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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枪支数量几乎和美国的公民一样多。Garen Wintemute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枪支暴力的专家，他的行为引发了许多持枪人士的抗议。
美国的枪支数量几乎和美国的公民一样多。Garen Wintemute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枪支暴力的专家。
一身笔挺的蓝色西装，金属框眼镜，上个月，Garen Wintemute在于旧金山召开的儿科应急医学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他的出现让会议组织者倍感紧张。
Wintemute是一名急诊科医生，人们更熟悉他另外一重身份——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指导暴力预防的研究计划。正因如此，他已经发布了数十篇关于美国枪支影响的论文。在美国，人们普遍拥有枪支，加上法律监管不严，罪犯和潜在的暴力分子很容易获得枪支。Wintemute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他卧底到一些枪械展览中，用事先隐藏好的相机记录下人们是如何避开法律交易枪支。他还给加州立法者针对控枪政策出谋划策，受他的影响，一批生产枪支的公司纷纷破产。
Wintemute的这些光辉事迹使得研讨会的赞助者——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一家分支机构——担心他的演说为自己带来麻烦，因为该机构被法律禁止资助任何主张或推动枪械管制的活动。会议组织者告诉Wintemute，要遵循事实，避免涉及任何可能的政策。但在去年12月，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发生严重枪击事件，20名儿童和6名教育工作者遇害，考虑到这一情况，会议组织者们不确定Wintemute将说些什么。
他不仅坚持事实，而且试图澄清他对于资助禁令的感受。资助禁令已经有力地扼杀了大部分关于枪支暴力的研究。Wintemute告诉参会的医生：“我们的研究缺乏人手。”
这导致了美国医学研究领域惊人的失衡状况。2011年，美国有超过3.1万人死于枪伤。但只有不到20名学者从事枪支暴力的研究，且其中大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刑事学家或社会学家。Wintemute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枪支暴力研究的公共卫生专家之一，他的研究经费由多家机构联合赞助，其中有近100万美元来自私人捐赠。
他卧底到枪械展览中的战术使他的安全情况堪忧，并且他的行为引发了许多持枪人士的抗议，他们控诉道：与其说Wintemute是一个研究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有偏见的活动家。
但是，甚至一些观念上和Wintemute相反的人也赞美他的工作。科罗拉多州丹佛独立研究所研究室主任David Kopel说：“Garen的研究能力是出类拔萃的。”该研究所是支持枪支持有者权利的一个智库机构。
今年61岁的Wintemute认为自己的一腔激情或是使用的方法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相信，我能够尽我所能，明确而清晰地表达出自由探索的价值所在，尤其是风险如此之大——当很多人因枪支泛滥而死于非命，甚至于很多国家遭受浩劫，人们却简单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瞄准事实
Wintemute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他的父亲是二战时的老兵，至今仍保留着一个日本军官的军刀和步枪，一把温彻斯特卡宾枪和一把马林小口径步枪，存放在卧室的橱柜中。Wintemute从小就开始学习射击，并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去打猎。这一心愿在他大约12岁的时候达成，父亲要求Wintemute清除他公司仓库屋顶椽上的麻雀。
Wintemute回忆，自己的枪法不错，“我眼睁睁看着鸟儿死去，感觉它们在我的手心里失去温度，变得冰冷，我意识到这项工作不适合我”。
作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的一名本科生，Wintemute专注于海洋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学习，但最终他决定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医学院的学习和全科医生的实习后，1981年，他来到位于柬泰边境柬埔寨一侧的萨梅特难民营，成为一名医疗协调专员。这个难民营所在地刚刚从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统治中被解放。Wintemute每天都要照顾一些枪伤患者，更常见的是由于地雷而造成的弹片伤。这里没有电，因此截肢手术只能在局部麻醉的条件下完成。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每个人都失去了至亲。当时我便想到要为避免这种悲剧再次重演而奋斗，我不能袖手旁观。”
