、班长、队长、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六次负伤，身中七弹，27岁在战斗中，失去左臂，成了一个残疾人，给他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他却像正常人一样勤奋工作，挥师杀敌。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一二〇师教导团团长，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抗大总校副校长兼七分校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参加革命之前，他是半文盲、长工，参加革命之后，他由一个普通战士，独臂残疾者，逐步成长为开国上将，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管过许多重要的工作。他担任副总参谋长23年，这也是极为少见的。
毛主席曾赞扬：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彭绍辉就是这样的人才。
我于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1月至1943年3月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工作。1942年“五一”反“扫荡”时，我随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经冀南区、冀鲁豫区、太行区转战至晋察冀所属的北岳区，这时冀中区已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区的领导机关无法再回冀中，机关干部多数去各类学校学习，1943年3月组织叫我到了抗大二分校附中，后随附中后梯队到了陇东合水县，编入了抗大七分校第二大队七队，7月至华池县豹子川。10月，根据上级指示，七分校集中在职的队以上干部，成立干训队，进行整风。校部干部缺乏，我被调到校部队列科工作。11月，抗大总校副校长彭绍辉，来七分校兼任校长，我被他选做他的秘书，一直到日本投降离开七分校，因此对他接触较多，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彭绍辉校长在七分校的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中依然还是那么清晰。
在陇东组建新的抗大七分校
1941年，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为提高部队文化素质，掌握军事知识和先进武器装备，在华北八路军中抽调了一批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下级军官和战士，创办了几所陆军中学，由抗大各分校领导，用较长时间加以培养提高，晋察冀军区，还在文化较普及的冀中区招收了一批高小毕业以上的学生成立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男女兼收），冀中军区还成立了一所抗属中学。
1943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这些陆军中学和附属中学从敌后经延安到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办学，组建了新的抗大第七分校。
1943年3月，抗大七分校，校直属机关及陆军中学从晋绥出发，4月到陇东合水县城，以校直为基础，组成新的抗大七分校校直属机关，晋绥陆军中学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一大队。
1943年2月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从晋察冀出发，5月中旬到合水县，集体入伍后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二大队，我是第二大队中的一员。7月到陇东华池县豹子川。女生编为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住合水县柳沟村。
在晋冀鲁豫区的太行陆军中学和太岳陆军中学分别于1943年底和1944年春到达陇东合水县平定川，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
以后又从绥德抗大总校、延安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单位，陆续调来一批教员和工作人员，最多时学工人员近6000余人，从入学到毕业，最长者约四年多，抗大七分校是抗大各个分校中人数最多、办学时间最长的分校。
中共中央为抗大七分校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抗大总校副校长兼七分校校长、党委书记彭绍辉1943年11月到任，政治委员张启龙1944年6月到任，副校长喻楚杰、副政委杨尚高1943年4月到任，前任教育长方复生1943年4月到任，继任教育长唐子奇、政治部主任康永和1944年到任。
1944年校直各部及直属的两个女生队、干训队、警卫连、文工队等单位均由合水县搬到了华池县的东华池，一大队也由合水县搬到了华池县的大凤川。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全校进行了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大为提高，许多同学得了奖。1944年秋收后主要进行文化学习，1945年生产任务减少，集中更多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大队、校直及一大队分别于9月、10月毕业开赴前方。在此之前，二大队和女生队抽调几百人到各类技术兵种学校学习，剩余人员学到1946年4月毕业，大部分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工作。抗大七分校宣告结束。
开展生产建设，创造学习条件
