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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当前学界最新研究为基础，从定位其逻辑起点、本土理论与实践借鉴、直面现实实践依据等方面，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渊源，深入阐述其哲学方法论基础，试图发掘其丰富的理论蕴含，以期推动研究走向深化。
关键词：“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路径
中图分类号：G6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027-04
“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结合当代国情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从理论形态上界定其渊源承续，有利于把握其逻辑时空定位。
一、理论渊源
1.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建党的理论基础，是经过我党社会实践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要求我们不但要从源头活水上汲取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当时时代际遇与情况变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的历史逻辑，领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批判精神与济世情怀，由此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阶级立场、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而且要结合新形势新情况的复杂态势，不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進行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实践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使这一真理永葆时代生机和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认识新的历史和时代条件下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用好“批判的武器”，坚持历史主体地位，自觉站在广大人民的利益立场，为人民群众服务。
2.古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是重要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脱离中国文化的根脉，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完整留存至今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创造出世人惊叹的奇迹。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明，铸造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奉献精神，成为中华文化深沉的精神标识，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凝练着古代圣贤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灵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经过近现代血与火的洗礼，由一代代共产党人披荆斩棘，通过吸取世界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而历经千辛万苦走出来的。
3.直面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是实践依据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一点不比刚发展时少。按照唯物辩证法，一定的量变会带来新的质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利益固化的阻碍，垄断行业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进行破冰式掘进。思想文化方面部分国人精神萎靡、价值错位、道德失范。社会生活中，公平失真，部分弱势群体仇视社会，物欲膨胀。生态环境上，自然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存质量。党的建设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从小康实现看，部分沿海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相当差距。从依法治国看，虽然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依然一定程度存在，这就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此，需要从法律体系走向法治体系，从法律条文走向契约精神。党建方面，我党一直重视自身建设，建设触角由思想、组织、作风，扩展到反腐倡廉以及制度建设，从高压反腐到群众性反腐，从腐败零容忍到风清气正，治党走向全员覆盖，党的群众路教教育全党参与，党员干部“两学一做”全程参与，不忘初心，牢记宗旨，永不变质。
二、方法论基础
从理论的既成形态上剖析其方法论实质，既是理论本身自洽的逻辑依据，又是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需要。
1.基本国情的质变与量变的辩证法
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国情的本质规定，由这一国情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们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与社会生产能力局限，作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判断社会历史方位的指向标。历史曾经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客观规律，人为地拔高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就会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当然由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国情也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特征，我国的经济、社会、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局部质变，我国人民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已经空前复杂。从党的建设看，拥有8800多万巨型规模的世界性大党，数量上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但是从党员的本质要求没有变，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质性规定没有变。从党执政兴国的国际国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成份复杂化，这些都是时代条件带来的新变化，如何从动荡的复杂环境中，洞悉时代发展大势，紧紧把握战略机遇，坚守党员本质底线，使我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
2.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一客观辩证法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层面就是主观辩证法。矛盾是事物存在的表现形式，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诸多矛盾构成复杂的矛盾群。矛盾群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之分，也有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别。每一对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原理。落实到实际生活中，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犯“一点论”的错误。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平均使用力量，就会导致“均稳衡论”。“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首先，从问题与出路的关系看，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问题和烦恼，“四个全面”就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现实需要的产物，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价值期待，总体小康的社会存在地域、职业、群体、部门等诸多不协调，改革的覆盖面、经济领域相对领先与政治社会等领域相对滞后的矛盾，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够适应，司法不公不作为等依然存在，权力与制度的规范制衡机制不够完善。其次，从时空变化看，“四个全面”将近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中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接起来，再与远期发达社会主义远景勾连起来，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理想社会宏图，将共产主义崇高社会理想与当前社会现实的联系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使人民群众获得巨大的动力感召，迸发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积极的工作动力。从共时性看，“四个全面”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社会主义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必然首先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互动性关系，由此政治领域改革成为必然选择，现代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的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必须全面覆盖，全程布局，全员参与，这就势必衍生出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改革。 3.全球视野与系统思维
“四个全面”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轴中，审视中国发展的比较指数，具有鲜明的全球视野与鸟瞰全局的整体视域。
从中国道路的前进性看，先期工业化西方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国际上许多别有用心的学者唱衰中国模式的主要依据。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表明我们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源自对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自组织性高度自信，这是源自后发比较优势的充分体认，这是源自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自信。