虽然没有真正扛起枪，Wintemute的雄心并不仅限于一国一地，他决定投身国际健康事业。他离开柬埔寨，参加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期一年的关于公共卫生的硕士课程。他最初学习的课程之一由前出庭辩护律师Stephen Teret教授担任，他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律和公共卫生中心的主任。
Teret至今对1982年9月的一天记忆犹新。据Teret回忆，当时全班学生逐个自我介绍，Wintemute的魅力和口才让他眼前一亮。他告诉自己，必须要认识这个学生。之后，他们俩很快成为朋友和合作者。
数月后一个寒冷的冬日，Teret的好朋友把他仅有21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家中，委托保姆照看。接近中午时分，趁婴儿午睡时，保姆离开了房间。就在此时，保姆4岁的儿子从附近的抽屉拿起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对准了熟睡中的婴儿，一枪射中了他的头部。
事情发生后的短短几周内，Teret便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从机动车伤害转至枪伤，公共卫生研究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Wintemute开始协助Teret，他们一起完成的第一个课题是一篇法律评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法律策略，以起诉那些没有使用有效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意外枪击事件的枪支制造商。
在斗争中生存
Wintemute的研究很快碰了钉子。由于获得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资金支持，Wintemute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专门研究那些曾有过轻微犯罪前科的购枪者，尤其是有枪支和暴力前科的人，是否较普通人更有可能再次犯罪（美国很多州允许曾犯有诸如袭击这类轻罪的罪犯购买枪支）。 随着Wintemute研究的深入，他的资金来源受到了来自美国步枪协会（NRA）的攻击。NRA是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强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支持私人拥有枪支。NRA对于CDC援助Wintemute开展研究一事感到失望。Wintemute发现，家里拥有枪支的美国人被谋杀的概率是没有枪支群体的2.7倍，自杀的概率是其4.8倍。
1996年，NRA说服阿肯色州共和党议员Jay Dickey在一份预算案中加入禁止CDC援助主张或促进枪支管制的活动的语句。（从那以后，这一禁令每年都会更新。）Dickey提出的修正案剥夺了CDC对此类活动高达260万美元的援助——这一金额恰好是上一年CDC在枪支研究上的花销。
Wintemute是极少数在禁令出台后仍坚持致力于枪支研究的人。他向加利福尼亚捐赠基金会求助。加利福尼亚捐赠基金会是位于洛杉矶伍兰冈的一个庞大的私人慈善组织，主要关注医疗保健和健康教育。基金会向Wintemute提供资金，帮助他完成了研究。Wintemute跟踪随访了近6000名合法的枪支购买者，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合法持枪期限长达15年。他发现那些有2项或者2项以上轻微犯罪前科的持枪者，他们卷入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的概率是普通人的15倍。内外结合
20世纪80年代，随着Wintemute研究的深入，他决定把自己融入到枪支文化中。他加入NRA，以及戴维斯市步枪和手枪俱乐部，在那里，他在室内练习场练习射击。1999年，他开始参观枪械展览会，这是观察枪支交易的一个好机会。他说：“枪支展览会有几分像动物园，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各种各样的行为。”
Wintemute第一次参观的枪械展览会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办，用来宣传枪支的标志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家特许零售商展示了一枝配有手枪式握把的Mossberg 500猎枪，旁边的广告上写着：适用于城市狩猎。
Wintemute说，他很震惊，枪支作为一种杀人武器，竟然被明目张胆地推销。“仅靠亲身经历还不足以将故事说得完满，我希望以一种科学的、定量的方法来叙述事实，使它更具说服力。”
在Wintemute对自己的方法有信心并开始收集数据前，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在枪械展览会上反复试验。他剪掉了自己长及腰间的马尾辫，这样他在人群中不至于显得尤为突出。他买了一台小相机，将它藏在一个一边开有镜头大小缝隙的小包中。钢笔和笔记本会引来过多的注意，因此他设立了自己的语音信箱，这样他可以通过打电话来触发录音功能，从而记录长段的信息。后来他又添置了一台摄影机，经过一番伪装，看起来就像衬衣上的扣子。
