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03年1月22日，在一次有关中国男性性生活质量调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医学专家首次提出了“性商”概念，这是继智商、情商、健商等“商”字辈概念之后，社会上又诞生的一个新概念。与会专家指出，若以“性商”作为专项健康指标进行衡量，目前中国男人的 “性商”可能远低于欧美男人，并拿出英国的“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作依据。专家解释， “性商”应有其医学生理特征，但绝不仅仅是纯生理指标，而应包括性健康水平、性生理能力、性心理调适及性互动能力等多个方面。就男性而言，既包括性渴望度、勃起功能、持久能力、性爱频度等自身能力，也包括帮助配偶达到性愉悦或性高潮的能力，以及在生活环境变化中遇到相关问题时，运用知识手段，保持健康心态进行自我调适的能力。
　　
　　剖析“商”的概念
　　
　　 我理解“性商”概念的提出，目的是提升国人的性生活品质，改变国人的性观念，开展男科学临床研究，促进国人性健康，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性商”的概念就可以搞清楚中国男性的性能力了吗？凭借这个概念的提出，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男性 ‘性商’远不及欧美男性”了吗？
　　近年来，有关“商”的概念满天飞。继智商之后，什么“情商” “健商”“意商”……不一而足，如今又出来一个“性商”凑热闹。所有的“商”基本上都是智商的翻版。智商是指“智力商数”，表示人的智力发展水平。旅美学者方舟子认为：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的现象，不可能做定量的线性测量。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比较正常 人的智力高低的“普遍智力”。所谓智商测试，测量的不过是数学、推理、语汇方面的学习能力。智商测试在学校教育中有其应用价值，但不宜夸大其作用，更不能产生它是在测量智力的误解。
　　而在中国被搞得沸沸扬扬的“情商”的概念，实际上英文原文应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情感智力）。它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塞拉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琼·梅耶早在1990年创造的术语，用来描述了解自我情绪，控制他人情绪的移情作用，并非如国人理解的 “情商”决定人的命运的作用。
　　我不知道提出“性商”的理论依据何在，它是科学的测定人类性能力的指标吗？换句话，人类的性能力可以用这些指标就能衡量的吗？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性学研究迅速崛起，以美国学者的人类性反应实验研究为标志，建立了现代性学研究的里程碑。他们和以后不断加入此研究的同道，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研究性问题的由来、形成和发展，不但提出了人类性反应四个阶段的新理论，也创立了解决性问题困扰的诊治新方法，把人类对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如果说，建立智商的概念是为了测量一个人的智力状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儿童开展教育，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方面尚有争议）的话，那么建立“性商”是为什么呢？什么人需要测性商？测性商又做什么呢？
　　从媒体报道来看，国内学者提出中国男性“性商”低的主要依据是一份“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该报告用年做爱次数来衡量，指出年平均做爱次数“美国人高达124次，而中国的成年人年平均次数仅为63次”。我认为，由此就得出中国男人“性商”远低于欧美男人的结论未免太草率，可能与真实相距甚远。事实与普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虽然美国妇女的做爱频率高，但性满足程度却比中国妇女低。此结论来自一位美国性教育专家朱蒂，她于2000年10 月来上海作交流演讲时提出，理由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权主义盛行，美国妇女的性要求提高而使实际的性满足度降低。
　　宣扬中国人的“性商”可能远低于欧美人，这种不科学的概念还有潜在的坏处，比如严重挫伤中国男人的自信心；引发夫妻不和睦，将夫妻性生活的不和谐都归咎为丈夫性能力的不足；暗示中国男人都要去补肾壮阳。因此，对“性商”概念可能引起的后果需加以警惕。
　　
　　 中国人有资格做老师
　　
　　 历史上，虽然我国有过性禁锢时期，并因此产生过种种错误的性观念和性问题，对国人的正确性观念形成和性功能自然发挥有负面影响，但性作为一种本能并不是什么外力可以压制的。历史同样表明，正常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那本能的欲望就会被引向歧路；性科学知识不能传播，黄色文化必然盛行。清朝以来，政府推行了一套禁欲主义的政策，而这一时期正是民间的春宫画、淫秽、色情小说大量流行的时候，其实，正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反抗。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进步，这些问题正在被逐步解决。
　　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几千年的文明也包含了文明、健康的性文化传统。比如，中国男人在性交中并不是只顾自己的满足，也会注意调动女人的情欲，让女人在性生活中得到快乐。这一点，可以在《金瓶梅》等情色小说找到相关描述，在男人的调动下女人可以在房事中欲仙欲死，连连“丢”（达到高潮，女性射精）。也可以在马王堆出土的东汉古墓中找到佐证，这些含大量已经失传的房中术内容的性医学文献包括《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等。
　　 值得回味的是，西方在性解放运动之后，充分的性自由并未给人们的性生活带来更大的快乐和满足，他们从自己的文化中已经找不到武器，转而到中国的房中术中寻求法宝。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自惭形秽，讲一句壮胆的话：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有资格做老师。
　　
　　性能力如何断定？
　　
　　 如果说“性商”中的一些指标可以科学衡量人类的性能力的话，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不可以。前不久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他们床上能力并不十分自信，自我判分仅为 “C”。俗话说“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筐”，所以性生活的和谐与满足与否并不以次数作为绝对标准，再说百家人吃百家饭、想百样事，有什么理由非要给个人有充分选择自由的性生活硬性规定一个什么数量标准呢？
　　由此可见，对性功能并非是用“做爱次数”“持续时间”等硬指标来评定，实际上性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常常需要夫妻双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性的看法基本相同，关系的融洽、感情的交流、沟通等一些纯心理的软指标。比如以性交中的持久能力而言，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遗传因素、身体状况、心理期望、教育程度、年龄大小、结婚长短、性交技巧、双方配合等都对做爱的时间有影响。时间太短和太长都可能有性功能问题，如早泄就是持续时间太短，而太长则可能是不射精症的表现。
　　认为中国男人“性商”低的人指出，由于中国的性教育落后，因此中国人“性商”低。但他又说，“20世纪80年代末，40 岁左右男性更年期症状发病率只有0.8%，如今已升至2.4%，短短10多年增加了两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国的性教育远比 20世纪80年代普及，难道教育上去了，性商反而下去了？所以这样的性商标准一定有问题，对此的合理解释应该是，随着性知识的普及和性观念的转变，更多的人主动到医院去寻求帮助。
　　 我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建立适合的性教育体系，培养正确的性观念，建立有关性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评判标准，这也许比贸然去提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性商”概念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