不少学员觉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有了安定的环境，有了充分的时间，就应该好好学习了。没有想到来后还要开荒种地、打窑洞、养猪、养羊，还要生产生活日用品，思想不通，发牢骚影响情绪。还有三个同学开过小差。彭校长针对这些问题，讲了几次生产和学习的关系。他说，我们是学校，主要任务是学习，这是对的，也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知道，国民党不发给我们军饷，还和日寇一起封锁我们。陕甘宁边区才150万人，老百姓自己吃穿都不富裕，根本没办法养活陕甘宁边区这些脱产人员，所以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生产，我们要了解生产和建设是学习的先决条件，而且是环境逼着我们这样做的，生产建设是为了学习，饿着肚子，不住房子不穿衣服是没法学习的，在今天的斗争形势下，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没有哪个地区、哪个部队、哪个机关、哪个学校是不生产的，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是革命的青年学生，不能当寄生虫和二流子，我们具备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就要集中精力学习。同学们听后认为说得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二大队由每日人均开荒三五分提高到了人均一亩左右，一大队开荒24天，平均每人每日1.036亩。东华池盖房脱土坯的学员，每日多的脱800到1000块，最少的也不低于600块，做瓦每日能做600到800块，东华池校舍的建设，进度大大加快，涌现了一批劳动突击手和劳动模范，学员们得知彭校长也分担了生产任务，为参加生产专门做了一套适合他独臂用的农具，如短把铁锹等。许多同学写信来要为他代耕，他都回信婉言谢绝了。他在合水县院内，还种了一片西红柿，许多同志吃过他种的西红柿。至1944年已开荒地六万亩，打窑洞690孔，建能容2000余人的大礼堂一座。1944年全校女同志纺纱6000斤，每个队都养有不少猪、牛、羊，蔬菜完全自给，生活大为改善。 彭校长强调搞好团结就要认识团结的重要性，发生问题严格要求自己，多做自我批评，克服各种影响团结的不良作风，遇事要发扬民主，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走群众路线，但也要注意坚持原则，加强纪律性，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各个山头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从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把个人和单位的作风统一为抗大的作风，党的作风。
大家听后感觉讲得客观全面，有些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些因为误会造成的矛盾，经过交谈，解除了误会。人人都注意自觉维护团结，团结局面大为改善。
工作深入，学习刻苦
彭校长这方面的表现，非一般人可比。他找过许多队干部和学员谈话，他认识很多学员。有不少已成熟人。因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许多工作人员和学员也主动找他谈问题。他对学校的情况了解得很及时也很具体。一次去东华池工地，除巡视工作外，在三四天内找了16个同学谈话，工地的情况他很快就全了解了。一对学员夫妇，因不满意生产劳动太多，开小差被抓住送回来，彭校长认为这是个典型事件，亲自与他们谈话，让他们尽所欲言，既进行严肃地批评，又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使他们很受感动。彭校长睡眠时间较少，他说已成习惯，几乎每天都在12点以后睡觉，有时到凌晨两三点。利用这段清静的时间，一是学习，看了许多书；二是写给上级的报告稿，他的发言讲话稿有时也给杂志投稿，他还要天天写日记。参加革命后，他就有了记日记的习惯，1934年4月以前的日记丢掉了，1934年4月至1949年12月期间写的日记达80万字（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王震上将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他的日记，时间久远数量多，对这位独臂将军真是难得，很使人敬佩。”彭校长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天天写作的习惯，久而久之，对他水平、能力的提高，无疑会起很大的作用。
关心部属，无微不至
彭校长对部属是非常关心的，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1945年初，二大队学员邢培林，突患急性肾炎，全身浮肿，并伴有心力衰竭，病情危重。半个多月没有进食，想注射葡萄糖，因浮肿找不到血管无法注射。当时又没有什么药品，医生集体研究，用洗热水澡，出汗排毒的方法治疗。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哪里去找澡盆呢？后来听说校部有木制澡盆，彭校长很快知道了此事，便把休养连的领导叫来，说这件事人命关天，耽误不得，快把木盆拿去，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能解决的一定解决，要积极抢救这个小同学。经过天天洗澡及治疗，一个月后，邢培林的肾炎就慢慢好了起来，他知道彭校长对他这么关心，感动得热泪直流。
彭校长在抗大七分校的公务员宋军，1948年在太原战役中任指导员时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彭校长调北京工作，特地派人到冀中饶阳农村把宋军的父母，接到北京，住了些日子，他说这样心里才舒服些，得到一些安慰。
