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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比利时人范克高夫住在北京朝阳门附近。2008年，范克高夫打算申请一张中国绿卡。此时距他首次来华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期间，他为北京市投资局做过顾问，在北京市奥运会团队里承担过多项工作，长期担任比利时王国外贸部部长中国高级顾问。因为他在中西交往中的贡献，获得了包括外国人在华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内的各种奖项。
即便如此，他申请绿卡时，仍然遇到不小的困难。办理绿卡的工作人员，不断要求他提供各种证明，“没完没了”。
不得已，他把所有的荣誉、资料都装进那个大箱子里，带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拿不到绿卡，在中国就没外国人能拿到！”范克高夫说，最后那个工作人员对他说了实话，“我们不想发‘绿卡，给外国人”。
一张“绿卡”成了观察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角度。与之相对，在外国人眼里，“绿卡”也成了中国开放程度的一根标尺。从2018年3月份开始，这根标尺发生了巨大变化。
“初级阶段”
有数据显示，新政权成立后到1990年代，中国只给不到100位外籍人士办理过永久居留资格。其他人要么是临时居留，要么是非法居留。
2004年，范克高夫的朋友鲍尔在中国居住了12年了。这一年的8月，公安部、外交部颁布实施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原则上，持卡人可享受国民待遇。也就是说，有了这张“绿卡”，在华外国人在出入境、就业、购房、子女教育、社保等领域将获很大便利。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看来，这个版本的“绿卡”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官本位。“人才在单位里面必须当官，不当经理、厂长就不是人才了？这还是中国传统思路。”
看到这些严苛的条件，鲍尔打算放弃了。但一位在广州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朋友多次鼓励他申请，还硬塞给他一份申请表。既然如此，抱着碰运气的心态，鲍尔递交了申请。一场“绿卡闖关”之旅也随之开启。
闯关
第一关：盖章
众多需要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然而要申请人亲自去盖章。鲍尔当时国内工作忙，让一位律师朋友以公证人身份代自己去申请盖章，而且这个律师还要再去华盛顿的政府部门证明自己公证人的身份。最后，这份无罪证明要发给中国驻美大使馆盖章，证明这个文件确实来自美国。原本一页的无罪证明，算上所有附加手续，共包含了30张文件。
“这真的太疯狂了。”鲍尔说。光是拿到这份证明，他就用了6个星期。
第二关：政治背景审核。
好不容易交齐了材料，当地公安部门开始到他所住地调查，每层挨家挨户地询问他的情况。
鲍尔一听，紧张了起来。他当时有个“小秘密”：申请“绿卡”的前一天，他和一位中国出租车司机吵架，双方都动手了。
“我想到这事，觉得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通过‘绿卡了。”递交申请七个月后，鲍尔觉得希望渺茫。为彻底放下这件事，鲍尔索性给在北京的公安部门打电话询问自己“绿卡”的情况。
听了一串“抱歉，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后，鲍尔已经心灰意冷。不过，电话最后转接到一位女士，她突然说，“等等，我知道你。你的申请我们三个月前就批准了。”
鲍尔欣喜若狂。他马上按要求交了申请照片，两周后，鲍尔终于有了自己的“绿卡”。
“危险的临界点”
2008年，范克高夫终于也拿到了绿卡。到现在他都还记得，那位声称不愿意给他发绿卡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大体上就不太想发绿卡，给外国人，因为你太特殊了（特殊人才类），我们才给你的。”
“以国际眼光来看，这种模式是非常落后的。”刘国福说，外国人看到这些制度，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申请绿卡为什么要找单位领导签字？领导不批怎么办？又搞人际关系了。国际化不能弄这一套，不跟国际接轨，只搞自己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持卡13年，鲍尔只在网上结识了两位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朋友，他身边的大部分外国朋友都没申请，他们觉得就算自己符合标准，不认识政府的人，没“关系”也过不了。
这带来一个后果是，中国人才不断移民国外，外国人才却很少能移民中国，中国人才长期以来都处于净流出局面。
“这种背景下，想吸引人才回流极其困难。”刘国福说。“中国经济属于低位，而政策环境、社会福利等都以经济为基础，咱们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不要说吸引人才，我们目前还面临巨大的危险，就是人才流失。”
“门开了”
