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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11点了，刘峻还没有打算休息，他正在忙着赶写一份关于武汉空气质量的年度报告。
这天是1月14日，星期一，武汉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霾中。1月6日以来，武汉天天如此，空气质量严重污染。这让刘峻意识到，他的数据或许能部分解释这场空气质量危机，他要求自己必须在本星期内完成这份报告。
可是，写完报告又能怎样呢？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刘峻的本职身份是财务软件工程师，并不具备这种专业分析能力。他需要一名有统计基础又懂空气污染的人来提供帮助，不过，这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现。
过去一年中，类似于这样的焦虑和孤独，不时出现。在日复一日监测空气质量的过程中，刘峻清楚知道武汉空气的污染程度，也知道，这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足够重视。
刘峻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也才一年多时间。
2011年时，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的研究指出，与国际上其他主流国家相比，中国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PM2.5。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多次雾霾事件中，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也跟中国环保局形成强烈对比。这些深深触动了刘峻，2012年3月8日，他在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自家楼顶上，第一次开始测量武汉空气质量。从那以后，每天测量两到三次，并在微博上公开。
刘峻那时不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引起他警觉的PM2.5，会在一年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袭武汉及其周边地区。
2013年1月10日晚，一辆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动车D2031，在行驶途中突然断电停车。经维修继续行驶一站路后，列车再次出现故障。随后，铁路方面调来一列G字头列车转运乘客，可是该车进站时，也在“砰”的一声巨响后停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辆G525次列车才故障排除缓缓启动，抵达武汉火车站时，已经晚点了3个多小时。
对于这次事故，武汉铁路局将其归因于严重的雾霾引发“雾闪”，导致动车断电。事故发生于河南境内，当天河南郑州发布最高霾预警，能见度不足200米，市中心交通一度瘫痪，河南大部能见度小于2000米。
就在雾霾逼停动车的当天，武汉首次进入污染最严重的等级“严重污染”，10日当天污染指数达到359，在环保部12日公布的API指数（空气中最高污染物的指数）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中，武汉位居第十，其中不包括PM2.5和臭氧的污染指数。在此之前，武汉已于6日进入重度污染。
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于逼停动车这样惊险的事故，武汉多条出城高速在12日遭遇交通管制，不仅如此，长江水面能见度不足千米，轮渡和汽渡也停航数小时。
尽管专家们不停在媒体上呼吁，当空气污染时，最好不要晨练，更不要剧烈运动，年老体弱者、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幼儿应减少外出，外出活动时应戴上棉质口罩，开窗通风要注意时间和频次，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子、橙子和橘子，等等。但是，武汉各大医院的呼吸内科还是迎来了比去年同期多三成的患者，咳嗽、重感冒、鼻炎、哮喘患者明显增多。
武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翠荣和她的同事们，也深为雾霾困惑，因为雾和霾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早晨的时候是轻雾或者霾。”1月14日早上7点半，张翠荣穿过灰蒙蒙的街区来到位于汉口金银湖畔的气象台办公楼，看到气象资料显示“空气湿度98%，能见度1.6公里”。
张翠荣不喜欢这样的天气，即便像她这样老资格的气象预报员，在没有环保部门监测的准确数值时，也只能根据空气湿度和能见度粗略判断。“早上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是雾，到了中午下午空气湿度降到百分之四五十那就是霾了，有一个雾转霾的天气过程，雾里面含的可能有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雾和霾都是不利于人们出行的，霾更差一些。”
这样到处灰蒙蒙的日子，家里特别容易脏，不太敢开窗户，心情也会受到影响。“除了这些，没有特别大的明显不适，也没有恐慌。”像大多数已经在武汉生活多年的人一样，张翠荣觉得她都习惯了。1月14日上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翠荣正在等待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她寄望于16日的冷空气能够把雾霾吹走，“但是风有多大，能够改善到什么时候，现在还难以判断。”
在此之前，武汉也曾经有过特别严重的雾霾。2012年6月11日，武汉市大气复合污染物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在上午9点时还只有41微克/立方米，一个小时后突然骤升至589微克/立方米，瞬时数据甚至接近国家二级标准的6倍。但24小时后，这样的“重污染”已经转为“轻度污染”。
