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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命运以及中国文化对此所作出的反应，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实事。故而，认真研究在中西争辩结束以及陈规俗套的回响被认可以前，即在十七世纪中国文化首次与“天主教义”相接触时，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了回响，以便揭示中国与西方关于世界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这无疑另有一种魅力。
巴黎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历史教授雅克·格内特(Jacq－ues Gernet)撰写了《中国和基督教的碰撞：文化的冲突》一书，试图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精细地解答这种震撼心魄的“碰撞”及其飞溅的火花。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根植在相冲突二者各自的文化传统中。作者正是基于此点来展开全书的结构的，比如，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白了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也交代了自己的资料来源，接下来便在第一章里描述了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从同情到憎恶”——把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生动地摆在我们眼前，以后各章则是着重那些相冲突的观念的比较研究，如，伦理观，宗教观，以及“天”与“上帝”观念等。
这里只就本书第一章的内容作些粗略的介绍。
意大利的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利玛窦(P.Matteo Ricci)作为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南方，并在那儿具有确定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遭到驱逐，但尽量克制不去为此寻找任何借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极为仇视外国人的”(罗明坚)。不过，使中国人皈依宗教的最大困难却是：“他们遵一些人屈从于另一些人的法则，依照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行事，且一切以君王为至极。这就是万物何以依赖于君王的最后欲望并希望能召唤教父出面的原因了”(罗明坚)。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虑，利玛窦才格外谨慎，凡事遵从中国的法则，以避免使基督教的教义同中国的法则相冲撞。他自己不仅在“四书五经”方面学到了基本的知识，而且还穿戴儒生的服饰。他懂得，如果他希望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厚待，那么，他就要首先改变自己的身分：不是作为一名宗教人士，而且作为一名俗人和一名“西方信使”，即道德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他曾尝试着与中国文化精英在书院进行交流，但并不想显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名来自西方宣讲“上帝真谛”的牧师。他写道：“我们不打算开办教堂……因为通过交谈来布道比单纯布道要更为优越，更为有效。”
由于利玛窦蓄着长须并身穿儒服，他便广泛得到相识人士的好感。他的谦虚和判断力，他对中国习俗的尊重，他使用汉语的说、写能力，他的“四书五经”知识，他的一些道德著作，他的有关外国哲学的长文大作，以及他的数学知识，这一切都使他在中国学界和政界不断地取得成功。他被称为“奇人”，并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善意。而且，他的世界地图和他的数学与天文学的传授，以及进贡的钟表和绘画，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他甚至把西方自己的观念归因于中国，特别是归因于古代中国：他以儒家经典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源头活水。
但是，在利玛窦于一六一○年谢世以后，一些传教士对他提出了大胆的诘难：在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经典的至上君王之间所确立的等价智慧是否可能呢？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悲的混乱和错误；另外，他们担心：假如典籍因注解而被阐释成具有不同意义的东西，那么，“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多少他们的书，或者不曾把握他们的思想真谛”(洛戈巴德可，Logobardc)。随后，展现在面前的是这样的情景：“争辨的氛围”，包括在经典中寻觅真义，以及反对佛教徒的攻击，等等。
不幸的是，在利玛窦死后的一些年里，早期与中国学界和政界建立的友善关系被逐渐产生的怀疑和憎恶所代替。这种恶化的气氛无疑能被解释成诸多原因，比如，他们所奉行的教会政策渐渐变得僵化；教父们急于求成，多怀有立竿见影的心思；传教士人数的剧增以及他们在大众场合内的频繁活动。事实上，如今的文化精英们同对传教士们的道德教诲、反佛活动以及科学知识的了解相比较，更加了解传教士们本人。
显然，在中国，儒家显学就意味着一切。“从同情到憎恶”，这便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受到的礼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宽容精神。只要思，考一下中国人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同化意识”以及这种认同性的深长意味了。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作者在扉页如是引喻其意——“真正的奇迹不会高扬于长空或阔步于水上：它正行走在大地上呢。”
雅克·格内特教授完全对文化敞开来，并把自己投入进去了。
(Jacrues 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 Impact：aConflict of Culture，Collègede France，Pairs，1985.)
