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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宋贤相李纲留下了具有代表性的咏史诗词，他在诗词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吟咏，鼓舞统治者、劝说君王重用自己并抒发隐逸之思，与两宋之交王朝式微、政治环境恶劣的社会背景和宋代重视史学、新儒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北宋的咏史诗词存在一定差异，对南宋的咏史诗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两宋;李纲;咏史诗词
注：本文系2020年兰州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和战之争背景下南宋高宗朝贬谪文学研究——以南宋四名臣为中心”的研究成果。
李纲历仕两宋三朝，为抗金大业与南宋王朝的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生三次流贬，却始终心怀社稷，位居“南宋四名臣”之首。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以“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1]称赞李纲。李纲出身钟鸣鼎食的官宦之家，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积累，曾有“昔之秉史笔而其书传于世者，皆成于后人之手”[2]的观点，体现出他秉笔传史的责任感。李纲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将其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对家国百姓深沉的热爱相融合，写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咏史诗词，这些咏史诗词在两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咏史诗词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前学界对李纲咏史诗词的研究已获得了一定成果，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李纲咏史词》，肯定了李纲咏史词的文学地位，论述了其中的思想内涵;李瑛的《论李纲的咏史词》则集中论述了李纲的七首咏史联章词的主要内容和宏大的叙事风格;张梦歌的《李纲诗词研究》、郑淑榕的《李纲及其诗词创作研究》等文章以宏观视角研究李纲全部诗词，对其咏史诗词亦有所涉及，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开拓了视野。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李纲咏史诗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仅有两篇论述其咏史词的文章，咏史诗仅作为他整体诗词的一部分被简单叙述，且尚未有人深入剖析李纲咏史诗词的创作动因、时代背景，亦未与整个咏史诗词发展脉络建立联系，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李纲咏史诗词的吟咏对象
唐代吕向“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3]的观点对咏史诗的内涵首次作出诠释。后世何焯、沈德潜等人亦就咏史一类诗词发表自己的观点，大体与吕向的论说相似。施蛰存先生进一步说道：“凡是歌咏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诗，都是咏史诗。”[4]本文依托前人观点，将李纲的针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吟咏的表达自己议论、见解或情感的诗词皆归为咏史诗词。以刘学楷先生的观点为准绳，将“因景生情，抚迹寄慨”[5]，抒发“今昔衰盛，人事沧桑之慨”[5]的诗词归为怀古诗词，不纳入研究范围。经过遴选、分类，本文归纳出李纲的咏史诗词70余首，发现其吟咏对象较为丰富，且界限鲜明，同一对象在有着不同主旨的诗词中出现时，所代表的身份并非完全相同。
（一）咏历史人物
李纲对历史中的隐士形象有着较深的感情，他认为可称为“真隐”的谪仙李白是他的祖先。《读四家诗选》其四《太白》曰：“谪仙乃天人，薄游人间世。”将李白比作逍遥自在游于人间的天人，在发现“万乘尚僚友，公卿何介蒂”后“乞身归旧隐，来去同一戏”，飘然而去，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壮美的河山之间“沈吟紫芝歌，缅邈青霞志”，“笑著宫锦袍，江山聊傲睨”，对象征世俗皇权的宫袍与江山傲然而视，所以李纲认为李白“垂天赋大鹏，端为真隐子”[6]，是如同扶摇万里的鲲鹏一样的真正的隐士。在《水调歌头·李太白画像》中，李纲也深情地赞叹李白“笔风雨，心锦绣，极清新”[7]的纯然风度。除此之外，李纲还刻画了功成身退、辟谷修道的张良，归隐田园、忘怀世味的陶潜，似乎归隐实际却为人鹰犬的“商山四皓”以及历史上的著名隐士庄周、严子陵、陆龟蒙等人。
