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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艺术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更是一种艺术文化形式。本文通过对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艺术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分析入手，从一部影视艺术作品的文化角度，探寻其更高的社会性关联。
在近年中国电影比较困顿的时期，姜文的“子弹”带来的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历史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以至对政治的思考，无疑是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动力。他的这种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全新组合，也会为未来中国电影开创全新的局面。
关键词：《让子弹飞》；艺术；文化；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41-2
前言
近年来，商业利益的追逐使电影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很多电影作品都走入了一个误区。很多打着商业大片的“标签”的作品甚至不知所云，最终惨淡收场。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下，姜文导演的第四部作品《让子弹飞》于2010年底隆重上映。一举拿下当时的票房纪录，像暴风一样冲击了当时困顿的中国电影业。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部叫卖的商业大作，不过，揭开它的商业大片面纱，我们可以看到其包含的艺术价值也绝不容我们小觑。
“电影艺术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更是一种艺术文化形式。”①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关注电影中所反映的内在意义，其蕴含着怎样的对人性的间接表达，其蕴含着怎样的对社会问题的评价，其蕴含着怎样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反思等一系列内涵。“文化研究的主要角度不是电影本身的结构、内容，而是电影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电影艺术的最高价值之所在。”②经典的电影艺术作品之所以可以广为甚至跨越时代流传也正因为其社会性或者说社会价值。本文从一部影视艺术作品的文化角度，探寻其更高的社会性关联。
一
影片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盗官记》。叙述了一个土匪与一个骗子上任鹅城县做县长和师爷，与当地一个恶霸如何斗智斗勇并最终将其剿灭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姜文导演使用一种全新的演绎方式，让一个传统的东方故事在充满西方色彩的视角中表现出来。不仅幽默且不乏新意，震撼且高潮迭起，更重要的是畅快淋漓之后，我们可以回味到丰富的社会寓意和政治批判。
如果借用符号学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把电影中的人和事都视为一种符号，则它们存在着某种对立的关系。“虽然有时这种对立关系比较隐晦，但当我们有意识地用符号学的理论视角进行观照的时候，还是能发现这种差异性。”之所以需要去找寻这样的关系，是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解读电影的深层次内容，特别是如《让》片这类文化与历史、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贯穿于始终的影片显得尤为重要。
影片开篇就是悠扬的“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伴随着火车的行进，准备去鹅城上任的马邦德及其夫人、汤师爷一行三人吃着火锅，喝着红酒，唱着歌。这里姜文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让李叔同的《送别》在夕阳下的配乐、白马拉的火车、红酒与火锅的映衬下，完全不会显得任何的不协调与突兀。以这样的表现形式，微妙的把东方与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揉合在一起。