从大国关系的竞争博弈看，国际上后发崛起的新兴强国通常要挑战老牌霸主，带来国际局势动荡，中国威胁论成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注脚，以致防范中国崛起，阻滞中国发展成为一些西方政客热衷炒作的习惯话题。其实，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处理好自身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也是肩负大国责任的庄重承诺。以“四个全面”统筹国内发展，就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顺应全球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
从党权法权的逻辑关系看，制造“党大还是法大”的话题，本身就是一种悖论。首先，党与法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地位，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先进性政治组织，具有鲜明的独立主体资格。在上层建筑中，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等在内，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法律等是治理资源。无论是法治还是党的领导都必须依靠法治，或者说法治是必须遵循的刚性手段。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两者都服务于人民主权原则。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宪法法律都没有排他性垄断特权，因为它们都以人民为政治立场，为民众谋福利。
三、理论蕴含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百姓坊间，都成为热议话题，深究话题背后的理论意蕴，可以将“四个全面”的认识提升到更为理性自觉的层面。
1.“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那么“四个全面”就是“流”。往前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接力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化的当代最有活力的靓丽风景。从理论序列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构成一脉相承的理论文本，而“四个全面”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新发展、新开拓，是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往后前瞻，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较发达社会主义中国、发达社会主义中国……这些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个里程碑，在不同时期，将会产生相应的理论成果与文本表达。从承前启后的中介作用看，“四个全面”具有关键的关节点意义，既铺陈积累着量变，又孕育包含着质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互变的当代书写。
2.“四个全面”与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在阐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社会做出科学展望，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社会作出质的界定。
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表明，这些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发展必然性的基本凝练概括，放弃或放松对它们的坚守，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亡党亡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挫折和损失。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从反面提出了历史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的顺境与逆境，则给我们历史辩证法的正反面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在于从思想上逐渐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犯颠覆性全局性错误。“四个全面”是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布局的思想凝练，每个“全面”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思想的贯彻和弘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制度对共同富裕的公平公正追求，是对“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关切，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厚实保障，是对党执政兴国根本目的的阶段性目标回应。“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上层建筑上进行主动调整完善，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从而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变化。“全面”强调范围覆盖，包括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基本经济制度规约下的具体体制、运作模式自我更新、优化升级，如国企改革提优增效以提振公有制主体地位等；政治制度改革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前提下，通过具体管理权限变更、政治运作模式优化以适应时代要求，顺应民众诉求，确保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文化体制改革通过调整体制机制，理顺文化领域各种关系，使文化创生主体激发生机活力，推动文化不断走向繁荣。“深化”注重改革程度，是对前期改革的接续，对更深层次结构与利益关系调整，解决制约社会发展诸多自组织适应性障碍。“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关键布局，是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实现广大民众共同富裕，要求全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各主体依法办事，实现国家法治体系完备化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要求人们从个人道德修养、行为习惯养成、家风乡风民俗、国风党风学风等方面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发展的政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组织性与纪律性等对自身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从范围上全员覆盖、程度上严格要求、治理上依法依规，确保社会发展的政治主体保持先锋队性质，起到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另外如创新理念突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协调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追求，绿色发展理念凸显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原则，开放理念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突出了人民主体价值的制度有效安排，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发展。
3.“四个全面”与逻辑前缀
关于“四个全面”的提法，很多学者注意到其表达的创新。创新有原创新、嫁接式、集成式等不同形式，“四个全面”属于集成式创新。单纯从每个“全面”的内容看，“建成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不是新提法，这些思想无论国内外都能寻找到翔实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每个主题词都冠之以“全面”，而且同时提出来，这就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从每个“全面”看，都体现了系统整体思维，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攻坚阶段，无论是已经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还是进一步改革面临的问题，都不能单兵突击，单线挺进。社会系统具有自身的自组织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虽然可以从认识逻辑上加以分层，但在现实中是浑然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域看，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在于它本身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不够协调，归根到底是人的不协调，是领域、职业、分配、权利分配等社會时空发展的不公平合理，从而影响人们创造能力的发挥，阻滞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布局看，由沿海到内地的边缘到腹地梯次纵深掘进，先发与后发的时序落差，造成利益分配的制度性不公，贫富差距处于较高的运行空间，社会各种矛盾极为复杂，民众社会心理十分敏感，微小问题的嬗变传递，形成“蝴蝶效应”，给本就处于变动的社会带来极大震荡。从经济领域看，我国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前期经济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段，无论是经济发展的压力、质量提升的压力，还是外部空间不可控性的变化，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变数。经济总量的靠前与人均经济指标落后，国家富强与民生幸福的期待，构成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现实疑难。从改革的连锁效应看，改革不断深入，各领域、各环节的联动性增强，各项改革不仅制肘其他改革，而且需要其他改革的配套推进，因此顶层设计需要考虑诸多方面配合，诸多环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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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2-31（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05.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关键词：“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路径
