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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它是明清两朝专门祭祀古代帝王的皇家庙宇，正殿景德崇圣殿内供奉着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崇祯的188位古代帝王，东西配殿从祀79位功臣名将。清朝前几位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给予了持续关注，其中以乾隆为甚。乾隆皇帝与历代帝王庙有着不解之缘，他在位期间重修庙宇，提升大殿等级；增祀帝王，完善祭祀体系；增建碑亭，强调法戒思想，并曾先后七次亲临祭祀，可谓对历代帝王庙的发展厥功至伟。但在这些丰功伟绩背后又隐藏着哪些曲折的情节呢？笔者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献进行整理发现，乾隆时期有三起惩处官员的案件与历代帝王庙息息相关。本文将以此为线索，探寻历代帝王庙发展进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一、修缮庙宇质量堪忧
北京历代帝王庙自明嘉靖十一年（1532）建成后，明朝诸帝一直没有对其进行过大修。在乾隆朝之前的文献档案中，修缮历代帝王庙的记录也仅有雍正朝一次。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曾下旨对陈旧的历代帝王庙进行修缮，但未改变庙宇的布局及外观，仅为“粘补修缮”[1]。
乾隆二十五年（1760），太常寺请旨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修缮。此时的乾隆皇帝曾在乾隆三年（1738）九月和乾隆九年（1744）二月两度亲临致祭，对于历代帝王庙的现状应该非常了解。而且，为政多年的他从历代帝王的成败得失中深切地感悟到，只有效法前人的功德、力戒前人的教训才是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为此，乾隆皇帝决定重修历代帝王庙，遂命坛宇工程处对庙宇进行估修，实地踏勘，折估工料银两数量。经过近两年的查估核检、物料筹备，历代帝王庙修缮工程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式启动。同年三月，遣官祗告，并将景德崇圣殿所供历代帝王神牌请至大殿北侧的祭器库内暂时安奉[2]。
乾隆二十九年（1764），历时三年的修缮工程圆满竣工。同年三月，乾隆皇帝亲临致祭，写下《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历代帝王庙瞻礼诗》，并将这一诗一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历代帝王庙西南碑亭。在《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中提道：“庙自雍正癸丑缮葺，距今且三十载。爰以乾隆壬午，出内帑金，庀而饬之。故事瓴甋甃以纯绿，兹特易盖正殿黄瓦，用昭舄奕。工告讫功，适届甲申季春吉祀，祗承家法，躬荐新宫[3]。”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乾隆皇帝说对历代帝王庙的维护和修缮使用的是“内帑”。“内帑”又称“私帑”“内库帑银”，简单地说，就是皇帝个人名下的“小金库”。相对于由户部管理的“公帑”，内帑是由总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掌管。内帑除宫廷用度之外，一般还会在重要工程、军事行动或国计民生遭遇艰难时进行拨解。内帑的使用除了起到填补国帑不足之外，还会在情感方面发生一些微妙的反应，凸显皇恩浩荡，发挥激励和帮助的积极作用。据军机处大臣福隆安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奏折中可知，这次修缮共用物料工价银九万九千八百六十五两。其二，诗中提到“故事瓴甋甃以纯绿，兹特易盖正殿黄瓦”，即在修缮过程中对景德崇圣殿殿顶的覆瓦进行更易。早在乾隆三年（1738），工部郎中达海就曾以“整饰庙貌，以肃观瞻”为由，提议将景德崇圣殿的覆瓦改为黄色琉璃。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乾隆皇帝的应允。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二十六日，礼部尚书陈德华上奏称：“历代帝王庙正殿为景德崇圣之殿，旧制覆殿顶瓦用青色琉璃，檐瓦绿色琉璃。考文庙大成殿瓦前奉特旨，改用黄色琉璃。今帝王庙正殿所礼三皇，五帝，三代帝王，皆以圣人在天子位，亦应用王者之制。现值缮修，除两庑仍循旧制，其正殿覆瓦请改純黄。”乾隆皇帝的批示为：“所奏是，著改盖黄瓦以崇典礼。”[4]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在礼部左侍郎程景伊的奏案中，对景德崇圣殿更易黄瓦之事也有提及，载：“本年三月初二日，祭历代帝王庙，皇上亲诣行礼。适值易用黄瓦，工竣一新。请另撰文宣读，以伸昭格。嗣后随常致祭，仍用成文。”[5]