彭校长对我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很关心，有两件事令我非常感动。一是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叫他去东北工作，他先到了延安，然后叫他的家属和我们几名随行人员后去，为了沿途住宿方便，同志们劝我们（我的妻子魏维钧，也是抗大七分校女生队的学员）结婚。到延安后，贺龙司令员向党中央建议把彭绍辉留在晋绥，我们住在抗大七分校兵站等待。此时，中央给他一个临时任务，到晋绥、晋察冀去一趟，要走几个月。因他的工作一时定不下来，我提出与其在兵站等待还不如在延安学习一段，组织同意并决定我到延安中央党校，魏维钧到延安大学学习。我们在兵站等待入学，彭校长经过绥德时，托抗大七分校供给部一位同志，给我们带来陕甘宁边区币五万元，说我们结婚后可能要用一些钱，我们知道这是他残疾补助金的钱，虽然很不想要，但也无法退给他了。另一次是1946年春，延安中央党校决定把1945年从党校去东北工作同志的妻子（大部也是党校学员）和孩子送去东北，同时让党校一部分适合去东北工作的男学员一起走，因当时与彭校长失去联系，我也被分配去东北，当走到山西五寨县时，碰到从张家口返回去吕梁军区任司令员的彭校长，他叫我俩人随他去吕梁并谈到最近去东北的路线可能不通了。由于当时我妻子已怀孕，再过两个月就要生产，我想如果东北过不去，在张家口生孩子后可送回老家。他同意我们的意见。临别时他给冀察军区郭天民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让他给我们解决一点儿布。他说，生孩子以后尿布是绝对少不了的，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怎么办？我们听了以后既惊讶又感动，几乎流出眼泪。彭校长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我们还没想到的事情他都给想到了。
抗大七分校的学工人员，经过这段艰苦生活、繁重劳动、认真学习、严格训练，学习和发扬抗大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对于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了我党我军的一批骨干力量。后来多数成了地师级干部，有一部分成了军级干部。
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在延安枣园彭绍辉向毛主席汇报了抗大七分校的情况，毛主席当面表扬了七分校。1945年10月25日，校部和第一大队开赴前方时，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接见了大家。
抗大七分校只是彭绍辉革命历史的一段。在纪念彭绍辉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他的过去，重新缅怀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坚定革命立场；缅怀他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服从组织，爱护部属，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缅怀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的忘我工作精神。在逝世前10小时，他还在参加会议和讲话，为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彭校长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战士、班长、队长、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六次负伤，身中七弹，27岁在战斗中，失去左臂，成了一个残疾人，给他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他却像正常人一样勤奋工作，挥师杀敌。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一二〇师教导团团长，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抗大总校副校长兼七分校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参加革命之前，他是半文盲、长工，参加革命之后，他由一个普通战士，独臂残疾者，逐步成长为开国上将，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主管过许多重要的工作。他担任副总参谋长23年，这也是极为少见的。
毛主席曾赞扬：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彭绍辉就是这样的人才。
我于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1月至1943年3月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工作。1942年“五一”反“扫荡”时，我随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经冀南区、冀鲁豫区、太行区转战至晋察冀所属的北岳区，这时冀中区已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区的领导机关无法再回冀中，机关干部多数去各类学校学习，1943年3月组织叫我到了抗大二分校附中，后随附中后梯队到了陇东合水县，编入了抗大七分校第二大队七队，7月至华池县豹子川。10月，根据上级指示，七分校集中在职的队以上干部，成立干训队，进行整风。校部干部缺乏，我被调到校部队列科工作。11月，抗大总校副校长彭绍辉，来七分校兼任校长，我被他选做他的秘书，一直到日本投降离开七分校，因此对他接触较多，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彭绍辉校长在七分校的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中依然还是那么清晰。
在陇东组建新的抗大七分校
1941年，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为提高部队文化素质，掌握军事知识和先进武器装备，在华北八路军中抽调了一批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下级军官和战士，创办了几所陆军中学，由抗大各分校领导，用较长时间加以培养提高，晋察冀军区，还在文化较普及的冀中区招收了一批高小毕业以上的学生成立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男女兼收），冀中军区还成立了一所抗属中学。
