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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之首。他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强。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开创了共和政体的国家雏形。孙中山能有此作为，是与他具有学贯中西的知识水平分不开的。
一、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虽然孙中山在13岁时即随母赴檀香山；但是，13岁之前的孙中山读过几年村塾，从《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开始，了解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情感是不容置疑的。据他在檀香山的同窗学友唐雄追忆，孙中山在檀香山就学时已“中文根柢颇深”，并且常“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1]1905年，孙中山在比利时发展留学生加入同盟会时，曾手书同盟会誓词以示众人，有朱和中者见字叹道：“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今见誓词简老，书法遒俊，知康梁之见忌而思毁之也。”孙中山则答曰：“我亦破万卷也。”[2]
读书破万卷的孙中山，涉猎过许多“西书”，但是所习的中国文化典籍亦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便不可能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运用自如地引经据典。例如：
1920年，孙中山在为合肥阚氏重修谱牒所作的序中，先是大谈了一段上古史乘：“蚩尤子孙有以蚩为氏，尤为氏者，有仍以阚为氏者，历代多好义尚武之士……”接着，他又赞扬合肥阚氏“老幼咸秉其礼教”，“近又自办学校，议立族规”，并且认为重修谱牒，大合“励志合群”这个“民族首要之方针”。[3]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最大之教育家厥为孔子。我国人视孔子为圣人，为宗教家。以世界学者的眼光观察之，则孔子为政治家，为政治教育家。试读孔氏书，其教旨于诚意、正心、修身，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致意焉。”[4]如果没有对孔子的敬仰，孙中山是不可能对孔子作出如此高的评价的。
1924年，孔中山在谈到三民主义来源时称：“我辈之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业已三十年于兹矣。……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5]将孟子与三民主义扭在一起，虽然不免失之牵强，但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却清晰可见。
孙中山始终把儒家关于社会理想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1924年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他将“天下为公”的题词广为书写，赠送给许多人。
孙中山在推崇孔孟的同时，还直接从儒家经典中寻求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思想武器。1924年，孙中山在北上北京途经日本时强调：“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中国文化道德，应该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一项准则。[7]
由上可见，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是以中华民族的本位文化为背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进而言之，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沉内在、含蓄克制、忧患奋进、推己及人、襟怀广阔、知难而进、品格召感等东方政治家的品质，无一不和他挚爱的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孙中山的故乡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的香山县翠亨村，交通便利，乡人多有外出谋生者。孙中山5岁时，其兄孙眉便赴檀香山；到13岁的1879年时，孙中山随母亦赴檀香山。此时的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8]
在檀香山，不懂英语的孙中山进入全用英语教学的意奥兰尼学校，即用十天时间突击学习英语。自此，他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当年同学唐雄追忆说他“好读史乘，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尤深景仰。因为喜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9]孙中山后来也追忆说：“至檀香山，就读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10]
在意奥兰尼学校求学三年，打下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之后，孙中山于1884年转入香港中央书院去努力攻读中外书籍。中央书院设备完善，教学认真，每天上午授中文，下午授英文；旨在“沟通中西文化”。孙中山白天在校专心听课，勤恳学习，夜晚还请人辅导。他在全班同学中英文成绩最好。他颇能不耻下问，常对人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因他好读中外书籍，广泛涉猎，知识渊博，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通天晓”。[11]
中央书院的特色是不分国籍，不论宗教，不限年龄，大家同处一地求学，兼容并蓄，充分地体现了“有教无类”、“天下一家”的精神，使师生们心胸开阔，知识增长。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使孙中山结识了许多人杰，而且对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也有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不是一个革命空想者，而是一个革命实践者。他从立志之日起，就开始了革命的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十年如一日”。[12]
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后，决定学医。1886年秋，经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利介绍，孙中山到广州博济医院就读，1887年又转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学院学习。这一时期，介于中国近代史上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两大历史事件之间，民族危机日深，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孙中山对救国之路的探索也日益明确。
孙中山进西医学院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学习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来改造衰落古老的中国。他所钻研的范围，远远超过医学课程的要求。凡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他都潜心研究，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及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著作。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尤爱读《法国革命史》和《物种的起源》。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他仔细研究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各国政治制度，想从中找出可以借鉴之处，以便运用自己学到的西方经济政治理论、近代科技知识对衰落的祖国进行改革乃至革命。
三、中西合璧的典范
孙中山在日本时，与友人犬养毅戏谈过人生的喜欢和追求，孙中山的答复是：革命、女人、书。[13]书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终生爱好，他从中获取了广泛的营养，并使自己成为中西合璧的一代伟人。
在孙中山一生事业中，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相伴随，其事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里仅举其“上李鸿章书”和“五权宪法”加以说明。
1894年，时具有一定改良主义思想的孙中山给清廷实权人物李鸿章写了一封8000多字的“上书”，主要内容是：建议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束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它强调优先发展农业，认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建议开设农师学堂、举办农艺博览会、派人出洋考察、开垦荒地、集商经营等，以促进农牧业生产。它要求“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并逐项地详细加以论证。[14]