对于那次空气质量异常，刘峻记得，黄色的雾霾中夹杂着刺激性的味道，人们一度传言是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在官方通告中，这次雾霾是由于秸秆焚烧所致，与当时天气静风，逆温层降低等不利于空气扩散的气象条件有关。
目前为止，武汉的PM2.5浓度尚未超过2012年6月11日的峰值589微克/立方米。但与那次的“闪电式袭击”不同，2013年的这一场雾霾打起了持久战，以持续多日严重污染，不断挑战人们的认知。
一年前，刘峻打算自测武汉空气质量那会儿，许多人并不了解PM2.5。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刘峻和他在环保圈的朋友们，采取了募捐购买仪器的做法。一台测试仪，需要2.5万元，划分成25元每份，发动人们捐款。2012年3月8日，用募集所得资金购买的PM2.5浓度监测设备，邮购到位。
10个月后，武汉市环保局就2013年的这次雾霾发布预警称，首要污染物为PM2.5，1月9日，环保局在另一份说明中认为，虽然监测数据表明为重度污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很多。
“今年1月空气质量状况往年多次出现，但因为按老标准评价，往年API指数对应的污染等级稍好一些。”武汉环保局在9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该市今年1月1日起按新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国控点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3个评价项目（PM2.5、CO、O3），调整了评价时段、评价方法、评价级别、评价类别，收严了评价标准，从而导致评价结果降低的变化。”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胡将军认为，目前武汉并没有发现新的污染源，确实不能说污染比以前严重了多少。“排放的污染物多，再加上气象条件，这一次是全国大范围集中爆发，说明还是跟大气环境有关系。”在胡将军看来，武汉新近开通了地铁，尾气排放等污染应该缓解了一点，然而这次持久性的雾霾说明，对武汉的空气质量还不能太乐观，“气象条件再怎么坏，没有污染物就应该没问题。”
胡将军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关心武汉空气质量的人的看法。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认为，这么长时间空气持续严重污染，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集中爆发肯定有个积累的过程。”周敬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时候也可能是几个原因叠加形成的。
早在1999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吴国平等人的研究表明，1995—1996年，武汉污染点PM2.5浓度达到72.5微克/立方米。颇有意味的是，刘峻过去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武汉PM2.5平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参照美国空气质量标准（AQI），PM2.5浓度在65.5微克/立方米～150.4微克/立方米区间即为不健康等级。
1月14日，刘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统计结果表明，参照美标AQI等级描述，截至2012年12月31日，总共777次的测量结果中，约有6%符合健康等级，27%为中等，近30%对敏感人群不健康，而列为不健康等级的高达37%，其余分别位居非常不健康、危险、一塌糊涂三个严重污染等级。
在777次测量中，最好的记录是2012年9月8日。当天，武汉暴雨转中雨，空气湿度为92，三级北风，能见度可达10公里以上，下午6点测量的PM2.5浓度是4微克/立方米。最糟糕的记录则发生在6月11日。
“我国现阶段空气中的PM2.5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刘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燃煤、工业、汽车、施工不仅直接排放PM2.5，还会通过光化学氧化剂二次反应生成PM2.5，“现在的PM2.5是人造的，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不充分燃烧，煤和石油。”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具体到武汉市内的PM2.5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建筑扬尘、工业排放、餐饮烧烤。“起码有50%来源于汽车尾气。”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底，武汉汽车保有量已达到135万辆。此外，在“满城挖”式的大规模建设浪潮中，此时的武汉，有50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
“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控制的。”周敬宣表示，只要政府肯狠下决心，放弃一味追求GDP的政绩观，PM2.5的改善并没有那么难，“武汉本身的自然条件不错，江河湖泊多，只要想有所作为，还是有办法解决。”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祥斌非常赞成周敬宣的观点，他认为PM2.5积重难返的根源在于，过去没有纳入监控体系，如今虽然各地开始公布测量结果，但仍然没有纳入地方考核指标。
“需要从立法、执法层面进行推进。”曾祥斌1月14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推出针对性的立法措施，“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机制，这样全社会形成合力，多个城市联控联防效果会更好。”