影片场景限制在了鹅城，这本身也有象征意味。这个“四周孤立”的县城虽然时处民国，但整个环境都是欧式的建筑风格和街道布局。王麻子进城时，鼓女们迎接他这个假县长的却又是一种日本风情的“景色”。恶霸黄四郎在整部影片中使用的汉语和英语，给侍女取名为“黛玉晴雯子”，贩大烟赚的是“美元”，使用的地雷是美国制造，他还请张麻子给他当“介错人”，而所谓“介错”是日本的一种死法。张麻子则是希望自己的养子“老六”去留洋，“东洋三年，西洋三年，南洋三年”；听的唱片是莫扎特的；县长夫人死时，丧葬礼仪请的是西方神父。让大量的外国文化渲染背景，虽然没有感受到激烈的冲突，却也让人追寻故事发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使叙事染上了政治色彩。让人们通过对影片细节的体会，梳理出历史的脉络。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蔡锷兵败后去了日本，很多有识之士留学欧美。当时，日本欧美各方面都强大，国人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敬仰，惟欧美日本是从。小到生活方式、语言表达，大到宗教信仰、政治思想。但这根本没有给当时国人需要的所谓民主政治带来任何的好处，相反的更加黑暗，更加民不聊生。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恶霸当道，巧取豪夺。在影片中的小城里，人们也见怪不怪地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变得麻木不仁。在现在看来，当时看似简单的中西文化差异，其实暗藏着根本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
二
《让》片中更深刻的一个命题是，通过历史反思现在，反思现在的社会。虽然影片本身将故事定格在北洋期间，然而其想表达的意味却是直接指向了今天，通过影片让我们看到：
（一）对金钱的追逐，成为了人的原动力，结果是失去幸福。县长马邦德买官为赚钱，恶霸黄四郎欺压百姓为赚钱，张麻子的那些弟兄们打土豪也是为赚钱。我们在“鹅城”看到的，在今天，似乎仍在重复着经历着：把钱视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甚至爱情观都发生扭曲。
（二）大家广为学习的欧美和日本，学到的很多都是外缘，没有学到真正的核心。在鹅城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存在的是“霸权和专职”，没有民主，难显正义，人们思想保守安于现状。现在，我们仍然学习西方，仍然在各个层面和角度去探寻，然而并未抓到核心，未抓住精髓。因此无法改变本质打破格局。
（三）“我来鹅城做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在“黄四郎让谁死，谁就得死”的时期，人们在麻木中度过，无法追求。所以有了茶馆大厅替代县衙审案，所以有了“老六”这样的牺牲品之死。时至今天，我们口号，仍然是“公平、正义”可是真的实现了没有？张麻子赶跑了黄四郎去实现公平，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实现公平？
（四）《让》片对国民性进行了又一次的经典刻画。在张麻子带领几个弟兄讨伐黄四郎的时候，通过反应“压迫”一度二度三度的激发百姓们的反抗意识，但是深受欺压的人们并未对这场“斗争”表现出回应。直到深谙鹅城百姓心里的张麻子采取了杀死假黄四郎的骗术，才最终得到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支持，取得了胜利。这样的画面，成为当代电影“经典”的对国民性的展示。今天的人们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国民性！不过，反过来看，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国民性呢？反复的这样的“经典”的展示，都不会引发大家对此的思考么？
（五）仪式在给貌似“严肃的内在”披着神圣化的外衣，目的只是延续传统。张麻子进城时城门口的舞蹈迎接，张麻子弟兄在老六墓碑前的诉说，县长夫人葬礼上教父的悼词，张麻子、汤师爷、黄四郎和两位乡绅讨伐麻匪的宣言，张麻子讨伐黄四郎时的击鼓念诗、策马攻打碉楼的种种步骤，都遵循着仪式化的原则。撇掉形式主义的碎片，我们发现：时至今日，事情在披上了仪式的外衣以后，往往变得名正言顺，仪式本身的意义被无限放大，然而却完全忽略了，我们本该追究的却从不追究仪式背后的真实。
以上这些方面，其实很多只是历史对现在的映射。电影这种形式，可以把历史做了“当代化”“艺术化”的处理，把内涵放在影片当中。当观众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置身事外的看影片中的人物与事件的时候，自己可以去考虑影片所反映的内容，去发现影片的时代印记，去感受影片的文化张力，并与该影片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三、结论
《让子弹飞》的思想广义和丰富，超越了一般大众的的娱乐性，把观众从一个被动接受转化为了主动思考。姜文导演对影视艺术的把握，使得《让》片起到了文字艺术所不可简单代替的效果。从这个层面上说，姜文在艺术价值和商业利润的博弈中，取得了“中间的胜利”，让观众体会到了电影这种艺术的魅力。在近年中国电影比较困顿的时期，姜文的“子弹”带来的是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历史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以至对政治的思考，无疑是给中国电影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动力。他的这种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全新组合，也会为未来中国电影开创全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牛柯.论纪录片的叙事技巧的应用[J].电影评介，2010，（11）.
[2]马俊.浅析纪录片的受众定位[J].电视研究，2003，（07）.
[3]张斌.电视剧与文化研究[J].现代传播，2006，（05）.
