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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大学时，我加入了很多校组织。
和中学时浮于形式的兴趣社团不同，大学社团与校组织的种类更多，看起来也更像那么一回事：志愿者社的成员穿着统一的队服，在招新的摊位前放他们的官方歌；而团工委的招新海报设计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空中悬着一架无人机，牵引着飘在半空中的横幅。
我的策略是广撒网，于是最终凭借自己超乎寻常的忽悠人能力，顺利加入了校文艺部。
然而事实上，我没能在这些组织内待够三个月。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安静如鸡地服从组织安排的人。
所以在校文艺的部长要求我们“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大学生活动中心签到，签完名字之后什么事也不用做，在那儿待二十分钟”时，我一脸懵样：“为什么？”
大概部长也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她短暂地愣了愣：“没有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规定。”
可是这种规定鸡肋又毫无意义。
心里的小人疯狂地叫嚣，但看在第一天入社的份儿上，我决定按住小人，先不反驳她。
可事实上，鸡肋的规定远不止这一条。
大学的校组织好像都有个奇怪的通病，就算没事也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做毫无意义又浪费时间的活动，美其名曰联络感情。
原谅我性情冷淡，刚入社时对周围的人真的没什么感情，所以在他们占用着我晚读的时间，让我从市中心的英语班坐半个小时地铁赶回学校，只为陪他们做联谊游戏的时候——我第二次露出了黑人问号脸：“大老远地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做游戏？”
部长笑眯眯：“对呀，我们部门就差你了，下次不要请假，集体活动请假也是要写检讨的。”
哦，这条我记得，不管有什么天大的理由，请假都要写一千字检讨。部长手里有个小本本，专门拿来记大家写了多少篇检讨，等到期末算总账，一不小心就会跟校文艺say goodbye。
那天我在活动中心跟一群大学生玩经典的小学生游戏“贴膏药”，心里的小人生无可恋。
而我没有料到的是，部长口中“写检讨”的那天，会来得那么快。
[2]
十月中旬，学校以学院为单位召开新生大会，由各院院长欢迎新生入校。时间定在公休日的下午，不得缺席。于情于理，我都不可能不去。
可微妙之处在于，又和校文艺的活动发生冲突了。
部长这次的回复简明扼要：“一千字检讨，明晚前给我。”
我上哪给她写一千字的检讨？心里的小人抓心挠肝，我明明就什么都没做错啊！大学的课余活动本来就是限定在“课余”范围内的，哪有官方活动给课余活动让步的道理？
我很纠结，一方面不知道检讨应该怎么写，另一方面质疑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于是战战兢兢地去问开学时接我的学长S君，我做错了么？
他想了想，说：“看起来好像有冲突，但本质上，你只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你想不想继续在那儿待下去。”
如果想，就把尾巴夹好，然后乖巧地认怂。
可我天生爱瞎想：“但就算这次我不认怂，万一以后再遇见了类似的情况，又该怎么办？”
他笑了：“別想那么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事解决不了？”
顿了顿，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校文艺呀，说到底也就是个大学生组织……它地位有多高，全看你心里怎么想。”
最后一句话说得我似懂非懂，我犹豫半天，最后还是认怂，压着心里咆哮的小人写完了检讨。
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真正的社团活动里，“一起出去做志愿服务”所占的时间比例其实非常小，真正耗费时间的事情全都与志愿活动无关，除了每天晚上定点签到（还要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站半个小时）、时不时被叫出去做小学生游戏（他们管它叫部门联谊）之外，有时还会被集体派遣去参加校外某些商业组织所办的大学生讲座。
“社会成功人士”大多偏爱鸡汤与成功学，台下没人听还要雇几个托儿拍手叫好，但我不吃那一套。何况晚间时间撞上来，我又真的有别的事要做，校规规定大一学生上晚自习，我总不能逃课去听成功学。
于是我言辞恳切地向部长请假，意料之中地，听她老生常谈地提到检讨：“检讨按照你上次的格式来就好，不过你可记得，写太多检讨，期末会被清退的。”
我心里的小人揭竿而起，写太多？别逗了，我根本没有打算写。
但我也就是脑子里想想，真要揭竿而起，仍然且怂且软。
所以我决定冷处理，先晾一晾我的部长，给彼此被制度击垮了的智商留一点缓冲回正常水平的时间。
可她并不冷静。
见我三分钟不回话，她警惕地问：“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
心里的小人正在闹革命，但不回复别人消息，仍然是不礼貌的行为。
我盯着手机屏幕，拼命地想怎么才能缓解现在的尴尬局面，可不等我想清楚，她先迫不及待，亮出了底牌：“我知道你加了很多其他的校组织，如果时间实在匀不开，你还是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留在校文艺吧。但你想好了，你可是当时参加了三轮面试才留下来的，以后再想加，就加不进来了。”
你误会了，就算没有其他校组织，我也不会有空天天去参加没意义的活动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心里的小人已经跃跃欲试，开始摩拳擦掌地准备溜之大吉。于是我借坡下驴，顺理成章地做出了乖巧脸：“那么学姐，谢谢您两个月以来的照顾，祝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啦。”
