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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设计圈里最跨界的设计师之一，何颂飞早年参与了众多设计实践项目。为德国企业设计汽车驾驶系统，为美国企业研究飞机机舱。同时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设计师，拥有系统化的研究和前瞻性的思考。他研究的课题横跨多个学科，从城市环境到生态厕所，从移动交通到睡眠问题。各个课题之间相互关联，最终的成果往往落实在产品设计、服务设计等方面。
近5年来，他放弃所有商业项目，出于一个中国设计师的使命感，将研究领域聚焦在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上。基于中国国情语境下，在文化可持续方面，通过生活方式研究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交互体验和服务设计进行整合。用系统的设计研究，建立大众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树立文化自信，融合三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促进乡村振兴，城乡资源融合及互通。
2017年6月14日，由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与北京服装学院共建的“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何颂飞任常务副院长，负责日常工作的统筹与执行。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以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出发点，立足设计产业，引领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系统研究与设计实践来推动行业的设计创新能力，推动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设计》：介绍下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的成立背景？
何頌飞：中国生活方式研究院是北京服装学院与工信部合作成立的一个机构，受双方共同领导。发展和推动工业设计，已经受到了中央层面上的重视。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也提到了成立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信部推动、促进工业设计的工作，由下属的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执行。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一个重要策略是与各个高校合作，进行专项领域的研究。例如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中国服务设计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做老龄化设计方面的研究。与北京服装学院成立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工信部对合作的研究机构一般要求是校级领导来负责，这样才能整合更多的资源。在北服，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有正式的编制、设定岗位，并投入一定的运营经费。院长是我们詹炳宏副校长，在他的带动和支持下，我们成立之后做了不少事情。
《设计》：如何界定研究院的工作职责？
何颂飞：成立初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讨，从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首先一定是从中国的产业发展、中国的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来做整体工作的规划。目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已经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物质供给的问题，而是落在百姓对品质的要求和供给的关系上。从中央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如何定义中国人的幸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品质，设计如何起到促进作用这是很重要的。
其次，我们反过来看设计应该做些什么。中国已经拥有了深圳，上海，北京，武汉四个设计之都，中国工业设计的产业体量也已经过几千亿了。国家负担基础产业，例如飞机、高铁、石油、能源、环保、土地政策等都是基础建设和资源控制领域的，那么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主要是在制造业、服务业领域，设计主要活跃在这些领域，尤其在生活的终端层面，像小米、华为、海尔这样的企业。
最后，我们要思考总书记在两会报告中提到的文化振兴、乡村振兴的责任，现代设计产业如何帮助传统的农耕文化复兴发展。同时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现代设计方法、设计思维、设计理论和工具、以及各种资源如何起到作用。通过设计来扶贫最近也很热，正好说明社会各界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设计》：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何颂飞：“中国”的概念很大很庞杂，不仅指联合国里代表我们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还包括56个民族以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一切。中国是一个有着3000多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家，工业化的历程也仅仅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90年代开始我们又迈入了信息时代。工业化过程中，我们许多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西方的，照搬或者学习西方的，因为中国自己文化没有。在改革开放40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在我看来是很重要很本质的问题。设计是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7北京已经把自身能够承载的资源用尽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都不足以支撑首都按现有的方式继续发展了，所以才会产生雄安新区，才会提京津冀一体化，让整个地域的资源来支撑首都的继续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也是用区域的资源来支撑上海的发展，珠三角也一样，用大湾区的资源来支撑广州和深圳的发展，由几个核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这些是我们借鉴西方城市发展的道路。