按理说，这项皇帝关注且动用“内帑”的皇家工程应该确保万无一失，可偏偏在质量上出现了问题。乾隆四十年（1775），太常寺奏称：“查得历代帝王庙东西牌楼中脊脱落，瓦片不齐，油饰爆裂。正殿大宫门、二宫门，匾心旧裂缝。东西内外角门、影壁、栅栏、木植损坏。钟楼北山尖并门槛，二宫门博缝板油饰俱爆裂。内外围墙灰皮脱落，瓦片不全，应行修理。”乾隆皇帝责问道，历代帝王庙乃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二十九年（1764）动项大修，并非寻常粘补修理，修缮工程距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何至于又损坏到如此地步？分明是当时承办官员、督查监理、匠役人等草率行事，冒销情弊所致。于是他命工部侍郎德成、刘浩等人进行核准，查勘后上报的结果为“除太常寺咨明应粘修各处外，其余俱属完整，无（毋）庸修理”。
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军机大臣福隆安请奏，因本次修缮尚属于“保固期”之内，即承修者对于修缮营造物的责任期，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凡坛庙、城垣、衙署、官房等各项修理工程均有保固期限，限内损坏者，著（着）落原办官赔修”[6]，故修补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工程责任大臣及监督大臣进行分赔。因查得原办大臣监督内大学士公傅恒、尚书公阿里衮、侍郎三和均已病故，故现行修补之事暂交由侍郎德成、刘浩负责。所需物料及工价银，则由现任内务府大臣英廉、四格及前任监督穆克登三人进行分赔。折内还进一步明确，修缮历代帝王庙的工程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再给限9年，连同上次维修前后共定为20年保固期限，如果在限内仍有损坏，应行修理之处亦令其赔修，不准开销[7]。
二、增祀帝王顺次有误
明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初创历代帝王庙，祭祀三皇、五帝及历代开国帝王共17人。后庙宇遭火，重建时将隋高祖杨坚罢祀，入祀帝王降为16人。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朱厚璁于北京再建历代帝王庙，后因边患问题，将元世祖忽必烈进行罢祀，入祀帝王人数减至15人。清顺治时期，摄政王多尔衮首先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由太庙迁入历代帝王庙。然后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同时还加入了辽、金、元时期的部分少数民族帝王，将入祀帝王人数调整至21人。康熙在去世前曾提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8]的入祀主张。雍正皇帝秉承康熙遗愿，将入祀帝王人数增加到164人。 乾隆二年（1737），在管理礼部事务、和硕履亲王允裪等人的建议下，乾隆皇帝特准建文帝以“恭闵惠皇帝”的谥号入祀历代帝王庙，位列明太祖朱元璋之下，将其纳入正统帝王之序列[9]。经过这次增祀，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人数已达到165位。但乾隆皇帝认为仍有许多不妥之处，需要进行厘定和补充。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乾隆皇帝在阅览《四库全书》内的《大清通礼》时，对于当年康熙朝议礼大臣未能深入领会康熙皇帝增祀初衷，就增祀帝王草草了事的做法大为不满。为此，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一篇1059字的谕旨，集中阐述了自己对帝王入祀观的深入思考。乾隆皇帝首先认为，历代帝王庙内只入祀辽、金帝王，而像东西晋、南北朝、前后五代这些偏安政权的君主，则没有入祀，这是有意区分南北、轻重、高低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圣祖康熙的本意。其次，他主张撤祀汉之桓、灵二帝。乾隆皇帝认为，东汉之亡，亡于桓、灵之手而非汉献帝，故不可让“昏暗之君滥叨庙食”，命大学士九卿等人将历代帝王庙祀典应行增祀之处详加审议[10]。经过乾隆君臣的共同酌核，最终确定除了撤祀汉桓、灵二帝之外，增祀包括东晋、南朝、北魏、五代十国的部分帝王，连同唐宪宗与金哀宗，共计25帝。
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乾隆皇帝以75岁的高龄第六次来到历代帝王庙亲祭[11]。在这次祭祀中，不僅落实了上一年所议增祀的历代帝王，还亲书《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并序》一文，简要记述了这次增祀的起因和结果，并将文章镌刻于历代帝王庙东南御碑的碑阴，与父皇雍正的《历代帝王庙碑》合为一体，遂成“父子碑”。