这封上书，是孙中山一篇以中西思想之精华相结合的关于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较完整而系统的早期著作。孙中山在这封上书里所表现出来的救国思想，实际上是一份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所议论的方方面面，对后世治国者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1912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临时约法》，其“效力与宪法等”[15]。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即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的命令，必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力。《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的关系中规定，参议院有广泛的权力，国务员有实际的责任，只有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临时约法》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是根据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定的。
早在1904年，孙中山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权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后来，孙中山又在三权之外，“加入中国的考试和监察权”，因为“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代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16]这样形成“五权宪法”。这是孙中山本人根据中西文化与政体而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不过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孙中山的“五权学说”尚未被大家接受，采取的是 “三权分立”这种被资产阶级学者崇拜为神圣而绝无错误的原则。
孙中山说：“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造反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作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外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17]从这也可以看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这个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政权，是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分散，又依照中西历史上的一些成功办法而创设的。
由此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与政治上作出的卓越成绩，是与他先后接受中西式的正规教育多达20年之久，尤其是他在海内外所受到的英美式的科学教育分不开的。他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光辉典范。学贯中西正是他做出成绩，成为伟人的根基之所在。
注释：
[1][9]郑东梦：《檀山华侨》，第15页，第15页,《檀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188页。
[3]《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
[4][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62页，第2085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5]黄季陆等编《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557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讲演》，上海《民生报》1912年5月14日。
[11]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4-15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第8页，(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1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09-51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级机关党校(成都)
一、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虽然孙中山在13岁时即随母赴檀香山；但是，13岁之前的孙中山读过几年村塾，从《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选读开始，了解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情感是不容置疑的。据他在檀香山的同窗学友唐雄追忆，孙中山在檀香山就学时已“中文根柢颇深”，并且常“自坐一隅，辄读古文，吟哦不绝”。[1]1905年，孙中山在比利时发展留学生加入同盟会时，曾手书同盟会誓词以示众人，有朱和中者见字叹道：“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今见誓词简老，书法遒俊，知康梁之见忌而思毁之也。”孙中山则答曰：“我亦破万卷也。”[2]
读书破万卷的孙中山，涉猎过许多“西书”，但是所习的中国文化典籍亦当不在少数。否则，他便不可能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运用自如地引经据典。例如：
1920年，孙中山在为合肥阚氏重修谱牒所作的序中，先是大谈了一段上古史乘：“蚩尤子孙有以蚩为氏，尤为氏者，有仍以阚为氏者，历代多好义尚武之士……”接着，他又赞扬合肥阚氏“老幼咸秉其礼教”，“近又自办学校，议立族规”，并且认为重修谱牒，大合“励志合群”这个“民族首要之方针”。[3]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最大之教育家厥为孔子。我国人视孔子为圣人，为宗教家。以世界学者的眼光观察之，则孔子为政治家，为政治教育家。试读孔氏书，其教旨于诚意、正心、修身，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致意焉。”[4]如果没有对孔子的敬仰，孙中山是不可能对孔子作出如此高的评价的。
1924年，孔中山在谈到三民主义来源时称：“我辈之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业已三十年于兹矣。……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5]将孟子与三民主义扭在一起，虽然不免失之牵强，但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却清晰可见。
孙中山始终把儒家关于社会理想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1924年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6]他将“天下为公”的题词广为书写，赠送给许多人。
孙中山在推崇孔孟的同时，还直接从儒家经典中寻求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思想武器。1924年，孙中山在北上北京途经日本时强调：“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中国文化道德，应该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一项准则。[7]
由上可见，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是以中华民族的本位文化为背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进而言之，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沉内在、含蓄克制、忧患奋进、推己及人、襟怀广阔、知难而进、品格召感等东方政治家的品质，无一不和他挚爱的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孙中山的故乡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的香山县翠亨村，交通便利，乡人多有外出谋生者。孙中山5岁时，其兄孙眉便赴檀香山；到13岁的1879年时，孙中山随母亦赴檀香山。此时的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8]
在檀香山，不懂英语的孙中山进入全用英语教学的意奥兰尼学校，即用十天时间突击学习英语。自此，他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当年同学唐雄追忆说他“好读史乘，对于华盛顿、林肯诸伟人勋业，尤深景仰。因为喜读西方传记，故英文进步甚速”。[9]孙中山后来也追忆说：“至檀香山，就读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10]
在意奥兰尼学校求学三年，打下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之后，孙中山于1884年转入香港中央书院去努力攻读中外书籍。中央书院设备完善，教学认真，每天上午授中文，下午授英文；旨在“沟通中西文化”。孙中山白天在校专心听课，勤恳学习，夜晚还请人辅导。他在全班同学中英文成绩最好。他颇能不耻下问，常对人说：“学问学问，不学不问，怎样能知!”因他好读中外书籍，广泛涉猎，知识渊博，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通天晓”。[11]