李纲在观览前代帝王将相的事迹时心中亦会波澜暗涌，吟咏成章。他笔下的政治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身许国不顾其身、功名赫赫的政治家，如“奋然廷议叱群公”，为家国大义痛斥投降派、献策抗辽、“挽回天步”[6]的莱公寇准，“一言剖决遂不疑”[6]的郑公富弼，还有“运筹决胜帷幄中”[6]的张良等;另一种则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却由于残酷的现实折戟沉沙的悲剧英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诸葛亮的吟咏，李纲起笔描述汉末乱世中群雄争霸的背景“天下兵戈正云沸”，此时诸葛亮本是“掉头自作梁甫吟，垄上躬耕方得意”的伏龙，因刘备“惠然三顾草庐中”而出山相助，但不期运道无常，“抗魏连吴分鼎足”的霸业与“叹息君臣难继躅”的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武侯“南征五月深渡泸，上疏北伐遵遗谟”，但终究逃不过“大星夜坠惊营垒，壮志雄谋嗟已矣”[6]的悲惨结局，怀着不甘与遗憾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蜀汉，此诗波折起伏，道尽武侯一生经历，也蕴含着李纲的唏嘘感叹。
此外，李纲的咏史诗词中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在《读孟郊诗》中，李纲将孟郊“穷愁不出门，戚戚较古今”与韩愈“雄健日千里，光铓长万寻”的诗风进行了对比，认为孟郊之诗如秋露，是“候虫寒自吟”;韩愈之诗则是春风，可以让“百卉开芳林”[6]，并表示学习韩诗可以使心性畅达，学习孟诗则会使愁苦日增。在《读四家诗选》中，李纲分别以“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诗篇尤藻丽，句法含万象”“尤工用险韵，妥贴等妍丑”和“词章号俊逸，迈往有英气”[6]来评价杜甫、欧阳修、韩愈和李白的诗文。另外，李纲也将李贺极饰雕琢、诡谲奇俊的诗风和“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6]的苦吟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咏历史事件
吟咏史事的诗词在李纲的咏史诗词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南宋王朝暗弱的背景下，他对前代王朝由盛转衰的故事情有独钟，李纲在《次韵虢国夫人夜游图》中，用“金鞍玉勒连钱骢，车如流水马如龙……坐中绰约尽天人，锦茵云幕清无尘”[6]等刻画出天宝年间皇家宴游的盛大排场与宫阙的富丽堂皇，也折射出李氏皇族奢靡无度的生活。但是安史之乱发生，“赐名大国动光彩”的辉煌转瞬之间便成了“马嵬回首空啼痕”的悲凉，李纲写下此诗欲吊千古，叹“丧国亡家皆此路”，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由此走向衰败，君王亡国丧家之路又是什么呢？尾句将“嫣然一笑倾人城”的虢国夫人比作“皓齿明眸真女虎”[6]，似乎给出了属于他的答案。《雨霖铃·明皇幸西蜀》《题伯时明皇蜀道图》《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玉华宫用杜子美韵》四首诗词都是专门吟咏唐明皇时期的政治悲劇。而《章华宫用张籍韵》则吟咏楚灵王建章华宫只顾一己之私而不顾国家社稷的旧事。 另一方面，李纲也喜欢吟咏豪杰才俊捍卫国家尊严、扶振天纲之事，最为著名的便是李纲的咏史联章词，接连吟咏了汉武巡朔方、光武战昆阳、晋师胜淝上、太宗临渭上、宪宗平淮西和真宗幸檀渊六件事。或是平定边患、抗击戎狄、志吞骄虏、保卫中原王朝和华夏民族的壮举，或是明君良将平定四方、巩固政权之事。此类诗词有着极强的战斗精神和现实针对性，字里行间展现出豪情，读之使人血脉喷张。
二、李纲咏史诗词的创作动因
按照中国传统诗学的观点，吟诗作词往往是“感物而动”的过程，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论述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8]即主观情感由客观事物牵动从而引发创作。李纲博览史书，历史中的人和事是他作咏史诗词的基础，由此引发的种种心灵感荡，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便是他写下诸多咏史诗词的动因。
（一）借古讽今，鼓舞鞭策统治者与同僚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李纲对其有所扬弃：“诗以讽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6]只提到了诗的“群、怨”功能，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讽谏与激励作用，并赞美《九歌》《九章》“爱君之诚笃而嫉恶之志深”[6]，认为诗歌应该为政治服务，发挥社会功效。所以，李纲的咏史诗词借古事来讽谏君王，激励其他士子重振山河。如“落魄刘郎仗众谋，无心将将却成优。谁言大度能容物，旧怨还封羹颉侯”[6]。落魄的汉高祖逐鹿天下全凭众人谋略，他自己只会统率这些人杰，这反倒成了优势，谁说他心胸宽广有容人雅量？还不是因为旧怨，带着嘲讽的意味将兄嫂之子封为“羹颉侯”。此诗从反面着笔，描绘刘邦洋洋得意的形象，借此劝诫当朝皇帝虚怀若谷，要有君王气度。另外，李纲也借用真宗御驾亲征战胜辽国之事来树立榜样，正面激励君主与朝政群臣励精图治，抵御外侮。以此词为例：“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7]这首词中，李纲先描写骄虏南侵，兵锋直指中原的情况下，庙堂无计平戎，投降派只想仓皇南窜，然而在寇准的坚持下，君王亲征，六军大破辽军，至此方可“年年修好”。李纲借此词表明，只要君王纳谏亲征，六军万众一心，则金兵可破、王业能安。借古讽今，希望警醒在西湖暖风中沉醉的君臣。