[4][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研究的进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谢薇，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在近年中国电影比较困顿的时期，姜文的“子弹”带来的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历史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以至对政治的思考，无疑是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动力。他的这种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全新组合，也会为未来中国电影开创全新的局面。
关键词：《让子弹飞》；艺术；文化；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6-41-2
前言
近年来，商业利益的追逐使电影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很多电影作品都走入了一个误区。很多打着商业大片的“标签”的作品甚至不知所云，最终惨淡收场。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下，姜文导演的第四部作品《让子弹飞》于2010年底隆重上映。一举拿下当时的票房纪录，像暴风一样冲击了当时困顿的中国电影业。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部叫卖的商业大作，不过，揭开它的商业大片面纱，我们可以看到其包含的艺术价值也绝不容我们小觑。
“电影艺术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更是一种艺术文化形式。”①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关注电影中所反映的内在意义，其蕴含着怎样的对人性的间接表达，其蕴含着怎样的对社会问题的评价，其蕴含着怎样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反思等一系列内涵。“文化研究的主要角度不是电影本身的结构、内容，而是电影与社会的关系，这也是电影艺术的最高价值之所在。”②经典的电影艺术作品之所以可以广为甚至跨越时代流传也正因为其社会性或者说社会价值。本文从一部影视艺术作品的文化角度，探寻其更高的社会性关联。
一
影片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盗官记》。叙述了一个土匪与一个骗子上任鹅城县做县长和师爷，与当地一个恶霸如何斗智斗勇并最终将其剿灭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姜文导演使用一种全新的演绎方式，让一个传统的东方故事在充满西方色彩的视角中表现出来。不仅幽默且不乏新意，震撼且高潮迭起，更重要的是畅快淋漓之后，我们可以回味到丰富的社会寓意和政治批判。
如果借用符号学与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把电影中的人和事都视为一种符号，则它们存在着某种对立的关系。“虽然有时这种对立关系比较隐晦，但当我们有意识地用符号学的理论视角进行观照的时候，还是能发现这种差异性。”之所以需要去找寻这样的关系，是因为它可以帮我们解读电影的深层次内容，特别是如《让》片这类文化与历史、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贯穿于始终的影片显得尤为重要。
影片开篇就是悠扬的“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伴随着火车的行进，准备去鹅城上任的马邦德及其夫人、汤师爷一行三人吃着火锅，喝着红酒，唱着歌。这里姜文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让李叔同的《送别》在夕阳下的配乐、白马拉的火车、红酒与火锅的映衬下，完全不会显得任何的不协调与突兀。以这样的表现形式，微妙的把东方与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揉合在一起。
影片场景限制在了鹅城，这本身也有象征意味。这个“四周孤立”的县城虽然时处民国，但整个环境都是欧式的建筑风格和街道布局。王麻子进城时，鼓女们迎接他这个假县长的却又是一种日本风情的“景色”。恶霸黄四郎在整部影片中使用的汉语和英语，给侍女取名为“黛玉晴雯子”，贩大烟赚的是“美元”，使用的地雷是美国制造，他还请张麻子给他当“介错人”，而所谓“介错”是日本的一种死法。张麻子则是希望自己的养子“老六”去留洋，“东洋三年，西洋三年，南洋三年”；听的唱片是莫扎特的；县长夫人死时，丧葬礼仪请的是西方神父。让大量的外国文化渲染背景，虽然没有感受到激烈的冲突，却也让人追寻故事发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使叙事染上了政治色彩。让人们通过对影片细节的体会，梳理出历史的脉络。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蔡锷兵败后去了日本，很多有识之士留学欧美。当时，日本欧美各方面都强大，国人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敬仰，惟欧美日本是从。小到生活方式、语言表达，大到宗教信仰、政治思想。但这根本没有给当时国人需要的所谓民主政治带来任何的好处，相反的更加黑暗，更加民不聊生。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恶霸当道，巧取豪夺。在影片中的小城里，人们也见怪不怪地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变得麻木不仁。在现在看来，当时看似简单的中西文化差异，其实暗藏着根本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