但是增祀之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三日，大学士阿桂等人就历代帝王庙所奉帝王神位顺次一事进行上奏。奏折内提到，在去年大学士九卿会议具奏时，元魏之主本神牌应位列晋、宋、齐、陈之后。但在排列龛位过程中，由于礼部堂官的疏忽，误将元魏之主列于晋代之前，实属大错。特请旨将负责官员交部议处，并按原议位次进行更正[12]。
二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吏部具体负责查办历代帝王庙帝王神位顺次排列错误一事。随后吏部将该文移交给礼部，命其尽快上报应议论处人员职名，以便查办。礼部查明后称：“除本部汉尚书姚（成烈）于定议龛座时尚未到任，汉左侍郎庄（存与）定议龛位时随驾热河未经列衔外，相应将本部应送堂衔移咨吏部办理。”在礼部移送的待议处名单中共有四人，即礼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德保、左侍郎兼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公中佐领达椿、右侍郎兼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公中佐领德明和右侍郎陆费墀[13]。
三月二十三日，吏部拿出了处理意见，对于礼部提交的四名官员应均照承办错误降一级留任。查德保有加四级，达椿有加一级，故应各销去纪录四次，俱抵降一级，均免其降级。陆费墀从前罚俸三月之处仍注于纪录，合计抵销。“纪（记）录”是清朝对官员的奖励。因业绩、军功给予“纪（记）录”，可以抵销降级、罚俸等处分。按照典章规定，纪（记）录四次抵加级一次，亦可抵销降级。两天后，乾隆皇帝降旨：“德明着降一级留任。德保、达椿俱着销去加一级，免其降级。陆费墀着抵销去纪（记）录四次，免其降级，其从前罚俸三个月之处注于纪（记）录抵消（销）。钦此。”[14]
三、增建碑亭奏销延迟
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亲祭历代帝王庙后当天驻跸圆明园，觉得只写了一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并序》并没有充分表达他的想法，于是又撰写了一篇长达1300多字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总结了祭祀历代帝王的历史，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乾隆皇帝在碑文中谈道：“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以此表达皇帝不应该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别。而对于历代帝王的是非功过，乾隆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对执掌国政越来越心存戒惧。在碑文中，乾隆重申法戒思想，主张效法那些好皇帝，对昏君则要引以为戒。最后他还告诫子孙“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有不能入庙享祀的危机感[15]。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他的这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要求在景德崇圣殿的东西两侧增建御碑，东侧石碑用于镌刻他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西侧石碑定为“无字碑”。据档案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二十四，内务府大臣和珅、金简、福康安等人奉命将历代帝王庙地盘式样恭呈给乾隆皇帝预览后，得旨：“著在大殿东西两边各建碑亭一座，钦此。”三月二十八日，乾隆看到大臣呈递的碑亭烫样后提出了具体要求：“碑亭照样准做，碑身照依东边旧碑尺寸，花纹照长陵碑趺式样成做。”大臣遵照长陵龙趺碑的尺寸式样，核估得清白石龙趺碑两统，另建重檐碑亭两座。还指出工程中“除颜料、架木向户、工二部取用，大件柱、檁、枋、桁、木植等件，请在于明陵余存木料内运用”。“小件青白、豆渣等石，将来明陵余存者甚多，所有此二座碑亭应用之青白石、柱顶、埋头、阶条、栏垫、踏跺、角柱、腰线、並豆渣石底垫等料，亦请在于明陵用剩之石料内尽数运用。”与此同时，据石商呈请，制作碑趺所用的青白石大料，旧石塘已无料可采，需另觅新塘。此外，出运塘口必须修垫山道，增加运脚人工，另有草料、米面等开销，还应适当增加工程预算。经主事大臣细察审核，“情形尚皆属实，但按依从前加增二成八分未免过优，拟请按成例酌加二成五分”，最终工程估需银两“三万七千五十三两四钱一分”[16]。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历代帝王庙东西碑亭开始兴建，乾隆五十二年（1787）工程告竣。依清代工程奏销制度，工程告竣后应由工程监督大臣将实用工料钱粮等项缮造黄册，上报工部进行核销。但历代帝王庙增建碑亭工程直到两年之后才进行奏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二十七日，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质亲王永瑢上奏请求处罚和珅等监造官员，文曰：“前经总理工程事务大学士和珅等，为修建帝王庙碑亭工程用过工料银两销算具奏内称，查该工于乾隆五十一年兴修，嗣于五十二年告竣，虽查收工作，酌算帳目均需时日，亦不应迟滞至今始行报销。