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敌人的军事较量中，情报的获得、破译与运用，在战争胜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期间，面对数十万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从未中过一次埋伏，这主要得益于在每个危急关头，都有及时准确的军事情报支援。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广大红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革命精神的胜利，也是我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情报工作的胜利。

正確指导是情报工作高效开展的决定因素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在红军长征途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复杂斗争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发挥出高超的谋略，其中红军的“四渡赤水”便是毛泽东同志一次运筹帷幄的得意之笔，也是我党把情报战运用得心应手的一次典范。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进逼遵义地区，企图在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围歼中央红军。毛泽东获知敌情后，决心利用土城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阻击敌军，主力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避敌锋芒。但由于情报工作上的差错导致毛泽东判断失误，虽然这次战斗没有取得全面胜利，但这次失误也使红军吸取经验教训，对情报价值的认识有了较大提高。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毛泽东等领导人指挥红军进行机动作战，决定避实就虚，攻敌不备，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军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伪装红军主力，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红军二渡赤水河，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先后击溃和消灭敌军2个师8个团，俘虏约3000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严重地打击了敌人，这使蒋介石焦虑不安。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急忙由武汉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根据敌情变化，3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在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次向四川南部方向前进，并佯作北渡长江姿态，敌军误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忙调整部署，于是红军将计就计，当敌军整体西移过程出现缺口时，毛泽东立即命令主力秘密折西向东，在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牵着敌人鼻子走，使敌军摸不清红军的行动方向，从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是红军四渡赤水的具体表现，也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了解形势、分析敌情、制定正确的军事斗争策略的重要体现，这在客观上使红军规避了敌强我弱的不利状态，扬长避短，保证了红军的克敌制胜。

有力保障是情报工作发挥作用的关键力量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其中就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设备，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
　　红军长征开始后，军委二局大部分人员和装备（共33人，电台5部）随军行动。为了更好保障长征途中的情报工作，曾希圣把二局侦收破译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在第1梯队行军时，第2梯队原地工作，等到第1梯队到达宿营地后，第2梯队开始行军到下一个宿营地工作，通过轮流值班，始终保持24小时不间断地侦收敌军无线电通信。1934年12月12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获知敌情后，中央红军调整行军路线，离开通道，分左右两路进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占领黎平、老锦屏地区。次日，军委二局又破译敌密电，证明国民党军企图要围歼红军于北上的湘西途中。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研究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虽然博古等人有意见，但在铁的事实和准确的情报面前，到会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
　　此后红军长征途中，军委二局不断通过破译敌情发挥秘密“武器”的作用，一再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抢得先机。1935年10月19日，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2月5日，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3个技侦部门在陕北保安正式合并，组建成为统一的中区军委二局。在艰苦的红军长征途中，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和参与下，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口令860多种，获取了大量的极其准确的军事情报。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对二局卓有成效的情报保障工作，毛泽东也高度评价和称赞：“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严密规范是情报工作有效落实的重要环节

　　我国古代就有“师出以律”之说，意思是军队一出动，就必须绳之以纪律。即使保密工作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长征过程中仍然严格贯彻执行，这也成为长征胜利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部署党政军全面工作时，对保密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布置。1933年9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守机密问题训令》就明确指出，除每个指战员都应重视保密工作外，凡涉及到军事秘密的文件或电报，应注明“军事秘密”字样，或在文件末尾附记“军机重要，万勿遗失”字样。1934年8月9日，《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規则》对保密工作又作了比较详细具体的布置。同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转移中的文电处理和办法》，红军总政治部又在《政治指令》中再次提出了保密工作要求。红军长征途中，为了保障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毛泽东同志还专门指示要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保密纪律条文。如规定两个电台之间不许通话，利用电台密语代替电台名，密码表经常更换，重要军事机密一报一密等。为防止部队行动泄密，毛泽东还命令电台不用时，必须把电键卸下来交给警卫员携带，这些措施一方面规范了红军内部电台侦察工作;另一方面也可防敌对我军进行各种窥探。当年，红军电台中还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在遇到危急时刻，首先要砸掉电台毁坏电码，并且机要人员必须要毁掉一切机密文件，甚至牺牲也不能泄密。

　　在红军长征期间，由于中央红军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严密的保密制度和保密纪律，尽管国民党军队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红军到底往哪个方向突围。可以说，在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乃至取得红军长征最后的胜利，严格保密工作的规范和落实功不可没。

坚定信念是情报工作效果显著的强大基础

　　在以往的作战中，我军的情报工作主要靠人力情报为主。在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下，我军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了群众性的情报网，进行多方位的侦察防谍斗争，为我军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一时期，人民群众侦察力量与部队侦察力量的有机结合，使我军的情报侦察体系更加丰富。

　　在红军长征期间，为加强地方部队侦察工作，军委出台了《关于侦察工作规定》，其中规定乡侦察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情报信息工作。中共中央也曾指示川陕省委：“应巩固与（四川）省委的联系，即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亦不应断绝。”对此，川陕省委决定在重庆建立交通联络站，在成都至巴中之间设立3条交通线，并在多地秘密建立若干联络点。各站、点联成一线，确立交通员，约定暗号，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条件下担负起苏区、白区之间的联系任务，除了输送军需物资以外，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送文件，输送情报。在极其艰苦的红军长征途中，富有革命精神的川陕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红军长征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尤其是白区党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给红军提供了许多关于敌人情况及其活动规律等极其重要的情报，对配合红四方面军胜利入川、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红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身先士卒，跟情报人员一起参与实地侦察情报。如在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了做好渡江准备，时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亲自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程三四百里，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寻找渡口、选择战机。同时，各部队人员在指挥的渡江段内，通过化装侦察、泅渡侦察、夜摸侦察等各种手段，有效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另外，在红军长征途中，专业军事情报人员为获取高价值敌军情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钱壮飞。他早年曾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打入敌人心脏搞到敌方密码本，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党中央，是我党重要的“红色间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又为我党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关于情报人员发挥的重要作用，彭德怀说：“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这些表扬，既是党中央对情报人员巨大贡献的肯定，又生动地反映了各级情报人员在党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结 语

　　回顾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主动权的夺取，都是建立在全面、准确的情报基础之上。在这次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在艰难困苦的背景下，在装备与侦察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带领红军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情报工作体系，从情报的收集、分析、利用和执行，都凸显了情报工作战斗力效能转化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情报的准确性、深入性和预见性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比如从渡江北上的战略抉择到巧渡金沙江实现战略转移的过程，红军都是在随时掌握敌军兵力部署的情报信息基础上实现的。可以说，在红军长征期间，对手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掌握之中，这种相对优势使红军有效地夺取了情报工作的主动权，从而确保了长征战略转移的最终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这段在特殊时期的对敌斗争革命实践，梳理总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情报工作成功经验，对当前我军情报工作建设以及实现新时代条件下的强军目标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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