1943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这些陆军中学和附属中学从敌后经延安到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办学，组建了新的抗大第七分校。
1943年3月，抗大七分校，校直属机关及陆军中学从晋绥出发，4月到陇东合水县城，以校直为基础，组成新的抗大七分校校直属机关，晋绥陆军中学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一大队。
1943年2月抗大二分校附属中学，从晋察冀出发，5月中旬到合水县，集体入伍后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二大队，我是第二大队中的一员。7月到陇东华池县豹子川。女生编为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住合水县柳沟村。
在晋冀鲁豫区的太行陆军中学和太岳陆军中学分别于1943年底和1944年春到达陇东合水县平定川，编为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
以后又从绥德抗大总校、延安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单位，陆续调来一批教员和工作人员，最多时学工人员近6000余人，从入学到毕业，最长者约四年多，抗大七分校是抗大各个分校中人数最多、办学时间最长的分校。
中共中央为抗大七分校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抗大总校副校长兼七分校校长、党委书记彭绍辉1943年11月到任，政治委员张启龙1944年6月到任，副校长喻楚杰、副政委杨尚高1943年4月到任，前任教育长方复生1943年4月到任，继任教育长唐子奇、政治部主任康永和1944年到任。
1944年校直各部及直属的两个女生队、干训队、警卫连、文工队等单位均由合水县搬到了华池县的东华池，一大队也由合水县搬到了华池县的大凤川。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全校进行了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大为提高，许多同学得了奖。1944年秋收后主要进行文化学习，1945年生产任务减少，集中更多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大队、校直及一大队分别于9月、10月毕业开赴前方。在此之前，二大队和女生队抽调几百人到各类技术兵种学校学习，剩余人员学到1946年4月毕业，大部分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工作。抗大七分校宣告结束。
开展生产建设，创造学习条件
不少学员觉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有了安定的环境，有了充分的时间，就应该好好学习了。没有想到来后还要开荒种地、打窑洞、养猪、养羊，还要生产生活日用品，思想不通，发牢骚影响情绪。还有三个同学开过小差。彭校长针对这些问题，讲了几次生产和学习的关系。他说，我们是学校，主要任务是学习，这是对的，也要这样做。但是我们要知道，国民党不发给我们军饷，还和日寇一起封锁我们。陕甘宁边区才150万人，老百姓自己吃穿都不富裕，根本没办法养活陕甘宁边区这些脱产人员，所以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生产，我们要了解生产和建设是学习的先决条件，而且是环境逼着我们这样做的，生产建设是为了学习，饿着肚子，不住房子不穿衣服是没法学习的，在今天的斗争形势下，在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没有哪个地区、哪个部队、哪个机关、哪个学校是不生产的，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是革命的青年学生，不能当寄生虫和二流子，我们具备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就要集中精力学习。同学们听后认为说得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二大队由每日人均开荒三五分提高到了人均一亩左右，一大队开荒24天，平均每人每日1.036亩。东华池盖房脱土坯的学员，每日多的脱800到1000块，最少的也不低于600块，做瓦每日能做600到800块，东华池校舍的建设，进度大大加快，涌现了一批劳动突击手和劳动模范，学员们得知彭校长也分担了生产任务，为参加生产专门做了一套适合他独臂用的农具，如短把铁锹等。许多同学写信来要为他代耕，他都回信婉言谢绝了。他在合水县院内，还种了一片西红柿，许多同志吃过他种的西红柿。至1944年已开荒地六万亩，打窑洞690孔，建能容2000余人的大礼堂一座。1944年全校女同志纺纱6000斤，每个队都养有不少猪、牛、羊，蔬菜完全自给，生活大为改善。 彭校长强调搞好团结就要认识团结的重要性，发生问题严格要求自己，多做自我批评，克服各种影响团结的不良作风，遇事要发扬民主，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走群众路线，但也要注意坚持原则，加强纪律性，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各个山头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从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把个人和单位的作风统一为抗大的作风，党的作风。
大家听后感觉讲得客观全面，有些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些因为误会造成的矛盾，经过交谈，解除了误会。人人都注意自觉维护团结，团结局面大为改善。
工作深入，学习刻苦
