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是我的老师，当年在北大听他讲文学史，极有印象。这当然不是我一人的印象，不同年级的北大学生，只要听过他的课，都会记得他的真诚、投入。记得他讲郭沫若在日本思念祖国，情不自已，以至于跪在地上亲吻大地。他还大声地、用他中气十足的颤音朗诵郭的长诗，一时间，教室里的空气似乎都颤动起来，让台下的我“如受电击”。大学时我跟钱老师私下多有接触，把自己不成熟的文章请他看，一段时间后去他家，他很快找出来给我，并提供意见。
　　毕业后，我就跟钱老师失去了来往。听说他的课依然受欢迎，听说文化界如余杰、摩罗等人都称是钱老师的学生。我还听说，有人专跟他过不去，只要他发表了文章，就会去挑刺，向有关部门汇报。有几次开会跟钱老师相遇，他还记得我，依然热情，“你脱离了文学界，跟文学失去了联系啊。”我也笑笑而已。
　　钱老师一生重要的著作《我的精神自传》是2007年出版的。当时，一家媒体曾请我写过书评。我买了书，认真去看，最后写了文章，其中有不少对老师的批评。
　　我说钱老师是诚实的、坦白的，也是无力的、软弱的。他没有鲁迅的练达，也没有鲁迅的勇敢。人生社会的事实于他是一个个的问题，直到退休、离开讲坛，直到今天，他仍未能解决其中最尖锐的问题。他把自己铸成了一个矛盾体。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设的，跟他的知识界同行关联不大。他承认跟知识界的隔膜，因此上世纪90年代我国重大的知识活动、学术规范、人文精神讨论、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中国道路寻求等，都被他有意无意屏蔽了。我因此判断说，钱老师的反思和自传中的关键词属于80年代，他的真诚令人动容，他的言路和思路令人为难。
　　我当时未曾理解钱老师的“屏蔽”或者说“脱节”。甚至为他的“脱节”而不安。
　　不安归不安，我后来卜居云南，更不知道钱老师有什么反应。直到去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跟他相遇，我在当时的微博里这样写道：多年后跟钱理群先生坐在一起。“翩翩少年今白头”，两个白发书生坐在一起，我嗫嚅起来：老师，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对您有所批评……钱先生笑了，我看了，我看了，我觉得蛮好啊。有人在这条微博下如此留言：师道传承，如此之谓也！
　　最近，我翻出一些旧书，又细细重读，其中就有《我的精神自传》。我发现，我终于可以更深地读懂钱老师了。我读懂了他何以在自传中试图回答或辩解那些问题，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的适用范围，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等。而再看那篇几年前写的书评，真是汗颜。
　　我听湖北的一个中学老师说，钱老师跟他的通信有10多封，其中一封信长达万言以上。我还听说钱老师给全国各地中学老师的回信不计其数，几乎有信必回。钱老师给很多无名作者写序推荐，堪称国内第一。钱老师明确说自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思想群落中的一员，他作为幸存者幸运地走上了北大讲台，并参与了80年代的启蒙事业；90年代以来，又作为“启蒙运动”的幸存者，经历了社会给予的光荣和“围攻”；退休后，他不安于个人日子，而作为市场年代知识分子中的幸存者，进入了实践领域，跟志愿者一起建乡村图书室，为打工子弟学校服务……
　　现在想起钱老师，依旧觉得温暖，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个能使顽者廉、懦者起立的人物。我曾说汪晖是学界的“堂·吉诃德”，钱老师其实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堂·吉诃德，一个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的精神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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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晶晶 美编|苑立荣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