发完之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3]
我花了半年时间，才慢慢明白了S君当初跟我说的话，其实不止校文艺，任何表面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校组织都一样，即使它们自成体系、有着一套仿佛坚不可摧的制度，但最根本的想法依然在你，如果你不把它当回事，它永远就都什么也不是。 因为无法接受自己付出很多还被威胁“我要扣你的分”——大概我就是一个这样玻璃心又没责任感的人，所以不到半年时间，我就退出所有校组织，摇着尾巴溜之大吉。
朋友说我迟早会后悔，毕竟很多人加校组织都不是为了做事，而只是为了社交、积攒人脉和资源。我笑笑说没关系，我心里的小人开心就行了。
我想或许我就是一个这样不善交际的人，永远不能和团队好好交流、不能融进任何一个群体。于是我把空出来的时间全都留给旅行，留给独处与写作，留给专业上的采访和新闻稿。
年关之后，S君邀请我加入院媒，我有些抗拒，他却笑着说，我觉得你会喜欢院媒的，再试试看呗？
我犹犹豫豫，意料之外地，被他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院媒的确与我想象中不一样，大概因为指导老师是个有新闻理想、平日里却不怎么正经的人，大家平时的氛围很轻松，没有莫名其妙的簽到、奇奇怪怪的讲座，也没有做不完的表格、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真正到了要做选题、一起做采访的时候，大家又会不约而同地认真起来，拿出一百二十分的精力去对待。
好吧。待了一个月之后，我跟S君说，我得承认，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4]
大二时，我帮院媒做招新，年关前的一个深夜，收到一个新生的信息，他有些苦恼地问：“在学生会里，我每天都觉得很压抑，动不动就要写检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画面有些眼熟，我有点儿好笑，又有几分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一样，有过相似的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困惑。
于是我说：“想解决的话，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想解决的话，就溜。”
“可是学姐，如果这次溜了，下次怎么办？”
我想了想，对他说出了S君当年对我说的话：“下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本就不该再被集体裹挟着走。不开心的话，离开集体，去读书、去旅行、去享受独处——哪怕一个人坐在山巅看日出，也比心情郁郁地做表格好玩啊。
我们害怕离开团队，无非是担心被抛下。可是只要往前走，哪怕一个人独行，也是在前进啊。
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当然不必强留在任何一个团队，因为大学独处的第一课，就是教人先将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再去遇见更好的团队。
而在此之前，你永远不用担心被抛下。
和中学时浮于形式的兴趣社团不同，大学社团与校组织的种类更多，看起来也更像那么一回事：志愿者社的成员穿着统一的队服，在招新的摊位前放他们的官方歌；而团工委的招新海报设计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空中悬着一架无人机，牵引着飘在半空中的横幅。
我的策略是广撒网，于是最终凭借自己超乎寻常的忽悠人能力，顺利加入了校文艺部。
然而事实上，我没能在这些组织内待够三个月。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安静如鸡地服从组织安排的人。
所以在校文艺的部长要求我们“每天下午五点半到大学生活动中心签到，签完名字之后什么事也不用做，在那儿待二十分钟”时，我一脸懵样：“为什么？”
大概部长也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她短暂地愣了愣：“没有为什么，这是我们的规定。”
可是这种规定鸡肋又毫无意义。
心里的小人疯狂地叫嚣，但看在第一天入社的份儿上，我决定按住小人，先不反驳她。
可事实上，鸡肋的规定远不止这一条。
大学的校组织好像都有个奇怪的通病，就算没事也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做毫无意义又浪费时间的活动，美其名曰联络感情。
原谅我性情冷淡，刚入社时对周围的人真的没什么感情，所以在他们占用着我晚读的时间，让我从市中心的英语班坐半个小时地铁赶回学校，只为陪他们做联谊游戏的时候——我第二次露出了黑人问号脸：“大老远地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做游戏？”
部长笑眯眯：“对呀，我们部门就差你了，下次不要请假，集体活动请假也是要写检讨的。”
哦，这条我记得，不管有什么天大的理由，请假都要写一千字检讨。部长手里有个小本本，专门拿来记大家写了多少篇检讨，等到期末算总账，一不小心就会跟校文艺say goodbye。
那天我在活动中心跟一群大学生玩经典的小学生游戏“贴膏药”，心里的小人生无可恋。
而我没有料到的是，部长口中“写检讨”的那天，会来得那么快。
十月中旬，学校以学院为单位召开新生大会，由各院院长欢迎新生入校。时间定在公休日的下午，不得缺席。于情于理，我都不可能不去。
可微妙之处在于，又和校文艺的活动发生冲突了。
部长这次的回复简明扼要：“一千字检讨，明晚前给我。”
我上哪给她写一千字的检讨？心里的小人抓心挠肝，我明明就什么都没做错啊！大学的课余活动本来就是限定在“课余”范围内的，哪有官方活动给课余活动让步的道理？
我很纠结，一方面不知道检讨应该怎么写，另一方面质疑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于是战战兢兢地去问开学时接我的学长S君，我做错了么？
他想了想，说：“看起来好像有冲突，但本质上，你只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你想不想继续在那儿待下去。”