中央书院的特色是不分国籍，不论宗教，不限年龄，大家同处一地求学，兼容并蓄，充分地体现了“有教无类”、“天下一家”的精神，使师生们心胸开阔，知识增长。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使孙中山结识了许多人杰，而且对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也有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不是一个革命空想者，而是一个革命实践者。他从立志之日起，就开始了革命的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十年如一日”。[12]
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后，决定学医。1886年秋，经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利介绍，孙中山到广州博济医院就读，1887年又转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学院学习。这一时期，介于中国近代史上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两大历史事件之间，民族危机日深，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孙中山对救国之路的探索也日益明确。
孙中山进西医学院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学习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来改造衰落古老的中国。他所钻研的范围，远远超过医学课程的要求。凡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他都潜心研究，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及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著作。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尤爱读《法国革命史》和《物种的起源》。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他仔细研究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各国政治制度，想从中找出可以借鉴之处，以便运用自己学到的西方经济政治理论、近代科技知识对衰落的祖国进行改革乃至革命。
三、中西合璧的典范
孙中山在日本时，与友人犬养毅戏谈过人生的喜欢和追求，孙中山的答复是：革命、女人、书。[13]书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终生爱好，他从中获取了广泛的营养，并使自己成为中西合璧的一代伟人。
在孙中山一生事业中，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相伴随，其事例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里仅举其“上李鸿章书”和“五权宪法”加以说明。
1894年，时具有一定改良主义思想的孙中山给清廷实权人物李鸿章写了一封8000多字的“上书”，主要内容是：建议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束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它强调优先发展农业，认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建议开设农师学堂、举办农艺博览会、派人出洋考察、开垦荒地、集商经营等，以促进农牧业生产。它要求“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并逐项地详细加以论证。[14]
这封上书，是孙中山一篇以中西思想之精华相结合的关于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较完整而系统的早期著作。孙中山在这封上书里所表现出来的救国思想，实际上是一份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所议论的方方面面，对后世治国者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
1912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临时约法》，其“效力与宪法等”[15]。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即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的命令，必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力。《临时约法》在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的关系中规定，参议院有广泛的权力，国务员有实际的责任，只有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临时约法》关于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项规定，显然是根据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定的。
早在1904年，孙中山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宣称：“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权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后来，孙中山又在三权之外，“加入中国的考试和监察权”，因为“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代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16]这样形成“五权宪法”。这是孙中山本人根据中西文化与政体而独创的学说，主张分权以限制个人专权。不过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孙中山的“五权学说”尚未被大家接受，采取的是 “三权分立”这种被资产阶级学者崇拜为神圣而绝无错误的原则。
孙中山说：“从前君主时代，有句俗话叫做‘造反’。造反的意思，就是把上头反到下头，或者把下头反到上头。在君主时代，造反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五权宪法不过是上下反一反，去掉君权，把其中所包括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来作三个独立的权，来施行政治。在行政人员一方面，另外立一个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机关就是国会，司法人员就是裁判官，和弹劾与考试两个机关，同是一样独立的。”[17]从这也可以看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这个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政权，是仿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分散，又依照中西历史上的一些成功办法而创设的。
由此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与政治上作出的卓越成绩，是与他先后接受中西式的正规教育多达20年之久，尤其是他在海内外所受到的英美式的科学教育分不开的。他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光辉典范。学贯中西正是他做出成绩，成为伟人的根基之所在。
注释：
[1][9]郑东梦：《檀山华侨》，第15页，第15页,《檀山华侨》编印社1929年版。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188页。
[3]《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
[4][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62页，第2085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5]黄季陆等编《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557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版。
[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0]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讲演》，上海《民生报》1912年5月14日。
[11]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4-15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拥抱祖国、爱情和书的伟人》，第8页，(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1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09-51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级机关党校(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