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才的态度，确实在发生变化。2014年5月22日，50多名在上海的外国专家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了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如果人思想禁锢、心胸封闭，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
2018年3月，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其中包括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方案。更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绿卡”的发放速度变得更快了。据官方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两个月后，就审批了1881名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在华永久居留，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量。
“绿卡审批的逻辑从侧重于特别高端的外国人才。慢慢向外籍华人打开，向那些不是特别高端的，但也是技能型的外国人才在放开。”刘国福说。
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此前，中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走得太慢了。很多制度“和国际上比起来要落后个五十年”，刘国福说，“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比较，还是落后太多了”。
最近，鲍尔琢磨着再给政府写信，咨询“绿卡”持卡者子女教育落实问题。这个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了跟中国家长一样的烦恼。
他儿子没有北京学籍，虽然现在在北京读书，但不能在此参加高考。鲍尔说，他对此专门做过研究，如果孩子的父母都是外国国籍，是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的，但当家长一方是中国人时，这个政策落实起来就变得困难了。他在犹豫，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自己是让孩子回广州参加高考，还是干脆回到美国去。
今年3月，因为上海一家大型酒店现在都不接受“绿卡”入住，范克高夫和对方大吵了一架。他觉得，中国是他的家，他不能接受自己拿了十年“绿卡”，在国内还要随身带护照证明身份的荒谬。
不过，今年的平遥古城之旅又抹去了这些不快。
“买门票时，我看了说明，我想我已经退休了，也该享受免费待遇了。”范克高夫把“绿卡”交给售票员。那位女士拿走卡，消失了五分钟，回来时，卡上贴了个标签，他看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检票口有两个通道，一个刷门票，一个刷身份证。范克高夫没有拿到票，他只好大着胆子把自己的“绿卡”放在身份证扫描机前。
“哔哔。”门开了。
摘自《看天下》
即便如此，他申请绿卡时，仍然遇到不小的困难。办理绿卡的工作人员，不断要求他提供各种证明，“没完没了”。
不得已，他把所有的荣誉、资料都装进那个大箱子里，带到出入境管理部门，“我想告诉他们，如果我拿不到绿卡，在中国就没外国人能拿到！”范克高夫说，最后那个工作人员对他说了实话，“我们不想发‘绿卡，给外国人”。
一张“绿卡”成了观察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角度。与之相对，在外国人眼里，“绿卡”也成了中国开放程度的一根标尺。从2018年3月份开始，这根标尺发生了巨大变化。
“初级阶段”
有数据显示，新政权成立后到1990年代，中国只给不到100位外籍人士办理过永久居留资格。其他人要么是临时居留，要么是非法居留。
2004年，范克高夫的朋友鲍尔在中国居住了12年了。这一年的8月，公安部、外交部颁布实施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原则上，持卡人可享受国民待遇。也就是说，有了这张“绿卡”，在华外国人在出入境、就业、购房、子女教育、社保等领域将获很大便利。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看来，这个版本的“绿卡”制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官本位。“人才在单位里面必须当官，不当经理、厂长就不是人才了？这还是中国传统思路。”
看到这些严苛的条件，鲍尔打算放弃了。但一位在广州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朋友多次鼓励他申请，还硬塞给他一份申请表。既然如此，抱着碰运气的心态，鲍尔递交了申请。一场“绿卡闖关”之旅也随之开启。
闯关
第一关：盖章
众多需要提交的材料中，包含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然而要申请人亲自去盖章。鲍尔当时国内工作忙，让一位律师朋友以公证人身份代自己去申请盖章，而且这个律师还要再去华盛顿的政府部门证明自己公证人的身份。最后，这份无罪证明要发给中国驻美大使馆盖章，证明这个文件确实来自美国。原本一页的无罪证明，算上所有附加手续，共包含了30张文件。
“这真的太疯狂了。”鲍尔说。光是拿到这份证明，他就用了6个星期。
第二关：政治背景审核。
好不容易交齐了材料，当地公安部门开始到他所住地调查，每层挨家挨户地询问他的情况。