他一共参加了19个州的78场枪械展览会，假装打电话在展厅内徘徊。一份报告显示，执行严格枪支管制的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不法的“稻草人”购枪（某人替被禁止购买枪支的人买枪）情况较其他州更少。
2008年，Wintemute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WarOnGuns博客的专栏作家David Codrea，将Wintemute的照片传到网上并附上注解：“警告！如果你看到这个男人，请立即通知警察。”照片上配有Wintemute的名字，并称他是一名专门携带摄像机和录音机，出没于各个枪展的“禁枪派研究者”。但是在那个时候，Wintemute说，他已经掌握到了足够的信息，并不会再去任何枪械展览会。
关键方法
上个月，Wintemute于旧金山向应急研究人员发表演说的次日，NRA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猛烈抨击一项研究。该研究指出，枪支管理法律更健全的州，由枪击事件导致的死亡率更低。
NRA在文章中引用了一篇不太具有说服力的论文，因为Wintemute曾在相同的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对NRA的援引论文作出了尖锐的批判。Wintemute指出：作者在将枪支所有权考虑进去之后认为，严格的控枪法规与死亡率的降低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无法分清究竟是因为降低了枪支的持有率从而减少了死亡率，还是仅仅是因为那些能够通过限枪法案的州的枪支持有率本身就低，所以死亡的相对数量也低。Wintemute在文章中写道，后者是看似更有道理的解释。
Wintemute的合著者之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儿童医院急诊医师EricFleegler回应：“当你关注和枪支有关的凶杀案时，即便是将枪支所有权考虑进来，与枪支相关的犯罪数量同严格的法律之间也是呈反比的。”
Wintemute的严谨赢得了和他持相反观点的人的尊重，但是有些人认为，他的工作显露出了他对枪支的偏见，例如，有选择性地引用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最小化枪支对于正当防卫的价值。
如今，Wintemute正专注于一个新课题。他正在设计一个随机试验，研究对象包括2万人。这些人曾在加州合法购买枪支，但随后由于犯下暴力罪行，丧失了拥有枪支的权力。他们被判断为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暴力分子。和其他州不同，加州的官方机构开始剥夺这批人拥有枪支的权力。Wintemute想通过比较两类群体（枪支迅速被查封的人和继续持有枪支的人）的重新犯罪率，来检测这一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Science。）
美国的枪支数量几乎和美国的公民一样多。Garen Wintemute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枪支暴力的专家。
一身笔挺的蓝色西装，金属框眼镜，上个月，Garen Wintemute在于旧金山召开的儿科应急医学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他的出现让会议组织者倍感紧张。
Wintemute是一名急诊科医生，人们更熟悉他另外一重身份——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指导暴力预防的研究计划。正因如此，他已经发布了数十篇关于美国枪支影响的论文。在美国，人们普遍拥有枪支，加上法律监管不严，罪犯和潜在的暴力分子很容易获得枪支。Wintemute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他卧底到一些枪械展览中，用事先隐藏好的相机记录下人们是如何避开法律交易枪支。他还给加州立法者针对控枪政策出谋划策，受他的影响，一批生产枪支的公司纷纷破产。
Wintemute的这些光辉事迹使得研讨会的赞助者——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一家分支机构——担心他的演说为自己带来麻烦，因为该机构被法律禁止资助任何主张或推动枪械管制的活动。会议组织者告诉Wintemute，要遵循事实，避免涉及任何可能的政策。但在去年12月，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发生严重枪击事件，20名儿童和6名教育工作者遇害，考虑到这一情况，会议组织者们不确定Wintemute将说些什么。
他不仅坚持事实，而且试图澄清他对于资助禁令的感受。资助禁令已经有力地扼杀了大部分关于枪支暴力的研究。Wintemute告诉参会的医生：“我们的研究缺乏人手。”
这导致了美国医学研究领域惊人的失衡状况。2011年，美国有超过3.1万人死于枪伤。但只有不到20名学者从事枪支暴力的研究，且其中大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刑事学家或社会学家。Wintemute是美国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枪支暴力研究的公共卫生专家之一，他的研究经费由多家机构联合赞助，其中有近100万美元来自私人捐赠。