中图分类号：G6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027-04
“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结合当代国情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从理论形态上界定其渊源承续，有利于把握其逻辑时空定位。
一、理论渊源
1.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建党的理论基础，是经过我党社会实践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要求我们不但要从源头活水上汲取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结合当时时代际遇与情况变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的历史逻辑，领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批判精神与济世情怀，由此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阶级立场、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而且要结合新形势新情况的复杂态势，不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進行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实践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使这一真理永葆时代生机和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深刻认识新的历史和时代条件下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用好“批判的武器”，坚持历史主体地位，自觉站在广大人民的利益立场，为人民群众服务。
2.古代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是重要参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脱离中国文化的根脉，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完整留存至今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创造出世人惊叹的奇迹。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明，铸造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奉献精神，成为中华文化深沉的精神标识，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追求。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凝练着古代圣贤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如习近平所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灵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经过近现代血与火的洗礼，由一代代共产党人披荆斩棘，通过吸取世界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而历经千辛万苦走出来的。
3.直面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是实践依据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一点不比刚发展时少。按照唯物辩证法，一定的量变会带来新的质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利益固化的阻碍，垄断行业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进行破冰式掘进。思想文化方面部分国人精神萎靡、价值错位、道德失范。社会生活中，公平失真，部分弱势群体仇视社会，物欲膨胀。生态环境上，自然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存质量。党的建设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从小康实现看，部分沿海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还存在相当差距。从依法治国看，虽然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依然一定程度存在，这就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此，需要从法律体系走向法治体系，从法律条文走向契约精神。党建方面，我党一直重视自身建设，建设触角由思想、组织、作风，扩展到反腐倡廉以及制度建设，从高压反腐到群众性反腐，从腐败零容忍到风清气正，治党走向全员覆盖，党的群众路教教育全党参与，党员干部“两学一做”全程参与，不忘初心，牢记宗旨，永不变质。
二、方法论基础
从理论的既成形态上剖析其方法论实质，既是理论本身自洽的逻辑依据，又是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需要。
1.基本国情的质变与量变的辩证法
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国情的本质规定，由这一国情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们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与社会生产能力局限，作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判断社会历史方位的指向标。历史曾经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客观规律，人为地拔高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否则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就会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当然由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国情也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特征，我国的经济、社会、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局部质变，我国人民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已经空前复杂。从党的建设看，拥有8800多万巨型规模的世界性大党，数量上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但是从党员的本质要求没有变，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质性规定没有变。从党执政兴国的国际国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化、成份复杂化，这些都是时代条件带来的新变化，如何从动荡的复杂环境中，洞悉时代发展大势，紧紧把握战略机遇，坚守党员本质底线，使我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
2.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一客观辩证法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层面就是主观辩证法。矛盾是事物存在的表现形式，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诸多矛盾构成复杂的矛盾群。矛盾群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之分，也有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之别。每一对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原理。落实到实际生活中，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犯“一点论”的错误。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平均使用力量，就会导致“均稳衡论”。“四个全面”是党和国家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首先，从问题与出路的关系看，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问题和烦恼，“四个全面”就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现实需要的产物，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价值期待，总体小康的社会存在地域、职业、群体、部门等诸多不协调，改革的覆盖面、经济领域相对领先与政治社会等领域相对滞后的矛盾，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不够适应，司法不公不作为等依然存在，权力与制度的规范制衡机制不够完善。其次，从时空变化看，“四个全面”将近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中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接起来，再与远期发达社会主义远景勾连起来，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理想社会宏图，将共产主义崇高社会理想与当前社会现实的联系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使人民群众获得巨大的动力感召，迸发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积极的工作动力。从共时性看，“四个全面”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社会主义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必然首先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受制于政治上层建筑互动性关系，由此政治领域改革成为必然选择，现代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的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必须全面覆盖，全程布局，全员参与，这就势必衍生出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改革。 3.全球视野与系统思维
“四个全面”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轴中，审视中国发展的比较指数，具有鲜明的全球视野与鸟瞰全局的整体视域。
从中国道路的前进性看，先期工业化西方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国际上许多别有用心的学者唱衰中国模式的主要依据。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表明我们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源自对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自组织性高度自信，这是源自后发比较优势的充分体认，这是源自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自信。
