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9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重心的转移，京、沪两地开始把人才问题作为高新技术政策设计的重点，在人才入户、住房、待遇方面都有很大突破，解决了引进人才的许多瓶颈问题。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为争夺人才而群雄并起的时期，然而相较于80年代的一呼百应，90年代的大露头角，进入新世纪的深圳吸引力正在被其它城市赶超，很多毕业生已经把北京、上海作为就业的首选。想再像过去20多年那样，仅靠源源不断的移民来为深圳的发展加速的话，基本上已鲜有可为。
　　同时，深圳所大力标榜的高新技术和自主创新成果，也开始遭到质疑。“深圳现在还没有资格谈什么高科技，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华为和中兴都基本还没有核心技术，尚处于对国外成果的模仿、引进甚至抄袭的阶段。很多东西在国内是高科技，在不发达国家也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很少有在全世界叫得响的东西。和传统产业一样，由于竞争过度，大家都在拼价格，所谓‘便宜才是硬道理，降价才是主旋律’。高新技术产品大家都想搞，但研发投入太大，要以牺牲利润作代价，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有限。”作为圈里人的杨先生说。
　　另外，也有论者对深圳以产值来衡量高新技术产业成效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衡量一个科技园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不应该是引进多少家跨国公司，带来多少外资，而是看它究竟开创了多少新的科技公司，开发多少自主的新技术。当然，这些公司初创时需要投钱，大多数在头三四年肯定“赔钱”或是利润为“零”。园区领导能不能容忍这个“零”甚至负数？能容忍几年？肯不肯自己“栽树”让后人去“乘凉”？这很重要。以现在的状况看，容忍度有限，因为官员们有政绩的压力。
　　
　　“床垫文化”的升级版
　　
　　华为是深圳乃至全国的标志性高新技术企业，到华为工作是许多大学生的职业理想。但2006年发生的胡新宇事件暴露出华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胡新宇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是该公司近2万名研发人员中的一名。2006年5月28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死亡，年仅25岁。去世前他经常加班加点工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早上依旧早起，8点钟吃早饭，9点钟打卡上班。
　　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华为一直以来备受称道的“床垫文化”：每个人的座位下都有一个折叠床垫，以便随时通宵加班，还声称要向富士康学习。
　　一名华为的海外工程师表示，从市场人员签第一期单子起，如果你是该项目组的成员，注定要为其精疲力竭，“鞠躬尽瘁”。华为只能靠有价格优势的设备费和较短的工程周期，与爱立信等国际巨头抢市场，“床垫文化”还得继续。
　　胡新宇的死或许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反映的问题却有普遍性：为确保企业立于不败之地，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开始像“三来一补”企业一样，不断施行新的管理模式，不断对员工的各项工作制定指标，进行个人绩效考评。经理人的工作压力大，员工也成了科技民工，整个企业已经陷入了高速旋涡。而随着许多号称高科技电子的公司已进入微利时代，高股价、高配股也早已成记忆中的事了。
　　“床垫文化”至少表明，市场竞争的残酷性逐渐打消了人们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幻想，潇洒在利润生产的最高处、穿着T恤喝着咖啡敲着键盘的科技精英形象，在现实世界里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筚路蓝缕的奋斗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