曾祥斌是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组长，他所关注的这些，正是刘峻接下来想要去推动的。在坚持自测空气近一年之际，武汉市政府终于把PM2.5纳入监测体系，刘峻除了继续观察武汉空气质量之外，更希望自己能够推动公众认知和政府立法、执法。毋庸置疑，他所面对的将是更加艰巨的挑战，因为在过去坚持自测空气的一年中，能够跟刘峻经常就此话题进行讨论的志愿者，也不过是曾祥斌等三四个人。
这天是1月14日，星期一，武汉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霾中。1月6日以来，武汉天天如此，空气质量严重污染。这让刘峻意识到，他的数据或许能部分解释这场空气质量危机，他要求自己必须在本星期内完成这份报告。
可是，写完报告又能怎样呢？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刘峻的本职身份是财务软件工程师，并不具备这种专业分析能力。他需要一名有统计基础又懂空气污染的人来提供帮助，不过，这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现。
过去一年中，类似于这样的焦虑和孤独，不时出现。在日复一日监测空气质量的过程中，刘峻清楚知道武汉空气的污染程度，也知道，这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足够重视。
雾霾逼停动车
刘峻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也才一年多时间。
2011年时，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的研究指出，与国际上其他主流国家相比，中国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PM2.5。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多次雾霾事件中，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也跟中国环保局形成强烈对比。这些深深触动了刘峻，2012年3月8日，他在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自家楼顶上，第一次开始测量武汉空气质量。从那以后，每天测量两到三次，并在微博上公开。
刘峻那时不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引起他警觉的PM2.5，会在一年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侵袭武汉及其周边地区。
2013年1月10日晚，一辆从北京西开往武汉的动车D2031，在行驶途中突然断电停车。经维修继续行驶一站路后，列车再次出现故障。随后，铁路方面调来一列G字头列车转运乘客，可是该车进站时，也在“砰”的一声巨响后停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这辆G525次列车才故障排除缓缓启动，抵达武汉火车站时，已经晚点了3个多小时。
对于这次事故，武汉铁路局将其归因于严重的雾霾引发“雾闪”，导致动车断电。事故发生于河南境内，当天河南郑州发布最高霾预警，能见度不足200米，市中心交通一度瘫痪，河南大部能见度小于2000米。
就在雾霾逼停动车的当天，武汉首次进入污染最严重的等级“严重污染”，10日当天污染指数达到359，在环保部12日公布的API指数（空气中最高污染物的指数）最严重的前10个城市中，武汉位居第十，其中不包括PM2.5和臭氧的污染指数。在此之前，武汉已于6日进入重度污染。
虽然没有发生类似于逼停动车这样惊险的事故，武汉多条出城高速在12日遭遇交通管制，不仅如此，长江水面能见度不足千米，轮渡和汽渡也停航数小时。
尽管专家们不停在媒体上呼吁，当空气污染时，最好不要晨练，更不要剧烈运动，年老体弱者、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幼儿应减少外出，外出活动时应戴上棉质口罩，开窗通风要注意时间和频次，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喝水，多吃梨子、橙子和橘子，等等。但是，武汉各大医院的呼吸内科还是迎来了比去年同期多三成的患者，咳嗽、重感冒、鼻炎、哮喘患者明显增多。
武汉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翠荣和她的同事们，也深为雾霾困惑，因为雾和霾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早晨的时候是轻雾或者霾。”1月14日早上7点半，张翠荣穿过灰蒙蒙的街区来到位于汉口金银湖畔的气象台办公楼，看到气象资料显示“空气湿度98%，能见度1.6公里”。
张翠荣不喜欢这样的天气，即便像她这样老资格的气象预报员，在没有环保部门监测的准确数值时，也只能根据空气湿度和能见度粗略判断。“早上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是雾，到了中午下午空气湿度降到百分之四五十那就是霾了，有一个雾转霾的天气过程，雾里面含的可能有霾。”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雾和霾都是不利于人们出行的，霾更差一些。”
这样到处灰蒙蒙的日子，家里特别容易脏，不太敢开窗户，心情也会受到影响。“除了这些，没有特别大的明显不适，也没有恐慌。”像大多数已经在武汉生活多年的人一样，张翠荣觉得她都习惯了。1月14日上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翠荣正在等待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她寄望于16日的冷空气能够把雾霾吹走，“但是风有多大，能够改善到什么时候，现在还难以判断。”
在此之前，武汉也曾经有过特别严重的雾霾。2012年6月11日，武汉市大气复合污染物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在上午9点时还只有41微克/立方米，一个小时后突然骤升至589微克/立方米，瞬时数据甚至接近国家二级标准的6倍。但24小时后，这样的“重污染”已经转为“轻度污染”。
对于那次空气质量异常，刘峻记得，黄色的雾霾中夹杂着刺激性的味道，人们一度传言是有毒化学物质泄漏。在官方通告中，这次雾霾是由于秸秆焚烧所致，与当时天气静风，逆温层降低等不利于空气扩散的气象条件有关。