二
《让》片中更深刻的一个命题是，通过历史反思现在，反思现在的社会。虽然影片本身将故事定格在北洋期间，然而其想表达的意味却是直接指向了今天，通过影片让我们看到：
（一）对金钱的追逐，成为了人的原动力，结果是失去幸福。县长马邦德买官为赚钱，恶霸黄四郎欺压百姓为赚钱，张麻子的那些弟兄们打土豪也是为赚钱。我们在“鹅城”看到的，在今天，似乎仍在重复着经历着：把钱视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甚至爱情观都发生扭曲。
（二）大家广为学习的欧美和日本，学到的很多都是外缘，没有学到真正的核心。在鹅城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存在的是“霸权和专职”，没有民主，难显正义，人们思想保守安于现状。现在，我们仍然学习西方，仍然在各个层面和角度去探寻，然而并未抓到核心，未抓住精髓。因此无法改变本质打破格局。
（三）“我来鹅城做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在“黄四郎让谁死，谁就得死”的时期，人们在麻木中度过，无法追求。所以有了茶馆大厅替代县衙审案，所以有了“老六”这样的牺牲品之死。时至今天，我们口号，仍然是“公平、正义”可是真的实现了没有？张麻子赶跑了黄四郎去实现公平，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实现公平？
（四）《让》片对国民性进行了又一次的经典刻画。在张麻子带领几个弟兄讨伐黄四郎的时候，通过反应“压迫”一度二度三度的激发百姓们的反抗意识，但是深受欺压的人们并未对这场“斗争”表现出回应。直到深谙鹅城百姓心里的张麻子采取了杀死假黄四郎的骗术，才最终得到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支持，取得了胜利。这样的画面，成为当代电影“经典”的对国民性的展示。今天的人们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国民性！不过，反过来看，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国民性呢？反复的这样的“经典”的展示，都不会引发大家对此的思考么？
（五）仪式在给貌似“严肃的内在”披着神圣化的外衣，目的只是延续传统。张麻子进城时城门口的舞蹈迎接，张麻子弟兄在老六墓碑前的诉说，县长夫人葬礼上教父的悼词，张麻子、汤师爷、黄四郎和两位乡绅讨伐麻匪的宣言，张麻子讨伐黄四郎时的击鼓念诗、策马攻打碉楼的种种步骤，都遵循着仪式化的原则。撇掉形式主义的碎片，我们发现：时至今日，事情在披上了仪式的外衣以后，往往变得名正言顺，仪式本身的意义被无限放大，然而却完全忽略了，我们本该追究的却从不追究仪式背后的真实。
以上这些方面，其实很多只是历史对现在的映射。电影这种形式，可以把历史做了“当代化”“艺术化”的处理，把内涵放在影片当中。当观众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置身事外的看影片中的人物与事件的时候，自己可以去考虑影片所反映的内容，去发现影片的时代印记，去感受影片的文化张力，并与该影片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三、结论
《让子弹飞》的思想广义和丰富，超越了一般大众的的娱乐性，把观众从一个被动接受转化为了主动思考。姜文导演对影视艺术的把握，使得《让》片起到了文字艺术所不可简单代替的效果。从这个层面上说，姜文在艺术价值和商业利润的博弈中，取得了“中间的胜利”，让观众体会到了电影这种艺术的魅力。在近年中国电影比较困顿的时期，姜文的“子弹”带来的是人们对人性的反思，历史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以至对政治的思考，无疑是给中国电影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动力。他的这种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全新组合，也会为未来中国电影开创全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1]牛柯.论纪录片的叙事技巧的应用[J].电影评介，2010，（11）.
[2]马俊.浅析纪录片的受众定位[J].电视研究，2003，（07）.
[3]张斌.电视剧与文化研究[J].现代传播，2006，（05）.
[4][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研究的进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谢薇，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