延迟之咎实所难辞，应将该监督交内务府严加议处。奴才等督催不力亦难辞咎，应请查议。”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月初四，经乾隆皇帝批准，对于员外郎富尔纳、主事成文“均照钦部事件承办官逾限一月以上罚俸一年例，各加倍罚俸二年”。而和珅等人身为总理工程事务之大员，于修建帝王庙碑亭之监督等报销延迟督催不力，亦属不合，故“总理工程事务大臣和珅、福长安、金简、德成均照不行详查，罚俸六个月例，各罚俸六个月”。按照《大清会典》内对于官员罚俸的相关规定，“罚俸两年”为此类处罚的最高上限，这也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的御碑以及自己的得意文章格外重视，不容任何官员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怠慢[17]。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对于官员因职务疏忽而造成的渎职失察等行为一经查出绝不姑息，都是依据律例规定严格处理。这一方面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治以严律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以此儆戒其他官员。这些案件在乾隆时期历代帝王庙的发展过程中算是一些瑕疵与缺憾，但终不能掩盖乾隆皇帝对于历代帝王庙的巨大贡献。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下，历代帝王庙的建筑等级得以提升，祭祀要义得到升华。“乾清宫”级的景德崇圣殿气势恢宏，东西四座御制碑亭，异常精美。整座庙宇建筑体量大小有别，屋顶错落有序，地位主次分明，处处彰显出皇家庙宇的风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提出了“法戒兼资，古可为鉴”的祭祀要义，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完善并确立了历代帝王庙188位入祀帝王的统一多民族帝王祭祀體系，彰显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特点，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境界升华了，也为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回望历代帝王庙的历史，并不仅限于乾隆一朝，也不局限于翻检几桩处罚案件。昔日位列明清三大皇家祀庙之一的历代帝王庙，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它向世人展现出的是中华统绪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是集明清建筑经典于一身的历史辉煌，更是各民族共存共创、共同推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认真梳理历史，还原本真，求溯根脉，并结合时代要求，深入挖掘历代帝王庙的文化内涵；更应当怀着一颗对中华历代先贤敬仰的心，让先人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能够得以延续和传承。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0186-2620-015，档案名称：奏历代帝王庙修理所需银两请令现任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分赔折，档案时间：乾隆四十年二月。
[2]《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影像版。
[3][4][5]清实录（17）[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633-17634，17084，17622.
[6]《光绪朝大清会典》卷八百八十七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影像版。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0186-2620-015，档案名称：奏历代帝王庙修理所需银两请令现任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分赔折，档案时间：乾隆四十年二月，缩微号：105-1093。
[8]清实录（6）[M].北京：中华书局，2008：5782.
[9]《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影像版。
[10][11][15]清实录（24）[M].北京：中华书局，2008：24730-24732，24935，24935-24937.