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古代文明，很多世界古代文明都已经消失，埃及灭亡，印度发生巨大变化，两河流域支离破碎，只有中国文化—直没有断绝。这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有关联的，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积淀和传承。农耕的特点是所有东西都是固化的、稳定的。土地是固定的，耕地是固定的，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市场关系都是固化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传统的村落，才会讲究家族血脉，落叶归根，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站在城市生活的角度，站在产业的顶端，如何看待国家的主要矛盾？两会谈到的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实质上是分不开的。资本流通和经济全球化推动的现代城市是具有游牧的概念，西方人随资本、市场流动，所以他们不需要买房子。但相反，中国人对买房有强烈的愿望。中国人对房子的概念是基于过去的文化。很多住楼房住别墅的人仍然愿意在阳台上、花园里种菜，包括很多移民到国外的中国人也愿意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蔬菜，这都是典型农耕文化的体现。过去农村人通过高考，现在是打工进入到城市，留在城市里了，回不到乡村，这就是我们乡愁的来源，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最初发展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基本矛盾，就是城乡二元对立。
《设计》：什么才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何颂飞：过去都是从物的角度上来看生活，从前没有家电、汽车、现在有了。工业设计都是在做产品设计、跟产品的生产销售有关。企业都是以生产作为基础的制造型企业。但是现在当人们拥有所有产品的时候就幸福了吗？这仅仅是对物的占有，并没有从本质上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对于设计的认知改变了，设计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产品，而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满足基本的目标需求就够了。 《设计》：目前在做哪些项目？
何颂飞：我们要追本溯源地看问题，找到问题最本质的东西。设计是否有助于城乡矛盾的解决、是否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宏观很系统的事业。在现阶段去看设计能够做哪些尝试。基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我们找到了几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领域做研究和实践。动用的都是全校的资源，跨越多个学科和院系，目前设计团队的参与人员是各个不同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
第一个案例是位于苏州的江南古镇震泽，它是国家级的丝绸特色小镇。为何是镇而不是村，村是过去农耕文化的延续，现代化的资源是很难进去的。镇是小规模的，可以把乡村跟城市连接起来，把过去的生产关系推到现代生产关系中进行整合。我们在为这个江南古镇做全领域的产业规划，而不仅仅是做表面的设计。丝绸是基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要跟当地人的生活结合，把这个产业的设计放到人和社会的关系里面来看，把蚕桑丝绸放到中国文化符号的层面来看。我们要研究这里百姓的生活状态以及文化资源，从整体角度打造生活方式的设计。人们生活品质如何提高，产业如何提升，与地域环境如何协调。目前已为这个古镇设计了500多项产品和服务方式，我们要在三年的合作期限之内，做出一定的成绩。首先有文化的基础研究，出发点是国计民生，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要保持这样的生活，百姓如何感到幸福，他们要保留什么，改变什么，提升什么，从这个角度上进行设计。从农耕文化的角度出发，用现代的设计方法、产业资源给当地做提升。提升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丝绸产业的提升，二是如何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到这个产业里面。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丝绸文化的传承中心，从种桑养蚕开始到缫丝，通过工业化织成绫罗绸缎，应用到丝巾、睡衣、礼服等丝绸产品，再到生活体验等方面。这样才能到达生活的层面，把整个链条打通，从农耕到生产制造到服务业。人才是整个环节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我们还会从社会创新的角度上做进一步的研读和规划，比如以丝材料、丝绸文化为主题做体验空间，还有古镇的传统食物，以及太湖地区的特产，传统的食物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载体。这些是要综合考虑的，而不能像之前做特色小镇，把每一个部分进行剥离。我们不会参考周庄、同里、乌镇这样的古镇模式。缺少当地的老百姓，全都是外来人口开酒店餐馆，熙熙攘攘的游客即来即走，这样是无法感受到江南文化的。
第二个是昆明的石林县，石林是国家风景名胜，也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他们的要求是：石林的遗产是否有利于当地社区和文化的发展？旅游资源是否带动了百姓生活的发展？北京市一位领导任职昆明，帮我们对接了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最初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去发展当地民族刺绣产业，具有扶贫的目的。我们去考察了当地彝族地区的彝绣，如何帮助彝绣发展做出产业规划，既保留了它的传统，又保持了民族的生活习惯，同时能够让它走向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让民族元素和现代时尚相结合。早在云南之前，我们研究院的院长，带着我们团队在广西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广西的少数民族都有哪些？有什么特色？他们有什么传统文化要素？要保留什么？设计能够帮助到什么7如何把外界的资源进行对接，比如品牌、销售资源、生产资源等，而不是纯粹的对他们进行粗暴的帮扶，简单的给绣娘下订单，始终把他们放在产业链的末梢上。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提升，让他们学会珍惜自己的文化，自发的发展。
