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当大平正芳问起中国的未来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小康”的发展目标——“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对于当时大部分人口仍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需要铆足马力去实现的愿景。
　　“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时代的车轮行至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确认了“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知不觉，“小康社会”这幅蓝图的最后一块拼图已被捏在手中。但当手机成为日用品、朋友圈转发着“堵城”的段子、营养专家在电视上讲授着如何健康饮食、温饱早已不是人们考虑的问题时，我们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多远？应如何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环球人物》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毛寿龙。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毛寿龙告诉记者，“小康”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被提出，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原指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小康”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相对应的政策也在变化。
　　毛寿龙说，从1979年我国首提“小康”算起，每10年是一个发展阶段：头一个10年，从物资极度不丰富、实行配给制到有饭吃、有衣服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让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上世纪90年代是第二个10年，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让私营企业开始有活力，人们开始拥有股票等一些资本性收入;第三个10年，通过加入国际市场、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政策改革，政府实行扶持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政策，人们开始拥有大型资产性消费及资产性收入，住房、汽车、教育消费成为基本开支;现在第四个10年已过去了5年，随着私营企业行政审批改革、利率市场自由化，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大量出境旅游、求学成为新趋势，投资理财已变成经济生活的新热点。
　　应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给“小康”这个词及相关概念做了最新也是最后的定义。同时，明确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决胜就在今后这5年。
　　《环球人物》：如何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毛寿龙：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制订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包括经济、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经济上，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政治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有总体改善。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关照到农村的贫困人口，帮助他们脱贫，提出了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要求。这些标准每一个都要达标，是谓“全面”。
　　《环球人物》：现阶段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哪些差距？
　　毛寿龙：主要存在五大差距：一、政府和国家治理体系不甚完善。政府仍需深化改革，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二、社会发展不够成熟。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农村、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还较差，大部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贡献度较低。三、个人价值自我实现的问题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如网络暴力、“路怒症”等都反映了个人内心秩序的混乱与个人修养的缺失。四、公共服务领域有待完善。譬如，医疗服务过分集中于大城市，没有多中心化;体育投入不以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健康为标准，仍停留在“金牌体育”的阶段;教育改革也未到位，学术GDP、教育GDP仍为主导。五、环境管理不到位。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分类未普及等问题尚待解决。
　　《环球人物》：完成这个目标最艰巨的部分在哪里？
　　毛寿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意味没有贫困和处于温饱状态以下的人口。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海南省考察调研时曾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对于这一短板，国家也在全力补足。国家扶贫机构秉持发展性的精准扶贫政策，让更多人在脱离贫困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如何让他们有更好的工作、收入和生活，成为带领他们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不仅要保证他们吃饱穿暖，还要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
　　全方位调动社会力量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此次规划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写进五年规划的目标任务，被看作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之举。2020年前的这最后5年，既是任务艰巨的攻坚期，也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环球人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明大势、看大局。您认为是什么大势、大局？
　　毛寿龙：首先是要认清政治上的大势和大局。从国际上看，虽然现在跟周边国家有摩擦，跟美日关系时紧时松，但总体上讲不是战争年代，即使有导火索，也不会有炸药包，和平是大势。从国内来看，政治稳定。近日，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其中“不能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对于确保改革开放的共识有一定作用。
　　其次，对经济发展要明大势看大局。近5年，中国经济增速相比过去有所放缓，但仍保持着较好发展势头，处在黄金时代。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不必恐慌。
　　此外，社会总体是在稳定中发展。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发展势头仍在。老人摔了还是有人会扶;丢了钱包也有人送回来;公交车上排队、让座的多了……社会是在逐渐进步着的。
　　《环球人物》：“十三五”被看作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该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期？ 　　毛寿龙：总的来讲，经济发展最重要。要让市场充分发挥决定作用，自己寻找发展机会，政府只需起辅助性作用。但“十三五”规划具有指导性，可以对公共资源尤其是财政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
　　此外，还应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发挥作用。过去，包括企业、慈善机构、社团等社会力量仅开发了部分。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遇期，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市场、国际和资本市场的力量。
　　《环球人物》：“十三五”期间可能面临哪些内、外部压力和阻力？
　　毛寿龙：一是人口的压力。未富先老，老龄化严重。所以，五中全会上中央果断放开二胎政策。二是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发展，能耗会越来越大，若继续走粗放型发展、消费的道路，将面临资源不足的压力。三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从节约型社会向内需型社会转型迫在眉睫。四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本身会遭遇各种压力和阻力。
　　阻力则主要来自政治上反对改革的声音，改革共识的形成面临很大阻力。再者，改革一定会涉及很多利益集团，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者利益本身有调整分配，社会矛盾便随之而生。
　　《环球人物》：在这期间，收入差距是否会扩大？
　　毛寿龙：收入分为资本收入、资产收入、企业性收入、职业性收入和劳动收入。从一定程度上讲，拥有资本、资产、企业的人，其资本是一定高于普通人的，但这种收入差距是良性的。由于每个人职业的不同而产生职业性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因为不同行业辛苦程度、风险不一。至于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性收入，其实在逐步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性收入提高以后，整体上收入差距是缩小的。
　　但恶性收入差距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控制恶性收入差距就是不能搞特权，不能搞垄断，不能动用国家权力去操控某些领域，应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一个句号，一个开始
　　《环球人物》：国际上有许多唱衰中国发展的声音，该如何面对？
　　毛寿龙：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认为中国会解体，结果呢？90年代，有人说中国不可能发展市场经济，但中国设法避免了这些问题。现在，除了唱衰论还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中间观点，叫中国适应论;还有一种是保守观点，认为中国连改革开放都不需要，因循守旧最好。面对这些言论，我们只需要坚持主流观点：要发展必须改革开放，现阶段深化改革很有必要。在国际上有很多挑战，我们可以把这些挑战当做一个提醒，有理的则纳入改革开放思想库，无理的也就不用理他。
　　《环球人物》：回顾建设小康社会的35年历程，经验教训有哪些？
　　毛寿龙：回顾过去，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我们也忽略了不少问题，譬如，人的发展没有放在第一位，GDP发展，外在的、客观性的财富仍被放在第一位;发展在前、环保在后的意识仍旧存在，对废品的重视程度甚至在倒退;核心价值观里很多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这些遗留问题，到现在还是存在，虽然有矫正但是力度不够。在这接下来的5年，要给予更多关注。
　　《环球人物》：“十三五”对“第二个百年”规划的意义在哪里？
　　毛寿龙：第一个百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第二个百年，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十三五”作为第一个百年和第二个百年的衔接，是关键点上的关键规划。它的完成将为第一个百年画下完整的句号，为第二个百年打好坚实基础。这也是第二个百年攻坚的开始，对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重要意义。“十三五”承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向前可望见全面小康社会的硕果，向后可鼓起风帆，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