[12][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12） [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492，500.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号：05-13-002-000467-0047，档案名称：为增祀历代帝王龛位排列错误之礼部尚书德保等奉旨处分抄录原题事致内务府等，档案时间：乾隆五十年四月。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号：05-0397-003，档案名称：奏报帝王庙建立碑亭估需工料银两数目事，档案时间：乾隆五十年十月二十七。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号：05-0427-007，档案名称：奏为帝王庙碑亭工程报销迟延将大臣官员罚俸事，档案时间：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四日。
作者单位：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
一、修缮庙宇质量堪忧
北京历代帝王庙自明嘉靖十一年（1532）建成后，明朝诸帝一直没有对其进行过大修。在乾隆朝之前的文献档案中，修缮历代帝王庙的记录也仅有雍正朝一次。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曾下旨对陈旧的历代帝王庙进行修缮，但未改变庙宇的布局及外观，仅为“粘补修缮”[1]。
乾隆二十五年（1760），太常寺请旨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修缮。此时的乾隆皇帝曾在乾隆三年（1738）九月和乾隆九年（1744）二月两度亲临致祭，对于历代帝王庙的现状应该非常了解。而且，为政多年的他从历代帝王的成败得失中深切地感悟到，只有效法前人的功德、力戒前人的教训才是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为此，乾隆皇帝决定重修历代帝王庙，遂命坛宇工程处对庙宇进行估修，实地踏勘，折估工料银两数量。经过近两年的查估核检、物料筹备，历代帝王庙修缮工程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式启动。同年三月，遣官祗告，并将景德崇圣殿所供历代帝王神牌请至大殿北侧的祭器库内暂时安奉[2]。
乾隆二十九年（1764），历时三年的修缮工程圆满竣工。同年三月，乾隆皇帝亲临致祭，写下《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历代帝王庙瞻礼诗》，并将这一诗一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历代帝王庙西南碑亭。在《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中提道：“庙自雍正癸丑缮葺，距今且三十载。爰以乾隆壬午，出内帑金，庀而饬之。故事瓴甋甃以纯绿，兹特易盖正殿黄瓦，用昭舄奕。工告讫功，适届甲申季春吉祀，祗承家法，躬荐新宫[3]。”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乾隆皇帝说对历代帝王庙的维护和修缮使用的是“内帑”。“内帑”又称“私帑”“内库帑银”，简单地说，就是皇帝个人名下的“小金库”。相对于由户部管理的“公帑”，内帑是由总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掌管。内帑除宫廷用度之外，一般还会在重要工程、军事行动或国计民生遭遇艰难时进行拨解。内帑的使用除了起到填补国帑不足之外，还会在情感方面发生一些微妙的反应，凸显皇恩浩荡，发挥激励和帮助的积极作用。据军机处大臣福隆安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奏折中可知，这次修缮共用物料工价银九万九千八百六十五两。其二，诗中提到“故事瓴甋甃以纯绿，兹特易盖正殿黄瓦”，即在修缮过程中对景德崇圣殿殿顶的覆瓦进行更易。早在乾隆三年（1738），工部郎中达海就曾以“整饰庙貌，以肃观瞻”为由，提议将景德崇圣殿的覆瓦改为黄色琉璃。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乾隆皇帝的应允。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二十六日，礼部尚书陈德华上奏称：“历代帝王庙正殿为景德崇圣之殿，旧制覆殿顶瓦用青色琉璃，檐瓦绿色琉璃。考文庙大成殿瓦前奉特旨，改用黄色琉璃。今帝王庙正殿所礼三皇，五帝，三代帝王，皆以圣人在天子位，亦应用王者之制。现值缮修，除两庑仍循旧制，其正殿覆瓦请改純黄。”乾隆皇帝的批示为：“所奏是，著改盖黄瓦以崇典礼。”[4]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在礼部左侍郎程景伊的奏案中，对景德崇圣殿更易黄瓦之事也有提及，载：“本年三月初二日，祭历代帝王庙，皇上亲诣行礼。适值易用黄瓦，工竣一新。请另撰文宣读，以伸昭格。嗣后随常致祭，仍用成文。”[5]