第三个合作是江苏宿迁的洋河新区。这是著名的洋河酒厂所在地，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白酒文化。中国特有的白酒是我们选择文化可持续设计研究的第二个领域。目前苏酒产业规模很大，但也有危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喝白酒，也不了解白酒。下幾代人不消费白酒，那中国的白酒产业就会消逝。未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不关注传统，传统如何传承延续呢？如何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传统文化上面，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使用、体验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才能传承，这是创新。文化要延续，不能光有传承，还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把传统与国情民生结合，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的白酒文化为什么不能像红酒一样走向世界？江小白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把文案和传播做得很好，形成了品牌的号召力，年轻人都会关注江小白。但是酒很难喝，产品和服务是同等重要的。
第四个选择的文化元素是茶。茶是中国传统农耕产业中很具有文化特性的产品，中国产业种植区域和品类很多。现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会讲茶道，办公室里都放着茶海，很多茶叶和器具。过去中国人传统上好茶大多是绿茶，后来港台提升了普洱、铁观音、乌龙茶的市场价值。但年轻人好像不怎么关注茶。康师傅等企业旗下也有乌龙茶、冰红茶、东方树叶等产品，这种思路是对的。我们看到一些品牌，像小罐茶、因味茶这些品牌也都在努力，我们还想再找一个角度去切入。为什么年轻人愿意喝咖啡？因为这符合现代的生活需求和节奏。我们的设计和供给出现了问题。星巴克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喝咖啡的同时可以上网工作谈事。很多企业办公楼的一层都有咖啡厅。我们到日本考察，虽然日本的咖啡文化战后发展很快，但完整的保留了传统的茶文化，有很好适合年轻人的品牌和产品，日本的年轻人完全不排斥。我们能否做一个像星巴克一样的茶品牌，让全世界的人们感受到中国传统茶饮的好。
第五个我们想做的是中药，中药现在几乎在医疗体系里处在一个边缘位置，甚至有各种质疑和否定的声音。我们想从健康养生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药，看看用设计能不能发挥中药的优点和文化特色。我们到云南和湖南考察，目前选择了云南的中药。云南地区物产丰富，生物多样性非常好。但这些中草药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里，讲究药食同源，药材是我们食物的一部分。我们的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都不是很完善，如果这种社会保障系统在西方社会，可能早就崩溃了，但在中国没有。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老百姓都食疗食补，药食同源，通过饮食调理的方式，我们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
《设计》：如何看待传统工艺与现代工业的关系？
何颂飞：农耕时代的好产品是通过手工的方式生产的，提倡工匠精神。在工业化时代，才会有工业设计，用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新技术、新材料来供给生活的需要，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给人们提供需求的产品。非遗是用传统的手工艺方式，用过去的生产关系来提供社会的物质供给。工业产品是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提供，手工加工还是机器制造，都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两者不是对立的，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设计》：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
何颂飞：杂音和干扰一直都会有。生活方式对于百姓来说只是日常生活，小日子过得顺就好，人文情怀、艺术审美、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等等并不是老百姓的普遍诉求。这才是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的困难。如何根据现有的资源和体制，平衡百姓的诉求，企业的诉求，产业的诉求，政府的诉求，这些都不容易。如何从中协调，把工作一步步推进，没有一开始就达到理想的。我们要在全领域的角度上做推动是很困难的。我们做不同的产品品类供他们挑选，就是要把他们的眼界打开，让他们看到各种可能性。有些事要政府来引领的，有些是要企业参与的，有些是要老百姓接受的，这是不同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
《设计》：国家希望做成示范项目，是希望这些模式能够复制或者沿续？
何颂飞：之所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选点，就是要验证我们的设计方法是可复制的。比如，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思路就是可复制的，在广西可以，那么在云南也应该可以。对传统产业领域也必须是可复制的。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设计是一种改变和推动的方法。
《设计》：您的研究方向是否受到了柳先生的影响？
何颂飞：柳先生是从全社会的角度上，提出设计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延续的第三种智慧，他提出了设计的事理学。我跟随老师，很受事理学的影响，习惯从更宏观的角度上俯视设计，只有这样才会清醒的看到设计的本质。设计应该承载更多的使用价值，我们在做设计时能否解决更宏大的问题。为什么叫生活方式设计？理解上，不是以物为基础的设计，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设计，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社会和企业服务，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过去我们请外国专家来，以为西方先进，可以帮中国解决问题。但事实证明，西方的模式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全球化和本土化是一体两面的事，解决了中国本土的设计，自然会走向世界。茶能不能做得像星巴克一样，丝绸能不能做得像爱马仕一样？我們还是要立足于本土。消费者和设计者最了解这—方水土上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有义务去理解。不理解就会把我们老百姓的价值认知，把我们的企业带入歧途，浪费我们的资源。我们做这些事情也都是要放在一个系统里，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首先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解决中国的国计民生的问题。