彭校长这方面的表现，非一般人可比。他找过许多队干部和学员谈话，他认识很多学员。有不少已成熟人。因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许多工作人员和学员也主动找他谈问题。他对学校的情况了解得很及时也很具体。一次去东华池工地，除巡视工作外，在三四天内找了16个同学谈话，工地的情况他很快就全了解了。一对学员夫妇，因不满意生产劳动太多，开小差被抓住送回来，彭校长认为这是个典型事件，亲自与他们谈话，让他们尽所欲言，既进行严肃地批评，又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使他们很受感动。彭校长睡眠时间较少，他说已成习惯，几乎每天都在12点以后睡觉，有时到凌晨两三点。利用这段清静的时间，一是学习，看了许多书；二是写给上级的报告稿，他的发言讲话稿有时也给杂志投稿，他还要天天写日记。参加革命后，他就有了记日记的习惯，1934年4月以前的日记丢掉了，1934年4月至1949年12月期间写的日记达80万字（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王震上将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他的日记，时间久远数量多，对这位独臂将军真是难得，很使人敬佩。”彭校长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天天写作的习惯，久而久之，对他水平、能力的提高，无疑会起很大的作用。
关心部属，无微不至
彭校长对部属是非常关心的，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1945年初，二大队学员邢培林，突患急性肾炎，全身浮肿，并伴有心力衰竭，病情危重。半个多月没有进食，想注射葡萄糖，因浮肿找不到血管无法注射。当时又没有什么药品，医生集体研究，用洗热水澡，出汗排毒的方法治疗。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哪里去找澡盆呢？后来听说校部有木制澡盆，彭校长很快知道了此事，便把休养连的领导叫来，说这件事人命关天，耽误不得，快把木盆拿去，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能解决的一定解决，要积极抢救这个小同学。经过天天洗澡及治疗，一个月后，邢培林的肾炎就慢慢好了起来，他知道彭校长对他这么关心，感动得热泪直流。
彭校长在抗大七分校的公务员宋军，1948年在太原战役中任指导员时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彭校长调北京工作，特地派人到冀中饶阳农村把宋军的父母，接到北京，住了些日子，他说这样心里才舒服些，得到一些安慰。
彭校长对我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很关心，有两件事令我非常感动。一是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叫他去东北工作，他先到了延安，然后叫他的家属和我们几名随行人员后去，为了沿途住宿方便，同志们劝我们（我的妻子魏维钧，也是抗大七分校女生队的学员）结婚。到延安后，贺龙司令员向党中央建议把彭绍辉留在晋绥，我们住在抗大七分校兵站等待。此时，中央给他一个临时任务，到晋绥、晋察冀去一趟，要走几个月。因他的工作一时定不下来，我提出与其在兵站等待还不如在延安学习一段，组织同意并决定我到延安中央党校，魏维钧到延安大学学习。我们在兵站等待入学，彭校长经过绥德时，托抗大七分校供给部一位同志，给我们带来陕甘宁边区币五万元，说我们结婚后可能要用一些钱，我们知道这是他残疾补助金的钱，虽然很不想要，但也无法退给他了。另一次是1946年春，延安中央党校决定把1945年从党校去东北工作同志的妻子（大部也是党校学员）和孩子送去东北，同时让党校一部分适合去东北工作的男学员一起走，因当时与彭校长失去联系，我也被分配去东北，当走到山西五寨县时，碰到从张家口返回去吕梁军区任司令员的彭校长，他叫我俩人随他去吕梁并谈到最近去东北的路线可能不通了。由于当时我妻子已怀孕，再过两个月就要生产，我想如果东北过不去，在张家口生孩子后可送回老家。他同意我们的意见。临别时他给冀察军区郭天民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让他给我们解决一点儿布。他说，生孩子以后尿布是绝对少不了的，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怎么办？我们听了以后既惊讶又感动，几乎流出眼泪。彭校长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我们还没想到的事情他都给想到了。
抗大七分校的学工人员，经过这段艰苦生活、繁重劳动、认真学习、严格训练，学习和发扬抗大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对于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了我党我军的一批骨干力量。后来多数成了地师级干部，有一部分成了军级干部。
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在延安枣园彭绍辉向毛主席汇报了抗大七分校的情况，毛主席当面表扬了七分校。1945年10月25日，校部和第一大队开赴前方时，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接见了大家。
抗大七分校只是彭绍辉革命历史的一段。在纪念彭绍辉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他的过去，重新缅怀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坚定革命立场；缅怀他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服从组织，爱护部属，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缅怀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刻苦学习的忘我工作精神。在逝世前10小时，他还在参加会议和讲话，为革命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彭校长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