按理说，这项皇帝关注且动用“内帑”的皇家工程应该确保万无一失，可偏偏在质量上出现了问题。乾隆四十年（1775），太常寺奏称：“查得历代帝王庙东西牌楼中脊脱落，瓦片不齐，油饰爆裂。正殿大宫门、二宫门，匾心旧裂缝。东西内外角门、影壁、栅栏、木植损坏。钟楼北山尖并门槛，二宫门博缝板油饰俱爆裂。内外围墙灰皮脱落，瓦片不全，应行修理。”乾隆皇帝责问道，历代帝王庙乃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二十九年（1764）动项大修，并非寻常粘补修理，修缮工程距今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何至于又损坏到如此地步？分明是当时承办官员、督查监理、匠役人等草率行事，冒销情弊所致。于是他命工部侍郎德成、刘浩等人进行核准，查勘后上报的结果为“除太常寺咨明应粘修各处外，其余俱属完整，无（毋）庸修理”。
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军机大臣福隆安请奏，因本次修缮尚属于“保固期”之内，即承修者对于修缮营造物的责任期，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凡坛庙、城垣、衙署、官房等各项修理工程均有保固期限，限内损坏者，著（着）落原办官赔修”[6]，故修补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原工程责任大臣及监督大臣进行分赔。因查得原办大臣监督内大学士公傅恒、尚书公阿里衮、侍郎三和均已病故，故现行修补之事暂交由侍郎德成、刘浩负责。所需物料及工价银，则由现任内务府大臣英廉、四格及前任监督穆克登三人进行分赔。折内还进一步明确，修缮历代帝王庙的工程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再给限9年，连同上次维修前后共定为20年保固期限，如果在限内仍有损坏，应行修理之处亦令其赔修，不准开销[7]。
二、增祀帝王顺次有误
明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初创历代帝王庙，祭祀三皇、五帝及历代开国帝王共17人。后庙宇遭火，重建时将隋高祖杨坚罢祀，入祀帝王降为16人。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朱厚璁于北京再建历代帝王庙，后因边患问题，将元世祖忽必烈进行罢祀，入祀帝王人数减至15人。清顺治时期，摄政王多尔衮首先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由太庙迁入历代帝王庙。然后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同时还加入了辽、金、元时期的部分少数民族帝王，将入祀帝王人数调整至21人。康熙在去世前曾提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8]的入祀主张。雍正皇帝秉承康熙遗愿，将入祀帝王人数增加到164人。 乾隆二年（1737），在管理礼部事务、和硕履亲王允裪等人的建议下，乾隆皇帝特准建文帝以“恭闵惠皇帝”的谥号入祀历代帝王庙，位列明太祖朱元璋之下，将其纳入正统帝王之序列[9]。经过这次增祀，历代帝王庙入祀帝王人数已达到165位。但乾隆皇帝认为仍有许多不妥之处，需要进行厘定和补充。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乾隆皇帝在阅览《四库全书》内的《大清通礼》时，对于当年康熙朝议礼大臣未能深入领会康熙皇帝增祀初衷，就增祀帝王草草了事的做法大为不满。为此，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一篇1059字的谕旨，集中阐述了自己对帝王入祀观的深入思考。乾隆皇帝首先认为，历代帝王庙内只入祀辽、金帝王，而像东西晋、南北朝、前后五代这些偏安政权的君主，则没有入祀，这是有意区分南北、轻重、高低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圣祖康熙的本意。其次，他主张撤祀汉之桓、灵二帝。乾隆皇帝认为，东汉之亡，亡于桓、灵之手而非汉献帝，故不可让“昏暗之君滥叨庙食”，命大学士九卿等人将历代帝王庙祀典应行增祀之处详加审议[10]。经过乾隆君臣的共同酌核，最终确定除了撤祀汉桓、灵二帝之外，增祀包括东晋、南朝、北魏、五代十国的部分帝王，连同唐宪宗与金哀宗，共计25帝。
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乾隆皇帝以75岁的高龄第六次来到历代帝王庙亲祭[11]。在这次祭祀中，不僅落实了上一年所议增祀的历代帝王，还亲书《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并序》一文，简要记述了这次增祀的起因和结果，并将文章镌刻于历代帝王庙东南御碑的碑阴，与父皇雍正的《历代帝王庙碑》合为一体，遂成“父子碑”。
但是增祀之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三日，大学士阿桂等人就历代帝王庙所奉帝王神位顺次一事进行上奏。奏折内提到，在去年大学士九卿会议具奏时，元魏之主本神牌应位列晋、宋、齐、陈之后。但在排列龛位过程中，由于礼部堂官的疏忽，误将元魏之主列于晋代之前，实属大错。特请旨将负责官员交部议处，并按原议位次进行更正[12]。
二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命吏部具体负责查办历代帝王庙帝王神位顺次排列错误一事。随后吏部将该文移交给礼部，命其尽快上报应议论处人员职名，以便查办。礼部查明后称：“除本部汉尚书姚（成烈）于定议龛座时尚未到任，汉左侍郎庄（存与）定议龛位时随驾热河未经列衔外，相应将本部应送堂衔移咨吏部办理。”在礼部移送的待议处名单中共有四人，即礼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德保、左侍郎兼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公中佐领达椿、右侍郎兼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公中佐领德明和右侍郎陆费墀[13]。