《设计》：如何理解中国国情语境？
何颂飞：就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状态来认识问题。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本土文化遭遇了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如何发展？发展有很多模式，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在寻求改变中国落后的发展方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去中国农耕文化发达，“体”、“用”是协调的，中国的文化思想、价值选择和中国的生活、生产方式是匹配的。居住在农村，精耕细作，农耕技术和社会关系，村落、邻里关系是协调的，儒家的礼制思想也是协调的，所以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今天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社会状态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资本的核心本质是流通。是要在最大范围内找资源和市场，生产之后卖出去。才产生了殖民地、才有东印度公司，有鸦片战争。其实中美贸易战和当年鸦片战争的情况是类似的，都是贸易不平衡。看问题要看本质，我曾经提出过设计三生一一生态、生产、生活，基于这三者来建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的本质是在特定的时空关系里人和物发生互动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空间是文化产生的根源，文化是由地域环境所造成的，时间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文明程度的提高是随着社会发展产生的。生活方式设计就是时空关系下，人们对幸福定义。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和陕北地区的老百姓要生活幸福，路径、生活环境、条件都是不同的，设计在这里面也会有差别，但方法是—样的。目的是用一个系统思想方法去做设计，但是要因地制宜，每个地方的条件都不—样，所以选不同地区也是要因地制宜地来提升。
《设计》：您经常作为评委出席活动，这些活动及比赛的价值何在？
何颂飞：我认为在中国设计的发展阶段，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有助于确定我们自己的设计价值评价。中国的市场很大，需要行业的标准很多，奖项的目的是促进产业的发展。红星奖是北京市科委设的奖，是能够推动创新设计产业化的。企业性的奖项或许会有私心，但大多还是以推动创新为目的的。客观上讲，有的奖应该可以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做出改变。红星奖开始设服务设计奖，说明大家都认识到光有产品是不解决问题的。
《设计》：您培养的学生的毕业去向是怎样的？
何颂飞：我很强调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设计技巧没那么重要。至少建立几个基本能力：事理学的方法论、服务设计的思维、交互体验的技巧、产品工程的能力。按照这个要求培训他们，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还算不错，所以他们现在去企业的战略部门、策划部门、服务设计部门的比较多。.
近5年来，他放弃所有商业项目，出于一个中国设计师的使命感，将研究领域聚焦在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上。基于中国国情语境下，在文化可持续方面，通过生活方式研究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交互体验和服务设计进行整合。用系统的设计研究，建立大众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树立文化自信，融合三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促进乡村振兴，城乡资源融合及互通。
2017年6月14日，由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与北京服装学院共建的“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何颂飞任常务副院长，负责日常工作的统筹与执行。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以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出发点，立足设计产业，引领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系统研究与设计实践来推动行业的设计创新能力，推动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设计》：介绍下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的成立背景？
何頌飞：中国生活方式研究院是北京服装学院与工信部合作成立的一个机构，受双方共同领导。发展和推动工业设计，已经受到了中央层面上的重视。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也提到了成立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信部推动、促进工业设计的工作，由下属的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执行。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一个重要策略是与各个高校合作，进行专项领域的研究。例如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中国服务设计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做老龄化设计方面的研究。与北京服装学院成立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工信部对合作的研究机构一般要求是校级领导来负责，这样才能整合更多的资源。在北服，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有正式的编制、设定岗位，并投入一定的运营经费。院长是我们詹炳宏副校长，在他的带动和支持下，我们成立之后做了不少事情。
《设计》：如何界定研究院的工作职责？
