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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何休来解释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历代注释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来有学者从学理上否定了这一路径,认为董学未明的症结正在于此,力图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说,并举"远近内外"问题为例。本文从该例证出发,阐述新旧两种解说,分析出新说错误的原因在于误解了何休的"义例"。以此广论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观念之间的关系,重申"以何解董"的方法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