三月二十三日，吏部拿出了处理意见，对于礼部提交的四名官员应均照承办错误降一级留任。查德保有加四级，达椿有加一级，故应各销去纪录四次，俱抵降一级，均免其降级。陆费墀从前罚俸三月之处仍注于纪录，合计抵销。“纪（记）录”是清朝对官员的奖励。因业绩、军功给予“纪（记）录”，可以抵销降级、罚俸等处分。按照典章规定，纪（记）录四次抵加级一次，亦可抵销降级。两天后，乾隆皇帝降旨：“德明着降一级留任。德保、达椿俱着销去加一级，免其降级。陆费墀着抵销去纪（记）录四次，免其降级，其从前罚俸三个月之处注于纪（记）录抵消（销）。钦此。”[14]
三、增建碑亭奏销延迟
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亲祭历代帝王庙后当天驻跸圆明园，觉得只写了一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并序》并没有充分表达他的想法，于是又撰写了一篇长达1300多字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总结了祭祀历代帝王的历史，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乾隆皇帝在碑文中谈道：“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以此表达皇帝不应该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别。而对于历代帝王的是非功过，乾隆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对执掌国政越来越心存戒惧。在碑文中，乾隆重申法戒思想，主张效法那些好皇帝，对昏君则要引以为戒。最后他还告诫子孙“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有不能入庙享祀的危机感[15]。
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他的这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要求在景德崇圣殿的东西两侧增建御碑，东侧石碑用于镌刻他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西侧石碑定为“无字碑”。据档案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二十四，内务府大臣和珅、金简、福康安等人奉命将历代帝王庙地盘式样恭呈给乾隆皇帝预览后，得旨：“著在大殿东西两边各建碑亭一座，钦此。”三月二十八日，乾隆看到大臣呈递的碑亭烫样后提出了具体要求：“碑亭照样准做，碑身照依东边旧碑尺寸，花纹照长陵碑趺式样成做。”大臣遵照长陵龙趺碑的尺寸式样，核估得清白石龙趺碑两统，另建重檐碑亭两座。还指出工程中“除颜料、架木向户、工二部取用，大件柱、檁、枋、桁、木植等件，请在于明陵余存木料内运用”。“小件青白、豆渣等石，将来明陵余存者甚多，所有此二座碑亭应用之青白石、柱顶、埋头、阶条、栏垫、踏跺、角柱、腰线、並豆渣石底垫等料，亦请在于明陵用剩之石料内尽数运用。”与此同时，据石商呈请，制作碑趺所用的青白石大料，旧石塘已无料可采，需另觅新塘。此外，出运塘口必须修垫山道，增加运脚人工，另有草料、米面等开销，还应适当增加工程预算。经主事大臣细察审核，“情形尚皆属实，但按依从前加增二成八分未免过优，拟请按成例酌加二成五分”，最终工程估需银两“三万七千五十三两四钱一分”[16]。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历代帝王庙东西碑亭开始兴建，乾隆五十二年（1787）工程告竣。依清代工程奏销制度，工程告竣后应由工程监督大臣将实用工料钱粮等项缮造黄册，上报工部进行核销。但历代帝王庙增建碑亭工程直到两年之后才进行奏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二十七日，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质亲王永瑢上奏请求处罚和珅等监造官员，文曰：“前经总理工程事务大学士和珅等，为修建帝王庙碑亭工程用过工料银两销算具奏内称，查该工于乾隆五十一年兴修，嗣于五十二年告竣，虽查收工作，酌算帳目均需时日，亦不应迟滞至今始行报销。延迟之咎实所难辞，应将该监督交内务府严加议处。奴才等督催不力亦难辞咎，应请查议。”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月初四，经乾隆皇帝批准，对于员外郎富尔纳、主事成文“均照钦部事件承办官逾限一月以上罚俸一年例，各加倍罚俸二年”。而和珅等人身为总理工程事务之大员，于修建帝王庙碑亭之监督等报销延迟督催不力，亦属不合，故“总理工程事务大臣和珅、福长安、金简、德成均照不行详查，罚俸六个月例，各罚俸六个月”。按照《大清会典》内对于官员罚俸的相关规定，“罚俸两年”为此类处罚的最高上限，这也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的御碑以及自己的得意文章格外重视，不容任何官员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怠慢[17]。