何颂飞：成立初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讨，从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首先一定是从中国的产业发展、中国的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来做整体工作的规划。目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已经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物质供给的问题，而是落在百姓对品质的要求和供给的关系上。从中央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如何定义中国人的幸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品质，设计如何起到促进作用这是很重要的。
其次，我们反过来看设计应该做些什么。中国已经拥有了深圳，上海，北京，武汉四个设计之都，中国工业设计的产业体量也已经过几千亿了。国家负担基础产业，例如飞机、高铁、石油、能源、环保、土地政策等都是基础建设和资源控制领域的，那么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主要是在制造业、服务业领域，设计主要活跃在这些领域，尤其在生活的终端层面，像小米、华为、海尔这样的企业。
最后，我们要思考总书记在两会报告中提到的文化振兴、乡村振兴的责任，现代设计产业如何帮助传统的农耕文化复兴发展。同时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现代设计方法、设计思维、设计理论和工具、以及各种资源如何起到作用。通过设计来扶贫最近也很热，正好说明社会各界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设计》：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何颂飞：“中国”的概念很大很庞杂，不仅指联合国里代表我们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还包括56个民族以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一切。中国是一个有着3000多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家，工业化的历程也仅仅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90年代开始我们又迈入了信息时代。工业化过程中，我们许多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西方的，照搬或者学习西方的，因为中国自己文化没有。在改革开放40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在我看来是很重要很本质的问题。设计是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7北京已经把自身能够承载的资源用尽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都不足以支撑首都按现有的方式继续发展了，所以才会产生雄安新区，才会提京津冀一体化，让整个地域的资源来支撑首都的继续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也是用区域的资源来支撑上海的发展，珠三角也一样，用大湾区的资源来支撑广州和深圳的发展，由几个核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这些是我们借鉴西方城市发展的道路。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唯——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古代文明，很多世界古代文明都已经消失，埃及灭亡，印度发生巨大变化，两河流域支离破碎，只有中国文化—直没有断绝。这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有关联的，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积淀和传承。农耕的特点是所有东西都是固化的、稳定的。土地是固定的，耕地是固定的，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市场关系都是固化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传统的村落，才会讲究家族血脉，落叶归根，这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站在城市生活的角度，站在产业的顶端，如何看待国家的主要矛盾？两会谈到的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实质上是分不开的。资本流通和经济全球化推动的现代城市是具有游牧的概念，西方人随资本、市场流动，所以他们不需要买房子。但相反，中国人对买房有强烈的愿望。中国人对房子的概念是基于过去的文化。很多住楼房住别墅的人仍然愿意在阳台上、花园里种菜，包括很多移民到国外的中国人也愿意在自家的院子里种蔬菜，这都是典型农耕文化的体现。过去农村人通过高考，现在是打工进入到城市，留在城市里了，回不到乡村，这就是我们乡愁的来源，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最初发展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基本矛盾，就是城乡二元对立。
《设计》：什么才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何颂飞：过去都是从物的角度上来看生活，从前没有家电、汽车、现在有了。工业设计都是在做产品设计、跟产品的生产销售有关。企业都是以生产作为基础的制造型企业。但是现在当人们拥有所有产品的时候就幸福了吗？这仅仅是对物的占有，并没有从本质上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对于设计的认知改变了，设计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产品，而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满足基本的目标需求就够了。 《设计》：目前在做哪些项目？
何颂飞：我们要追本溯源地看问题，找到问题最本质的东西。设计是否有助于城乡矛盾的解决、是否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宏观很系统的事业。在现阶段去看设计能够做哪些尝试。基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我们找到了几种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领域做研究和实践。动用的都是全校的资源，跨越多个学科和院系，目前设计团队的参与人员是各个不同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