巴黎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历史教授雅克·格内特(Jacq－ues Gernet)撰写了《中国和基督教的碰撞：文化的冲突》一书，试图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精细地解答这种震撼心魄的“碰撞”及其飞溅的火花。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根植在相冲突二者各自的文化传统中。作者正是基于此点来展开全书的结构的，比如，他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白了自己的一番良苦用心，也交代了自己的资料来源，接下来便在第一章里描述了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从同情到憎恶”——把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生动地摆在我们眼前，以后各章则是着重那些相冲突的观念的比较研究，如，伦理观，宗教观，以及“天”与“上帝”观念等。
这里只就本书第一章的内容作些粗略的介绍。
意大利的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和利玛窦(P.Matteo Ricci)作为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一五八三年来到中国南方，并在那儿具有确定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遭到驱逐，但尽量克制不去为此寻找任何借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极为仇视外国人的”(罗明坚)。不过，使中国人皈依宗教的最大困难却是：“他们遵一些人屈从于另一些人的法则，依照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行事，且一切以君王为至极。这就是万物何以依赖于君王的最后欲望并希望能召唤教父出面的原因了”(罗明坚)。正是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虑，利玛窦才格外谨慎，凡事遵从中国的法则，以避免使基督教的教义同中国的法则相冲撞。他自己不仅在“四书五经”方面学到了基本的知识，而且还穿戴儒生的服饰。他懂得，如果他希望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厚待，那么，他就要首先改变自己的身分：不是作为一名宗教人士，而且作为一名俗人和一名“西方信使”，即道德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他曾尝试着与中国文化精英在书院进行交流，但并不想显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名来自西方宣讲“上帝真谛”的牧师。他写道：“我们不打算开办教堂……因为通过交谈来布道比单纯布道要更为优越，更为有效。”
由于利玛窦蓄着长须并身穿儒服，他便广泛得到相识人士的好感。他的谦虚和判断力，他对中国习俗的尊重，他使用汉语的说、写能力，他的“四书五经”知识，他的一些道德著作，他的有关外国哲学的长文大作，以及他的数学知识，这一切都使他在中国学界和政界不断地取得成功。他被称为“奇人”，并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善意。而且，他的世界地图和他的数学与天文学的传授，以及进贡的钟表和绘画，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他甚至把西方自己的观念归因于中国，特别是归因于古代中国：他以儒家经典作为基督教教义的源头活水。
但是，在利玛窦于一六一○年谢世以后，一些传教士对他提出了大胆的诘难：在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经典的至上君王之间所确立的等价智慧是否可能呢？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悲的混乱和错误；另外，他们担心：假如典籍因注解而被阐释成具有不同意义的东西，那么，“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多少他们的书，或者不曾把握他们的思想真谛”(洛戈巴德可，Logobardc)。随后，展现在面前的是这样的情景：“争辨的氛围”，包括在经典中寻觅真义，以及反对佛教徒的攻击，等等。
不幸的是，在利玛窦死后的一些年里，早期与中国学界和政界建立的友善关系被逐渐产生的怀疑和憎恶所代替。这种恶化的气氛无疑能被解释成诸多原因，比如，他们所奉行的教会政策渐渐变得僵化；教父们急于求成，多怀有立竿见影的心思；传教士人数的剧增以及他们在大众场合内的频繁活动。事实上，如今的文化精英们同对传教士们的道德教诲、反佛活动以及科学知识的了解相比较，更加了解传教士们本人。
显然，在中国，儒家显学就意味着一切。“从同情到憎恶”，这便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受到的礼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宽容精神。只要思，考一下中国人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同化意识”以及这种认同性的深长意味了。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作者在扉页如是引喻其意——“真正的奇迹不会高扬于长空或阔步于水上：它正行走在大地上呢。”
雅克·格内特教授完全对文化敞开来，并把自己投入进去了。
(Jacrues 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 Impact：aConflict of Culture，Collègede France，Pair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