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回王鲁湘
　　
　　2002年的国庆节，王鲁湘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京广大厦护照受理站递上了自己的申请表，这一回，他的材料沒有被直接扔回来。
　　“我当时就觉得有戏了，”忐忑与兴奋之中，他听到窗口里的女声对他说：办好了护照，是你自己来取，还是直接寄到你们家啊?
　　很快，他作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去了韩国。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消失”的，他用了无数个笔名，“随便起一个就用”，有点像十八变的孙悟空。很少人知道那是他。更多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名字。
　　他在京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度过了9个月，那段时间，看书是唯一的生活。
　　接着，他迎来了有光但近乎窘迫的日子，他和妻子靠着他70％的基本工资过活，“只有几十块钱”——即便在1990年代初，这也是不高的收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气氛开始有了变化。人们敢找他帮忙了。他脚跨两界，在电视圈，他帮朋友们撰稿、策划节目，在美术圈，他写评论、组织演出活动。
　　生活有了好转，但他仍然不是“他”。
　　199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20周年。一直潜伏的他，隐约觉得，是时候把头露出来了。央视一个大型纪录片，作为总撰稿的他，这次要求署真名。央视为难，去请示上级。
　　当时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白克明听说后，颇为吃惊，回话：当然应该署真名啊。
　　一句话，让王鲁湘做回了王鲁湘。
　　
　　被逼出书斋
　　
　　2001年，王鲁湘加盟凤凰卫视，并很快被一些“新锐”媒体封为“中国第一知道分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本人根本不知其意。
　　他说，自己很感谢那段岁月。
　　“首先就是把我从体制内逼出来了，第二就是把我从书斋里逼出来了，三就是把我从书本里逼出来了。人是有惰性的啊，没有这个逼迫，我可能还会在体制里赖着，在书斋里待着，在书本里耗着。”他自称一直缺乏生存技能，蒙上帝照顾，才没有经历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求人的“艰难生存”。
　　“从来都是事情来求我，我从来没有去求过人，这使我一直能维持某种清高，某种骄傲和某种自尊。我虽然被逼到了社会上头，但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底层，仍然可以读书思考，仍然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
　　现在，他担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并且指导中央美院一个山水画高级研修班，他会在讲座中探讨中国国画的命运，并不吝为赞美家乡城市泼墨挥毫。不过兼做电视人，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文化大观园》和《凤凰大讲堂》两个栏目上。
　　2006年开播的《文化大观园》，每周日下午5点首播，周一上午9点重播，用王鲁湘的话说，这是“最垃圾的时间”。在这个文化人都不大有空的时段里，节目的收视率稳定在前20名，“有时能冲进前十，甚至前五。”
　　王鲁湘不能忍受节目“不好听”或者“不好看”，他拿登山家和摄影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定要“到达”，一定要“拍到东西”。下一站是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在地上已经消失了，动身前他还在琢磨，去那里能拍到什么。
　　“做节目都是拍脑瓜子决定的，只是我们(凤凰)拍得快，拍了就做。”连轴转早就是凤凰的招牌，节目周日下午播出，周日上午还在剪片子，这早就成了常态。
　　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糖尿病很严重，每次出远门都要带胰岛素，而胰岛素必须冷藏。他听说有一种便携的冷藏包，想买来——有了这个，他就能出更远的门了。
　　起初的时候是他们找选题，现在是选题找他们，“很多地方找上门来”。一方面因他宣称“不搞批评报道”，一方面也因为他是王鲁湘。那些地方官员，不少人当年都看过《河殇》，知道他的大名。他去很多地方，颇有些“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感觉。
　　
　　“摇身一变”的背后
　　
　　他也要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为自己代言的某个品牌说了不少好话，后来他对媒体解释，我是真的觉得那个牌子可以减少伤害，现在我已经戒烟了。
　　他一手打造出来的《纵横中国》，最后变成了收费栏目，口碑与收视率刷刷地往下掉。“我当时做的时候为了确保节目的独立性，是绝对不向地方收费的。2005年底我不做了，我以为这个节目也要停了，没想到被广告部接过去了……可惜了。”
　　还有，当年的海洋文明拥抱者、“全盘西化论者”，如今身着唐装，在电视上讲传统文化，也有人觉得不适：这算不算“摇身一变”呢?
　　他的解释是，《河殇》的文化立场被很多人误读了。他承认，这与《河殇》的措辞有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河殇》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表述方式。我们的措辞是非常激昂的，我们的很多用词甚至是故意为了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其实我们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小是狠了?但我们有意这么做，我们不要那种周全的浅薄。”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思想搏斗，你想象不到旧观念对历史的束缚。”
　　他带着湖南门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音量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