第一个案例是位于苏州的江南古镇震泽，它是国家级的丝绸特色小镇。为何是镇而不是村，村是过去农耕文化的延续，现代化的资源是很难进去的。镇是小规模的，可以把乡村跟城市连接起来，把过去的生产关系推到现代生产关系中进行整合。我们在为这个江南古镇做全领域的产业规划，而不仅仅是做表面的设计。丝绸是基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要跟当地人的生活结合，把这个产业的设计放到人和社会的关系里面来看，把蚕桑丝绸放到中国文化符号的层面来看。我们要研究这里百姓的生活状态以及文化资源，从整体角度打造生活方式的设计。人们生活品质如何提高，产业如何提升，与地域环境如何协调。目前已为这个古镇设计了500多项产品和服务方式，我们要在三年的合作期限之内，做出一定的成绩。首先有文化的基础研究，出发点是国计民生，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要保持这样的生活，百姓如何感到幸福，他们要保留什么，改变什么，提升什么，从这个角度上进行设计。从农耕文化的角度出发，用现代的设计方法、产业资源给当地做提升。提升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丝绸产业的提升，二是如何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到这个产业里面。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丝绸文化的传承中心，从种桑养蚕开始到缫丝，通过工业化织成绫罗绸缎，应用到丝巾、睡衣、礼服等丝绸产品，再到生活体验等方面。这样才能到达生活的层面，把整个链条打通，从农耕到生产制造到服务业。人才是整个环节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我们还会从社会创新的角度上做进一步的研读和规划，比如以丝材料、丝绸文化为主题做体验空间，还有古镇的传统食物，以及太湖地区的特产，传统的食物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载体。这些是要综合考虑的，而不能像之前做特色小镇，把每一个部分进行剥离。我们不会参考周庄、同里、乌镇这样的古镇模式。缺少当地的老百姓，全都是外来人口开酒店餐馆，熙熙攘攘的游客即来即走，这样是无法感受到江南文化的。
第二个是昆明的石林县，石林是国家风景名胜，也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他们的要求是：石林的遗产是否有利于当地社区和文化的发展？旅游资源是否带动了百姓生活的发展？北京市一位领导任职昆明，帮我们对接了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最初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去发展当地民族刺绣产业，具有扶贫的目的。我们去考察了当地彝族地区的彝绣，如何帮助彝绣发展做出产业规划，既保留了它的传统，又保持了民族的生活习惯，同时能够让它走向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让民族元素和现代时尚相结合。早在云南之前，我们研究院的院长，带着我们团队在广西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广西的少数民族都有哪些？有什么特色？他们有什么传统文化要素？要保留什么？设计能够帮助到什么7如何把外界的资源进行对接，比如品牌、销售资源、生产资源等，而不是纯粹的对他们进行粗暴的帮扶，简单的给绣娘下订单，始终把他们放在产业链的末梢上。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提升，让他们学会珍惜自己的文化，自发的发展。
第三个合作是江苏宿迁的洋河新区。这是著名的洋河酒厂所在地，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白酒文化。中国特有的白酒是我们选择文化可持续设计研究的第二个领域。目前苏酒产业规模很大，但也有危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喝白酒，也不了解白酒。下幾代人不消费白酒，那中国的白酒产业就会消逝。未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不关注传统，传统如何传承延续呢？如何把年轻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传统文化上面，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使用、体验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才能传承，这是创新。文化要延续，不能光有传承，还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把传统与国情民生结合，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中国的白酒文化为什么不能像红酒一样走向世界？江小白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把文案和传播做得很好，形成了品牌的号召力，年轻人都会关注江小白。但是酒很难喝，产品和服务是同等重要的。
第四个选择的文化元素是茶。茶是中国传统农耕产业中很具有文化特性的产品，中国产业种植区域和品类很多。现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会讲茶道，办公室里都放着茶海，很多茶叶和器具。过去中国人传统上好茶大多是绿茶，后来港台提升了普洱、铁观音、乌龙茶的市场价值。但年轻人好像不怎么关注茶。康师傅等企业旗下也有乌龙茶、冰红茶、东方树叶等产品，这种思路是对的。我们看到一些品牌，像小罐茶、因味茶这些品牌也都在努力，我们还想再找一个角度去切入。为什么年轻人愿意喝咖啡？因为这符合现代的生活需求和节奏。我们的设计和供给出现了问题。星巴克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喝咖啡的同时可以上网工作谈事。很多企业办公楼的一层都有咖啡厅。我们到日本考察，虽然日本的咖啡文化战后发展很快，但完整的保留了传统的茶文化，有很好适合年轻人的品牌和产品，日本的年轻人完全不排斥。我们能否做一个像星巴克一样的茶品牌，让全世界的人们感受到中国传统茶饮的好。
第五个我们想做的是中药，中药现在几乎在医疗体系里处在一个边缘位置，甚至有各种质疑和否定的声音。我们想从健康养生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药，看看用设计能不能发挥中药的优点和文化特色。我们到云南和湖南考察，目前选择了云南的中药。云南地区物产丰富，生物多样性非常好。但这些中草药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传统养生文化里，讲究药食同源，药材是我们食物的一部分。我们的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都不是很完善，如果这种社会保障系统在西方社会，可能早就崩溃了，但在中国没有。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老百姓都食疗食补，药食同源，通过饮食调理的方式，我们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
《设计》：如何看待传统工艺与现代工业的关系？