他卧底到枪械展览中的战术使他的安全情况堪忧，并且他的行为引发了许多持枪人士的抗议，他们控诉道：与其说Wintemute是一个研究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有偏见的活动家。
但是，甚至一些观念上和Wintemute相反的人也赞美他的工作。科罗拉多州丹佛独立研究所研究室主任David Kopel说：“Garen的研究能力是出类拔萃的。”该研究所是支持枪支持有者权利的一个智库机构。
今年61岁的Wintemute认为自己的一腔激情或是使用的方法都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相信，我能够尽我所能，明确而清晰地表达出自由探索的价值所在，尤其是风险如此之大——当很多人因枪支泛滥而死于非命，甚至于很多国家遭受浩劫，人们却简单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瞄准事实
Wintemute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他的父亲是二战时的老兵，至今仍保留着一个日本军官的军刀和步枪，一把温彻斯特卡宾枪和一把马林小口径步枪，存放在卧室的橱柜中。Wintemute从小就开始学习射击，并恳求父亲允许自己去打猎。这一心愿在他大约12岁的时候达成，父亲要求Wintemute清除他公司仓库屋顶椽上的麻雀。
Wintemute回忆，自己的枪法不错，“我眼睁睁看着鸟儿死去，感觉它们在我的手心里失去温度，变得冰冷，我意识到这项工作不适合我”。
作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的一名本科生，Wintemute专注于海洋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学习，但最终他决定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医学院的学习和全科医生的实习后，1981年，他来到位于柬泰边境柬埔寨一侧的萨梅特难民营，成为一名医疗协调专员。这个难民营所在地刚刚从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统治中被解放。Wintemute每天都要照顾一些枪伤患者，更常见的是由于地雷而造成的弹片伤。这里没有电，因此截肢手术只能在局部麻醉的条件下完成。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每个人都失去了至亲。当时我便想到要为避免这种悲剧再次重演而奋斗，我不能袖手旁观。”
虽然没有真正扛起枪，Wintemute的雄心并不仅限于一国一地，他决定投身国际健康事业。他离开柬埔寨，参加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期一年的关于公共卫生的硕士课程。他最初学习的课程之一由前出庭辩护律师Stephen Teret教授担任，他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律和公共卫生中心的主任。
Teret至今对1982年9月的一天记忆犹新。据Teret回忆，当时全班学生逐个自我介绍，Wintemute的魅力和口才让他眼前一亮。他告诉自己，必须要认识这个学生。之后，他们俩很快成为朋友和合作者。
数月后一个寒冷的冬日，Teret的好朋友把他仅有21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家中，委托保姆照看。接近中午时分，趁婴儿午睡时，保姆离开了房间。就在此时，保姆4岁的儿子从附近的抽屉拿起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对准了熟睡中的婴儿，一枪射中了他的头部。
事情发生后的短短几周内，Teret便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从机动车伤害转至枪伤，公共卫生研究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Wintemute开始协助Teret，他们一起完成的第一个课题是一篇法律评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法律策略，以起诉那些没有使用有效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意外枪击事件的枪支制造商。
在斗争中生存
Wintemute的研究很快碰了钉子。由于获得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资金支持，Wintemute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专门研究那些曾有过轻微犯罪前科的购枪者，尤其是有枪支和暴力前科的人，是否较普通人更有可能再次犯罪（美国很多州允许曾犯有诸如袭击这类轻罪的罪犯购买枪支）。 随着Wintemute研究的深入，他的资金来源受到了来自美国步枪协会（NRA）的攻击。NRA是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强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支持私人拥有枪支。NRA对于CDC援助Wintemute开展研究一事感到失望。Wintemute发现，家里拥有枪支的美国人被谋杀的概率是没有枪支群体的2.7倍，自杀的概率是其4.8倍。