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对于官员因职务疏忽而造成的渎职失察等行为一经查出绝不姑息，都是依据律例规定严格处理。这一方面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治以严律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以此儆戒其他官员。这些案件在乾隆时期历代帝王庙的发展过程中算是一些瑕疵与缺憾，但终不能掩盖乾隆皇帝对于历代帝王庙的巨大贡献。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下，历代帝王庙的建筑等级得以提升，祭祀要义得到升华。“乾清宫”级的景德崇圣殿气势恢宏，东西四座御制碑亭，异常精美。整座庙宇建筑体量大小有别，屋顶错落有序，地位主次分明，处处彰显出皇家庙宇的风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提出了“法戒兼资，古可为鉴”的祭祀要义，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完善并确立了历代帝王庙188位入祀帝王的统一多民族帝王祭祀體系，彰显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特点，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境界升华了，也为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回望历代帝王庙的历史，并不仅限于乾隆一朝，也不局限于翻检几桩处罚案件。昔日位列明清三大皇家祀庙之一的历代帝王庙，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它向世人展现出的是中华统绪一脉相承的历史特点，是集明清建筑经典于一身的历史辉煌，更是各民族共存共创、共同推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我们应当认真梳理历史，还原本真，求溯根脉，并结合时代要求，深入挖掘历代帝王庙的文化内涵；更应当怀着一颗对中华历代先贤敬仰的心，让先人留下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能够得以延续和传承。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0186-2620-015，档案名称：奏历代帝王庙修理所需银两请令现任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分赔折，档案时间：乾隆四十年二月。
[2]《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五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影像版。
[3][4][5]清实录（17）[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633-17634，17084，17622.
[6]《光绪朝大清会典》卷八百八十七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影像版。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0186-2620-015，档案名称：奏历代帝王庙修理所需银两请令现任内务府大臣英廉等分赔折，档案时间：乾隆四十年二月，缩微号：105-1093。
[8]清实录（6）[M].北京：中华书局，2008：5782.
[9]《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八十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影像版。
[10][11][15]清实录（24）[M].北京：中华书局，2008：24730-24732，24935，24935-24937.
[12][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12） [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492，500.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号：05-13-002-000467-0047，档案名称：为增祀历代帝王龛位排列错误之礼部尚书德保等奉旨处分抄录原题事致内务府等，档案时间：乾隆五十年四月。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号：05-0397-003，档案名称：奏报帝王庙建立碑亭估需工料银两数目事，档案时间：乾隆五十年十月二十七。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号：05-0427-007，档案名称：奏为帝王庙碑亭工程报销迟延将大臣官员罚俸事，档案时间：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四日。
作者单位：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