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约束与社会治理:r新时代治理行动面向的解释框架

来源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buyezhiche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道德约束之于社会治理的效力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相契合的.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以及规避“自利人”取向的理性集体行动;还需要以“软约束”活动为指导的道德约束.道德约束是柔性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尽管道德约束由于其固有特质在诸多方面无法企及被赋予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正式制度安排,但这并不能成为遮蔽道德约束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理由.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应当充分发挥道德约束的优势,做到“内外结合”、“刚柔结合”、“德法结合”.
其他文献
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已于2021年9月1日正式施行.本次修订围绕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促进办案提质增效,落实司法责任制、压实办案责任、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内容,同时完善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执行监督等程序规范.以新时代检察监督新理念为引领,结合新增或修改的重点内容解读规则,呈现监督规则形成过程中的一些考量,有利于为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准确理解和适用修订后规则的逻辑框架.
毛泽东曾经用“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来给自己“定论”。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一生两件大事的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1981年历史决议之前的肯定阶段,二是1981年历史决议之后的搁置阶段,三是“八九政治风波”之后胡乔木、薄一波、胡绳、许全兴的新解读阶段。这一新的解读有利于对历史认识的全面和深化。中央文件用“党的三件大事”概括党的历程。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的史料的公布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一研究仍然具有广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乃至中共建党,相当程度上是先进知识分子政治抉择与理性行动的结果,也是其对自身承载的文化予以继承、发展、创造的过程。因为开放,社会主义思潮得以从上海登陆传入;因为崇文,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上海深入腹地,在中国广泛传播;因为和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党组织得以建立发展壮大;因为务实,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各地深入开展。江南文化四个特质表现在建党过程中,环环相扣、互相促进、彼此交融。开放使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成为可能;崇文为创建党组织发展党员提供思想氛围,和合为工农运动创造团结的条件;务实又为马克
陈公培自幼就受到家庭的反满革命和女权思想教育,五四运动中受新思潮的影响,中辍大学生活,修习法语,想赴法国留学。他积极撰写文章,揭露社会不平等,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宣传妇女解放,工人应做社会主人等思想。1920年夏,因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上海参加了筹划中共创建的活动,旋即赴法勤工俭学。他在法国阅读社会主义书籍。1921年春参加张申府在巴黎创立的中共支部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精神成长史。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一座明珠荟萃的精神宝库,它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成果,凝聚着中国革命斗争的精神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成熟的精神丰碑。延安精神在党的精神谱系上赓续革命斗争薪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传承五四精神续写革命精神新华章,承继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延安精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着光照千秋指引未来的功能,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注入永葆活力的精神元素。
风险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题中之意。现代风险具有跨时间边界、地域边界、功能边界、自然边界的跨界传播特征。与此相适应,风险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在治理过程上,坚持源头治理,注重风险识别和风险预警,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治理机制上,坚持协同治理,加强顶层设计,打好风险治理的“组合拳”;在治理客体上,坚持全面治理,加大对人为风险的防控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治理主体上,坚持全球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南京局于1946年5月成立,前后共存在10个月,时间虽短,但它却出色地完成了统战使命。在庞大而健全的组织体系下,南京局领导开展了对第三方面、青年学生、国民党军事将领以及国际和平力量的统战工作。注重运用宣传舆论、纪念活动、联谊交友等统战形式,灵活掌握公开与隐蔽、团结与斗争、海内与海外相结合的统战技巧。构建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它为1947年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及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奠定了民心基础。南京局的大统战格局诠释了中共“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精深之道。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共同富裕思想。整体把握和科学理解这一思想的具体内涵和精神实质,需要从建党百年历史维度出发,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实践逻辑三方面梳理总结其发展脉络、内在规律及其时代价值。从历史逻辑来讲,它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面临和解决中国人民迫切需求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必然;从理论逻辑来讲,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相融合的理论必要;从实践逻辑来讲,它是应对新时代面临的新的主要矛盾、新挑战以及“两个大局”的实践必需。
基层党建是构筑乡村振兴强大动力系统的关键。实践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根据链接资源与组织整合的程度呈现出悬浮、输入、融入和嵌入四种不同类型。不同的类型意味着党管农村工作的效能存在差异化。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关键要在差异化中调适基层党建与乡土社会关系,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行动优势。区域性创新案例研究表明,必须明确在实施重要事权中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的关键环节和建立“惠从党来”工作机制,保障党组织在基层组织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地位。
延安十三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党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由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党把毛泽东思想写在旗帜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形成第一代成熟中央领导集体,为领导革命胜利提供重要的领导基础和组织保证;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完成建设大党的任务;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为执掌全国政权积累了成功经验;党培育出伟大的延安精神,使延安成为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家园,延安精神成为融入到共产党人血脉中的“集体记忆”和不懈奋斗的永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