何颂飞：农耕时代的好产品是通过手工的方式生产的，提倡工匠精神。在工业化时代，才会有工业设计，用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新技术、新材料来供给生活的需要，这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给人们提供需求的产品。非遗是用传统的手工艺方式，用过去的生产关系来提供社会的物质供给。工业产品是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提供，手工加工还是机器制造，都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两者不是对立的，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设计》：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
何颂飞：杂音和干扰一直都会有。生活方式对于百姓来说只是日常生活，小日子过得顺就好，人文情怀、艺术审美、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等等并不是老百姓的普遍诉求。这才是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的困难。如何根据现有的资源和体制，平衡百姓的诉求，企业的诉求，产业的诉求，政府的诉求，这些都不容易。如何从中协调，把工作一步步推进，没有一开始就达到理想的。我们要在全领域的角度上做推动是很困难的。我们做不同的产品品类供他们挑选，就是要把他们的眼界打开，让他们看到各种可能性。有些事要政府来引领的，有些是要企业参与的，有些是要老百姓接受的，这是不同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
《设计》：国家希望做成示范项目，是希望这些模式能够复制或者沿续？
何颂飞：之所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选点，就是要验证我们的设计方法是可复制的。比如，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思路就是可复制的，在广西可以，那么在云南也应该可以。对传统产业领域也必须是可复制的。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设计是一种改变和推动的方法。
《设计》：您的研究方向是否受到了柳先生的影响？
何颂飞：柳先生是从全社会的角度上，提出设计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延续的第三种智慧，他提出了设计的事理学。我跟随老师，很受事理学的影响，习惯从更宏观的角度上俯视设计，只有这样才会清醒的看到设计的本质。设计应该承载更多的使用价值，我们在做设计时能否解决更宏大的问题。为什么叫生活方式设计？理解上，不是以物为基础的设计，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设计，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社会和企业服务，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过去我们请外国专家来，以为西方先进，可以帮中国解决问题。但事实证明，西方的模式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全球化和本土化是一体两面的事，解决了中国本土的设计，自然会走向世界。茶能不能做得像星巴克一样，丝绸能不能做得像爱马仕一样？我們还是要立足于本土。消费者和设计者最了解这—方水土上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有义务去理解。不理解就会把我们老百姓的价值认知，把我们的企业带入歧途，浪费我们的资源。我们做这些事情也都是要放在一个系统里，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中国生活方式设计研究院首先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解决中国的国计民生的问题。
《设计》：如何理解中国国情语境？
何颂飞：就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状态来认识问题。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本土文化遭遇了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如何发展？发展有很多模式，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在寻求改变中国落后的发展方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过去中国农耕文化发达，“体”、“用”是协调的，中国的文化思想、价值选择和中国的生活、生产方式是匹配的。居住在农村，精耕细作，农耕技术和社会关系，村落、邻里关系是协调的，儒家的礼制思想也是协调的，所以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今天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社会状态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资本的核心本质是流通。是要在最大范围内找资源和市场，生产之后卖出去。才产生了殖民地、才有东印度公司，有鸦片战争。其实中美贸易战和当年鸦片战争的情况是类似的，都是贸易不平衡。看问题要看本质，我曾经提出过设计三生一一生态、生产、生活，基于这三者来建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的本质是在特定的时空关系里人和物发生互动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空间是文化产生的根源，文化是由地域环境所造成的，时间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文明程度的提高是随着社会发展产生的。生活方式设计就是时空关系下，人们对幸福定义。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和陕北地区的老百姓要生活幸福，路径、生活环境、条件都是不同的，设计在这里面也会有差别，但方法是—样的。目的是用一个系统思想方法去做设计，但是要因地制宜，每个地方的条件都不—样，所以选不同地区也是要因地制宜地来提升。
《设计》：您经常作为评委出席活动，这些活动及比赛的价值何在？
何颂飞：我认为在中国设计的发展阶段，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有助于确定我们自己的设计价值评价。中国的市场很大，需要行业的标准很多，奖项的目的是促进产业的发展。红星奖是北京市科委设的奖，是能够推动创新设计产业化的。企业性的奖项或许会有私心，但大多还是以推动创新为目的的。客观上讲，有的奖应该可以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做出改变。红星奖开始设服务设计奖，说明大家都认识到光有产品是不解决问题的。
《设计》：您培养的学生的毕业去向是怎样的？
何颂飞：我很强调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设计技巧没那么重要。至少建立几个基本能力：事理学的方法论、服务设计的思维、交互体验的技巧、产品工程的能力。按照这个要求培训他们，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还算不错，所以他们现在去企业的战略部门、策划部门、服务设计部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