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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3月中旬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提交了提案，建议将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近日，记者采访了朱永新，就生命教育话题进行了访谈。
记者：您建议制定《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将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研制生命教育课程标准，研发生命教育教材和学习资源，加强生命教育教师培训。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朱永新：近年来，学生自杀、自残、校园欺凌、意外事故等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学生体质下降、精神焦虑等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吸毒等道德失范问题层出不穷，学生精神生活迷茫、虚无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学生生命质量和发展令人担忧，生命教育迫在眉睫。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重视生命教育”，《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明确“珍爱生命、健全人格”是学生发展的重要核心素养。加强生命教育，引导学生掌握生命知识和生命保护的技能，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时代对生命教育的呼唤，也是时代赋予生命教育的重任。
记者：生命教育的内涵有哪些？
朱永新：纵观国内外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学派因为对生命教育有着不同的定位，从而有着不同的解析与实施。归纳起来，生命教育大致有如下三种主要界定：一是狭义的生命教育。主要指针对生命的重大问题开展的教育，如死亡教育、伦理教育、宗教教育、生死教育等。二是广义的生命教育。它主要是从生命的视角出发，对教育整体进行重新解读与诠释，即生命化教育。三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教育。这个向度的生命教育不仅关注生命中的重大问题，教育学生认知生命、珍爱生命，还帮助他们认识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的意义，掌握保全生命、发展生命的技能，从而更加自觉、自主地创造生命的价值。我们主张从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教育来理解、研究和实践，既不将生命教育窄化，也不将生命教育泛化。在新教育实验中，我们提出的“新生命教育”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核心理念，以“生命”为中心和原点，围绕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展开教育，旨在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拥有幸福人生，拓展生命的长宽高，让有限的生命实现最大的价值，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
记者：世界各国的生命教育是如何开展的？我国的生命教育处于何种阶段？
朱永新：在生命教育的实践上，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早已先行一步。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美国中小学的必修课《健康与幸福》就是生命教育。澳大利亚于1979年成立了“生命教育中心”，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日本1989年修改的新《教学大纲》中针对青少年自杀、污辱、杀人、破坏自然环境、浪费等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2002年，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明确提出以生命教育整合公民教育及价值教育。2009年，生命教育进入台湾学校课程体系，2013年台湾已经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生命教育课程大纲修订，2014年台湾完成首轮高中生命教育师资培训。我国内地的生命教育起步晚、推进慢，生命教育的实践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多地方和学校采用的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先后开展了安全教育、心理教育、禁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容易造成顾此失彼、前后脱节、选择无序的问题，容易导致对生命教育的认知产生偏差，不能满足师生完整生命发展的需要。
记者：您和您的团队开发了《新生命教育》实验用书，这套书有哪些特色？实验效果如何？
朱永新：新教育研究院和苏州市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合作，在研究和借鉴国内外优秀生命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组织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全国几十所中小学校优秀教师反复研讨修订，历时多年编写完成了一套贯穿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个学期一册，共计24册的《新生命教育》实验用书，目前已经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小蔓教授高度评价《新生命教育》，说它的出版标志着内地生命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起到四个带动作用：第一个是带动生命教育本身；第二个是带动学校教育的变革，把生命教育课变成学校教育的基礎课程；第三个是带动教材的变革，实验用书的思路、理念、面貌、呈现方式都比较新，对教材的变革可以起带动作用；第四个是带动教师，教师使用了教材，就能够去体会什么是生命教育，去感受怎么去开展生命教育，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来自基层的实验教师则认为，《新生命教育》成为学校生命教育课程建设的一个有力抓手。尽管我们的实验用书得到了专家、一线教师的一致好评，但应当说，这只是一次民间的行动。我们还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组织专家研制生命教育课程标准，出台生命教育课程指导纲要，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更具权威性的生命教育教材。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社）
记者：您建议制定《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纲要》，将生命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研制生命教育课程标准，研发生命教育教材和学习资源，加强生命教育教师培训。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朱永新：近年来，学生自杀、自残、校园欺凌、意外事故等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学生体质下降、精神焦虑等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吸毒等道德失范问题层出不穷，学生精神生活迷茫、虚无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学生生命质量和发展令人担忧，生命教育迫在眉睫。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重视生命教育”，《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明确“珍爱生命、健全人格”是学生发展的重要核心素养。加强生命教育，引导学生掌握生命知识和生命保护的技能，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时代对生命教育的呼唤，也是时代赋予生命教育的重任。
记者：生命教育的内涵有哪些？
朱永新：纵观国内外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学派因为对生命教育有着不同的定位，从而有着不同的解析与实施。归纳起来，生命教育大致有如下三种主要界定：一是狭义的生命教育。主要指针对生命的重大问题开展的教育，如死亡教育、伦理教育、宗教教育、生死教育等。二是广义的生命教育。它主要是从生命的视角出发，对教育整体进行重新解读与诠释，即生命化教育。三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教育。这个向度的生命教育不仅关注生命中的重大问题，教育学生认知生命、珍爱生命，还帮助他们认识生命的本质，理解生命的意义，掌握保全生命、发展生命的技能，从而更加自觉、自主地创造生命的价值。我们主张从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教育来理解、研究和实践，既不将生命教育窄化，也不将生命教育泛化。在新教育实验中，我们提出的“新生命教育”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核心理念，以“生命”为中心和原点，围绕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展开教育，旨在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拥有幸福人生，拓展生命的长宽高，让有限的生命实现最大的价值，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
记者：世界各国的生命教育是如何开展的？我国的生命教育处于何种阶段？
朱永新：在生命教育的实践上，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早已先行一步。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首次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美国中小学的必修课《健康与幸福》就是生命教育。澳大利亚于1979年成立了“生命教育中心”，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概念。日本1989年修改的新《教学大纲》中针对青少年自杀、污辱、杀人、破坏自然环境、浪费等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提出以“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观念来定位道德教育的目标。2002年，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中心明确提出以生命教育整合公民教育及价值教育。2009年，生命教育进入台湾学校课程体系，2013年台湾已经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生命教育课程大纲修订，2014年台湾完成首轮高中生命教育师资培训。我国内地的生命教育起步晚、推进慢，生命教育的实践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多地方和学校采用的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先后开展了安全教育、心理教育、禁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青春期教育等，容易造成顾此失彼、前后脱节、选择无序的问题，容易导致对生命教育的认知产生偏差，不能满足师生完整生命发展的需要。
记者：您和您的团队开发了《新生命教育》实验用书，这套书有哪些特色？实验效果如何？
朱永新：新教育研究院和苏州市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合作，在研究和借鉴国内外优秀生命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组织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全国几十所中小学校优秀教师反复研讨修订，历时多年编写完成了一套贯穿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个学期一册，共计24册的《新生命教育》实验用书，目前已经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小蔓教授高度评价《新生命教育》，说它的出版标志着内地生命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起到四个带动作用：第一个是带动生命教育本身；第二个是带动学校教育的变革，把生命教育课变成学校教育的基礎课程；第三个是带动教材的变革，实验用书的思路、理念、面貌、呈现方式都比较新，对教材的变革可以起带动作用；第四个是带动教师，教师使用了教材，就能够去体会什么是生命教育，去感受怎么去开展生命教育，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来自基层的实验教师则认为，《新生命教育》成为学校生命教育课程建设的一个有力抓手。尽管我们的实验用书得到了专家、一线教师的一致好评，但应当说，这只是一次民间的行动。我们还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组织专家研制生命教育课程标准，出台生命教育课程指导纲要，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更具权威性的生命教育教材。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