如果想，就把尾巴夹好，然后乖巧地认怂。
可我天生爱瞎想：“但就算这次我不认怂，万一以后再遇见了类似的情况，又该怎么办？”
他笑了：“別想那么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事解决不了？”
顿了顿，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校文艺呀，说到底也就是个大学生组织……它地位有多高，全看你心里怎么想。”
最后一句话说得我似懂非懂，我犹豫半天，最后还是认怂，压着心里咆哮的小人写完了检讨。
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
在真正的社团活动里，“一起出去做志愿服务”所占的时间比例其实非常小，真正耗费时间的事情全都与志愿活动无关，除了每天晚上定点签到（还要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站半个小时）、时不时被叫出去做小学生游戏（他们管它叫部门联谊）之外，有时还会被集体派遣去参加校外某些商业组织所办的大学生讲座。
“社会成功人士”大多偏爱鸡汤与成功学，台下没人听还要雇几个托儿拍手叫好，但我不吃那一套。何况晚间时间撞上来，我又真的有别的事要做，校规规定大一学生上晚自习，我总不能逃课去听成功学。
于是我言辞恳切地向部长请假，意料之中地，听她老生常谈地提到检讨：“检讨按照你上次的格式来就好，不过你可记得，写太多检讨，期末会被清退的。”
我心里的小人揭竿而起，写太多？别逗了，我根本没有打算写。
但我也就是脑子里想想，真要揭竿而起，仍然且怂且软。
所以我决定冷处理，先晾一晾我的部长，给彼此被制度击垮了的智商留一点缓冲回正常水平的时间。
可她并不冷静。
见我三分钟不回话，她警惕地问：“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
心里的小人正在闹革命，但不回复别人消息，仍然是不礼貌的行为。
我盯着手机屏幕，拼命地想怎么才能缓解现在的尴尬局面，可不等我想清楚，她先迫不及待，亮出了底牌：“我知道你加了很多其他的校组织，如果时间实在匀不开，你还是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留在校文艺吧。但你想好了，你可是当时参加了三轮面试才留下来的，以后再想加，就加不进来了。”
你误会了，就算没有其他校组织，我也不会有空天天去参加没意义的活动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心里的小人已经跃跃欲试，开始摩拳擦掌地准备溜之大吉。于是我借坡下驴，顺理成章地做出了乖巧脸：“那么学姐，谢谢您两个月以来的照顾，祝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啦。”
发完之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花了半年时间，才慢慢明白了S君当初跟我说的话，其实不止校文艺，任何表面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校组织都一样，即使它们自成体系、有着一套仿佛坚不可摧的制度，但最根本的想法依然在你，如果你不把它当回事，它永远就都什么也不是。 因为无法接受自己付出很多还被威胁“我要扣你的分”——大概我就是一个这样玻璃心又没责任感的人，所以不到半年时间，我就退出所有校组织，摇着尾巴溜之大吉。
朋友说我迟早会后悔，毕竟很多人加校组织都不是为了做事，而只是为了社交、积攒人脉和资源。我笑笑说没关系，我心里的小人开心就行了。
我想或许我就是一个这样不善交际的人，永远不能和团队好好交流、不能融进任何一个群体。于是我把空出来的时间全都留给旅行，留给独处与写作，留给专业上的采访和新闻稿。
年关之后，S君邀请我加入院媒，我有些抗拒，他却笑着说，我觉得你会喜欢院媒的，再试试看呗？
我犹犹豫豫，意料之外地，被他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院媒的确与我想象中不一样，大概因为指导老师是个有新闻理想、平日里却不怎么正经的人，大家平时的氛围很轻松，没有莫名其妙的簽到、奇奇怪怪的讲座，也没有做不完的表格、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真正到了要做选题、一起做采访的时候，大家又会不约而同地认真起来，拿出一百二十分的精力去对待。
好吧。待了一个月之后，我跟S君说，我得承认，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
大二时，我帮院媒做招新，年关前的一个深夜，收到一个新生的信息，他有些苦恼地问：“在学生会里，我每天都觉得很压抑，动不动就要写检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画面有些眼熟，我有点儿好笑，又有几分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一样，有过相似的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困惑。
于是我说：“想解决的话，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想解决的话，就溜。”
“可是学姐，如果这次溜了，下次怎么办？”
我想了想，对他说出了S君当年对我说的话：“下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本就不该再被集体裹挟着走。不开心的话，离开集体，去读书、去旅行、去享受独处——哪怕一个人坐在山巅看日出，也比心情郁郁地做表格好玩啊。
我们害怕离开团队，无非是担心被抛下。可是只要往前走，哪怕一个人独行，也是在前进啊。
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当然不必强留在任何一个团队，因为大学独处的第一课，就是教人先将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再去遇见更好的团队。
而在此之前，你永远不用担心被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