1996年，NRA说服阿肯色州共和党议员Jay Dickey在一份预算案中加入禁止CDC援助主张或促进枪支管制的活动的语句。（从那以后，这一禁令每年都会更新。）Dickey提出的修正案剥夺了CDC对此类活动高达260万美元的援助——这一金额恰好是上一年CDC在枪支研究上的花销。
Wintemute是极少数在禁令出台后仍坚持致力于枪支研究的人。他向加利福尼亚捐赠基金会求助。加利福尼亚捐赠基金会是位于洛杉矶伍兰冈的一个庞大的私人慈善组织，主要关注医疗保健和健康教育。基金会向Wintemute提供资金，帮助他完成了研究。Wintemute跟踪随访了近6000名合法的枪支购买者，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合法持枪期限长达15年。他发现那些有2项或者2项以上轻微犯罪前科的持枪者，他们卷入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的概率是普通人的15倍。内外结合
20世纪80年代，随着Wintemute研究的深入，他决定把自己融入到枪支文化中。他加入NRA，以及戴维斯市步枪和手枪俱乐部，在那里，他在室内练习场练习射击。1999年，他开始参观枪械展览会，这是观察枪支交易的一个好机会。他说：“枪支展览会有几分像动物园，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各种各样的行为。”
Wintemute第一次参观的枪械展览会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办，用来宣传枪支的标志吸引了他的注意。一家特许零售商展示了一枝配有手枪式握把的Mossberg 500猎枪，旁边的广告上写着：适用于城市狩猎。
Wintemute说，他很震惊，枪支作为一种杀人武器，竟然被明目张胆地推销。“仅靠亲身经历还不足以将故事说得完满，我希望以一种科学的、定量的方法来叙述事实，使它更具说服力。”
在Wintemute对自己的方法有信心并开始收集数据前，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在枪械展览会上反复试验。他剪掉了自己长及腰间的马尾辫，这样他在人群中不至于显得尤为突出。他买了一台小相机，将它藏在一个一边开有镜头大小缝隙的小包中。钢笔和笔记本会引来过多的注意，因此他设立了自己的语音信箱，这样他可以通过打电话来触发录音功能，从而记录长段的信息。后来他又添置了一台摄影机，经过一番伪装，看起来就像衬衣上的扣子。
他一共参加了19个州的78场枪械展览会，假装打电话在展厅内徘徊。一份报告显示，执行严格枪支管制的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不法的“稻草人”购枪（某人替被禁止购买枪支的人买枪）情况较其他州更少。
2008年，Wintemute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WarOnGuns博客的专栏作家David Codrea，将Wintemute的照片传到网上并附上注解：“警告！如果你看到这个男人，请立即通知警察。”照片上配有Wintemute的名字，并称他是一名专门携带摄像机和录音机，出没于各个枪展的“禁枪派研究者”。但是在那个时候，Wintemute说，他已经掌握到了足够的信息，并不会再去任何枪械展览会。
关键方法
上个月，Wintemute于旧金山向应急研究人员发表演说的次日，NRA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猛烈抨击一项研究。该研究指出，枪支管理法律更健全的州，由枪击事件导致的死亡率更低。
NRA在文章中引用了一篇不太具有说服力的论文，因为Wintemute曾在相同的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对NRA的援引论文作出了尖锐的批判。Wintemute指出：作者在将枪支所有权考虑进去之后认为，严格的控枪法规与死亡率的降低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无法分清究竟是因为降低了枪支的持有率从而减少了死亡率，还是仅仅是因为那些能够通过限枪法案的州的枪支持有率本身就低，所以死亡的相对数量也低。Wintemute在文章中写道，后者是看似更有道理的解释。
Wintemute的合著者之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儿童医院急诊医师EricFleegler回应：“当你关注和枪支有关的凶杀案时，即便是将枪支所有权考虑进来，与枪支相关的犯罪数量同严格的法律之间也是呈反比的。”
Wintemute的严谨赢得了和他持相反观点的人的尊重，但是有些人认为，他的工作显露出了他对枪支的偏见，例如，有选择性地引用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最小化枪支对于正当防卫的价值。
如今，Wintemute正专注于一个新课题。他正在设计一个随机试验，研究对象包括2万人。这些人曾在加州合法购买枪支，但随后由于犯下暴力罪行，丧失了拥有枪支的权力。他们被判断为精神病患者和潜在的暴力分子。和其他州不同，加州的官方机构开始剥夺这批人拥有枪支的权力。Wintemute想通过比较两类群体（枪支迅速被查封的人和继续持有枪支的人）的重新犯罪率，来检测这一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