目前为止，武汉的PM2.5浓度尚未超过2012年6月11日的峰值589微克/立方米。但与那次的“闪电式袭击”不同，2013年的这一场雾霾打起了持久战，以持续多日严重污染，不断挑战人们的认知。
被忽略的PM2.5
一年前，刘峻打算自测武汉空气质量那会儿，许多人并不了解PM2.5。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刘峻和他在环保圈的朋友们，采取了募捐购买仪器的做法。一台测试仪，需要2.5万元，划分成25元每份，发动人们捐款。2012年3月8日，用募集所得资金购买的PM2.5浓度监测设备，邮购到位。
10个月后，武汉市环保局就2013年的这次雾霾发布预警称，首要污染物为PM2.5，1月9日，环保局在另一份说明中认为，虽然监测数据表明为重度污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空气质量恶化很多。
“今年1月空气质量状况往年多次出现，但因为按老标准评价，往年API指数对应的污染等级稍好一些。”武汉环保局在9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该市今年1月1日起按新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国控点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3个评价项目（PM2.5、CO、O3），调整了评价时段、评价方法、评价级别、评价类别，收严了评价标准，从而导致评价结果降低的变化。”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胡将军认为，目前武汉并没有发现新的污染源，确实不能说污染比以前严重了多少。“排放的污染物多，再加上气象条件，这一次是全国大范围集中爆发，说明还是跟大气环境有关系。”在胡将军看来，武汉新近开通了地铁，尾气排放等污染应该缓解了一点，然而这次持久性的雾霾说明，对武汉的空气质量还不能太乐观，“气象条件再怎么坏，没有污染物就应该没问题。”
胡将军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关心武汉空气质量的人的看法。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认为，这么长时间空气持续严重污染，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集中爆发肯定有个积累的过程。”周敬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时候也可能是几个原因叠加形成的。
早在1999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吴国平等人的研究表明，1995—1996年，武汉污染点PM2.5浓度达到72.5微克/立方米。颇有意味的是，刘峻过去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武汉PM2.5平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参照美国空气质量标准（AQI），PM2.5浓度在65.5微克/立方米～150.4微克/立方米区间即为不健康等级。
1月14日，刘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统计结果表明，参照美标AQI等级描述，截至2012年12月31日，总共777次的测量结果中，约有6%符合健康等级，27%为中等，近30%对敏感人群不健康，而列为不健康等级的高达37%，其余分别位居非常不健康、危险、一塌糊涂三个严重污染等级。
在777次测量中，最好的记录是2012年9月8日。当天，武汉暴雨转中雨，空气湿度为92，三级北风，能见度可达10公里以上，下午6点测量的PM2.5浓度是4微克/立方米。最糟糕的记录则发生在6月11日。
“我国现阶段空气中的PM2.5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刘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燃煤、工业、汽车、施工不仅直接排放PM2.5，还会通过光化学氧化剂二次反应生成PM2.5，“现在的PM2.5是人造的，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不充分燃烧，煤和石油。”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具体到武汉市内的PM2.5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建筑扬尘、工业排放、餐饮烧烤。“起码有50%来源于汽车尾气。”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0月底，武汉汽车保有量已达到135万辆。此外，在“满城挖”式的大规模建设浪潮中，此时的武汉，有5000多个工地同时开工。
“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控制的。”周敬宣表示，只要政府肯狠下决心，放弃一味追求GDP的政绩观，PM2.5的改善并没有那么难，“武汉本身的自然条件不错，江河湖泊多，只要想有所作为，还是有办法解决。”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祥斌非常赞成周敬宣的观点，他认为PM2.5积重难返的根源在于，过去没有纳入监控体系，如今虽然各地开始公布测量结果，但仍然没有纳入地方考核指标。
“需要从立法、执法层面进行推进。”曾祥斌1月14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推出针对性的立法措施，“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机制，这样全社会形成合力，多个城市联控联防效果会更好。”
曾祥斌是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组长，他所关注的这些，正是刘峻接下来想要去推动的。在坚持自测空气近一年之际，武汉市政府终于把PM2.5纳入监测体系，刘峻除了继续观察武汉空气质量之外，更希望自己能够推动公众认知和政府立法、执法。毋庸置疑，他所面对的将是更加艰巨的挑战，因为在过去坚持自测空气的一年中，能够跟刘峻经常就此话题进行讨论的志愿者，也不过是曾祥斌等三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