从大国关系的竞争博弈看，国际上后发崛起的新兴强国通常要挑战老牌霸主，带来国际局势动荡，中国威胁论成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注脚，以致防范中国崛起，阻滞中国发展成为一些西方政客热衷炒作的习惯话题。其实，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处理好自身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也是肩负大国责任的庄重承诺。以“四个全面”统筹国内发展，就是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顺应全球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
从党权法权的逻辑关系看，制造“党大还是法大”的话题，本身就是一种悖论。首先，党与法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地位，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先进性政治组织，具有鲜明的独立主体资格。在上层建筑中，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等在内，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法律等是治理资源。无论是法治还是党的领导都必须依靠法治，或者说法治是必须遵循的刚性手段。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两者都服务于人民主权原则。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宪法法律都没有排他性垄断特权，因为它们都以人民为政治立场，为民众谋福利。
三、理论蕴含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百姓坊间，都成为热议话题，深究话题背后的理论意蕴，可以将“四个全面”的认识提升到更为理性自觉的层面。
1.“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源”，那么“四个全面”就是“流”。往前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接力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化的当代最有活力的靓丽风景。从理论序列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构成一脉相承的理论文本，而“四个全面”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新发展、新开拓，是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往后前瞻，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较发达社会主义中国、发达社会主义中国……这些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个里程碑，在不同时期，将会产生相应的理论成果与文本表达。从承前启后的中介作用看，“四个全面”具有关键的关节点意义，既铺陈积累着量变，又孕育包含着质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互变的当代书写。
2.“四个全面”与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在阐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社会做出科学展望，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社会作出质的界定。
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表明，这些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发展必然性的基本凝练概括，放弃或放松对它们的坚守，就会误入歧途，甚至亡党亡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挫折和损失。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从反面提出了历史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的顺境与逆境，则给我们历史辩证法的正反面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在于从思想上逐渐认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一系列涉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犯颠覆性全局性错误。“四个全面”是最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布局的思想凝练，每个“全面”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思想的贯彻和弘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制度对共同富裕的公平公正追求，是对“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关切，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厚实保障，是对党执政兴国根本目的的阶段性目标回应。“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上层建筑上进行主动调整完善，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从而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变化。“全面”强调范围覆盖，包括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基本经济制度规约下的具体体制、运作模式自我更新、优化升级，如国企改革提优增效以提振公有制主体地位等；政治制度改革在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前提下，通过具体管理权限变更、政治运作模式优化以适应时代要求，顺应民众诉求，确保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文化体制改革通过调整体制机制，理顺文化领域各种关系，使文化创生主体激发生机活力，推动文化不断走向繁荣。“深化”注重改革程度，是对前期改革的接续，对更深层次结构与利益关系调整，解决制约社会发展诸多自组织适应性障碍。“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关键布局，是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实现广大民众共同富裕，要求全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各主体依法办事，实现国家法治体系完备化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要求人们从个人道德修养、行为习惯养成、家风乡风民俗、国风党风学风等方面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发展的政治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组织性与纪律性等对自身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从范围上全员覆盖、程度上严格要求、治理上依法依规，确保社会发展的政治主体保持先锋队性质，起到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另外如创新理念突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协调理念体现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追求，绿色发展理念凸显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原则，开放理念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突出了人民主体价值的制度有效安排，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发展。
3.“四个全面”与逻辑前缀
关于“四个全面”的提法，很多学者注意到其表达的创新。创新有原创新、嫁接式、集成式等不同形式，“四个全面”属于集成式创新。单纯从每个“全面”的内容看，“建成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不是新提法，这些思想无论国内外都能寻找到翔实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每个主题词都冠之以“全面”，而且同时提出来，这就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从每个“全面”看，都体现了系统整体思维，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攻坚阶段，无论是已经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还是进一步改革面临的问题，都不能单兵突击，单线挺进。社会系统具有自身的自组织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虽然可以从认识逻辑上加以分层，但在现实中是浑然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域看，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在于它本身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不够协调，归根到底是人的不协调，是领域、职业、分配、权利分配等社會时空发展的不公平合理，从而影响人们创造能力的发挥，阻滞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布局看，由沿海到内地的边缘到腹地梯次纵深掘进，先发与后发的时序落差，造成利益分配的制度性不公，贫富差距处于较高的运行空间，社会各种矛盾极为复杂，民众社会心理十分敏感，微小问题的嬗变传递，形成“蝴蝶效应”，给本就处于变动的社会带来极大震荡。从经济领域看，我国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前期经济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段，无论是经济发展的压力、质量提升的压力，还是外部空间不可控性的变化，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变数。经济总量的靠前与人均经济指标落后，国家富强与民生幸福的期待，构成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现实疑难。从改革的连锁效应看，改革不断深入，各领域、各环节的联动性增强，各项改革不仅制肘其他改革，而且需要其他改革的配套推进，因此顶层设计需要考虑诸多方面配合，诸多环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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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2-31（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05.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