鲍尔一听，紧张了起来。他当时有个“小秘密”：申请“绿卡”的前一天，他和一位中国出租车司机吵架，双方都动手了。
“我想到这事，觉得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通过‘绿卡了。”递交申请七个月后，鲍尔觉得希望渺茫。为彻底放下这件事，鲍尔索性给在北京的公安部门打电话询问自己“绿卡”的情况。
听了一串“抱歉，我们不能提供任何信息”后，鲍尔已经心灰意冷。不过，电话最后转接到一位女士，她突然说，“等等，我知道你。你的申请我们三个月前就批准了。”
鲍尔欣喜若狂。他马上按要求交了申请照片，两周后，鲍尔终于有了自己的“绿卡”。
“危险的临界点”
2008年，范克高夫终于也拿到了绿卡。到现在他都还记得，那位声称不愿意给他发绿卡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大体上就不太想发绿卡，给外国人，因为你太特殊了（特殊人才类），我们才给你的。”
“以国际眼光来看，这种模式是非常落后的。”刘国福说，外国人看到这些制度，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申请绿卡为什么要找单位领导签字？领导不批怎么办？又搞人际关系了。国际化不能弄这一套，不跟国际接轨，只搞自己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持卡13年，鲍尔只在网上结识了两位持有中国“绿卡”的外国朋友，他身边的大部分外国朋友都没申请，他们觉得就算自己符合标准，不认识政府的人，没“关系”也过不了。
这带来一个后果是，中国人才不断移民国外，外国人才却很少能移民中国，中国人才长期以来都处于净流出局面。
“这种背景下，想吸引人才回流极其困难。”刘国福说。“中国经济属于低位，而政策环境、社会福利等都以经济为基础，咱们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不要说吸引人才，我们目前还面临巨大的危险，就是人才流失。”
“门开了”
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才的态度，确实在发生变化。2014年5月22日，50多名在上海的外国专家参加了一场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了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习近平说，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如果人思想禁锢、心胸封闭，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
2018年3月，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其中包括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方案。更引人关注的是，中国“绿卡”的发放速度变得更快了。据官方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挂牌两个月后，就审批了1881名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在华永久居留，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量。
“绿卡审批的逻辑从侧重于特别高端的外国人才。慢慢向外籍华人打开，向那些不是特别高端的，但也是技能型的外国人才在放开。”刘国福说。
不过，在他看来，现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此前，中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走得太慢了。很多制度“和国际上比起来要落后个五十年”，刘国福说，“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移民国家比较，还是落后太多了”。
最近，鲍尔琢磨着再给政府写信，咨询“绿卡”持卡者子女教育落实问题。这个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了跟中国家长一样的烦恼。
他儿子没有北京学籍，虽然现在在北京读书，但不能在此参加高考。鲍尔说，他对此专门做过研究，如果孩子的父母都是外国国籍，是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的，但当家长一方是中国人时，这个政策落实起来就变得困难了。他在犹豫，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自己是让孩子回广州参加高考，还是干脆回到美国去。
今年3月，因为上海一家大型酒店现在都不接受“绿卡”入住，范克高夫和对方大吵了一架。他觉得，中国是他的家，他不能接受自己拿了十年“绿卡”，在国内还要随身带护照证明身份的荒谬。
不过，今年的平遥古城之旅又抹去了这些不快。
“买门票时，我看了说明，我想我已经退休了，也该享受免费待遇了。”范克高夫把“绿卡”交给售票员。那位女士拿走卡，消失了五分钟，回来时，卡上贴了个标签，他看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检票口有两个通道，一个刷门票，一个刷身份证。范克高夫没有拿到票，他只好大着胆子把自己的“绿卡”放在身份证扫描机前。
“哔哔。”门开了。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