（二）托古言志，渴望得到重用
李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宋王朝。金人第一次围攻汴京时，李纲担任京城四壁守御使，亲率将士击退金兵。宋室南渡后，李纲再次临危受命，担任南宋第一任宰相，为南宋政权的稳固立下汗马功劳。但如此忠君爱国的李纲却不容于世，屡次被贬，建炎罢相后，更是终年在贬谪和闲居中度过，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相交织，体现在他的咏史诗词中，便是对受到重用、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李纲有意选择君臣相得的史料进行吟咏，表现出历史上成功君王从善如流的优点。如“搀回天步虽良策，元是真皇听纳功”[6]，寇准的良策之所以力挽狂澜，是真宗纳谏的功劳;“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君王只有给予贤臣足够的信任和权力，才可以“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7];而《读留侯传有感》中的论述则更为激烈，李纲在描写张良“捕取项籍如婴儿，指麾诸将犹猎狗”的智慧后，对刘邦也作出评价：“但能信用子房谋，何妨抱持戚姬日饮酒。”[6]表明他只要信从张良的谋略，就算整天抱着戚氏沉溺酒色又何妨？李纲对自己的治国方略被认可、采纳的渴望跃然纸上。另一方面，李纲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教材：“君不见开元天宝同一主，治乱相翻如手举。”开元和天宝时的国君都是李隆基，但治乱差异却如此之大，李纲阐明了其中的原因：“姚宋已死九龄黜，谁使杨钊继林甫。”贤臣非死即黜，朝野中奸佞横行才是安史之乱的祸根，一国之君不能任用贤臣，则必然会埋下“宫中太真专宠私，塞外番酋成跋扈”的隐患，自己也必然会遭受“翠华杳杳幸西南，赤县纷纷集夷虏”的惨痛教训。李纲满怀激愤地斥责玄宗“万里艰危真自取”[6]，实则是希望当朝君主吸取教训，贬斥汪黄奸党，重用像自己这样的忠臣。
（三）援古抒情，抒发隐逸之思
李纲曾自言“谪宦羁束，未获遂心”，所以要“娱泉意石，忘怀世味”[6]。李纲在官场上屡遭迫害，流落江湖后心中浮现对于隐居山林的渴望，在大量山水田园诗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乐意相关”的世界，用以安顿自己满是伤痕的心灵，他常假想自己过着“膝横五弦琴，试鼓南风曲……开怀酒一壶，寓意棋一局”[6]这样超然物外、闲适安乐的生活，所以他的一部分咏史诗词即通过对历史上著名隐士的书写和不同隐士之间的对比来抒发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如《短歌》中李纲追溯自己身世：“周家柱史本吾祖，唐室谪仙尤所许”，将老子、李白写作自己祖先，而他们二人“垂世空馀道德经，傲时且以诗酒名”，纷纷归隐而去，随即李纲表示“我今去作龙津客，学道吟诗真自适”，和祖先一样，自己也要学道吟诗，悠然自适，这样的生活“也胜骑马听朝鸡，晴压尘埃雨压泥”[6]，总好过碌碌于庙堂之上，将生命浪费在朝鸡官鼓之声里。
在南宋，李纲屡次遭到政治迫害，蒙冤遭贬，其咏史诗词抒发的隐逸之思里，还有为全身避祸而归隐山林的意蕴，以巧计谋算“四皓”的张良就是功成身退的典型，“闭门辟谷思轻举，肯叹淮阴犬与弓”[6]，他帮助刘邦夺得天下后寻仙修道，以求超脱，相比之下，淮阴韩信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让人叹息。李纲亦引陆龟蒙、韩偓为同调，诗中饱含“大道不行，乘桴肆志”的情感，在他的笔下陆龟蒙“扁舟乘兴不知晚，笔床茶灶常相随”的闲适洒脱的生活背后是“但欲乱世全妻儿”[6]的无奈，而韩偓“假道寓沙阳，空门知所依”的原因是“忠言虽屡贡，颠厦诚难支”“当时白马驿，从横卿相尸”[6]。李纲毕竟是南宋开国首相，骨鲠忠臣，在他对隐士形象的塑造和归隐之事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他心中難以磨灭的入世之思以及这种入世之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路可循所以转而归隐山林的辛酸。 三、李纲咏史诗词的时代背景
所谓“幽历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9]，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是它的根源，任何关于文学创作的研究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仅就文学谈文学。所以李纲的咏史诗词必然与两宋的时代背景休戚相关，受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王朝式微，中原陆沉
宋徽宗时，宋王朝颓势已显。君主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犬马，任用奸佞，贬斥李纲等忠良;朝臣专以党争与谄媚为要务，贪腐横行;北边越发强大的女真族的威胁又在北宋士人的心上蒙上厚重的阴影。宋徽宗也曾反思自己的统治下出现“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悻持权，贪饕得志”[10]的局面。李纲见方腊起义便感叹道：“东南久无备，盗贼起不虞。”指出北宋末年乱象，也思考农民起义的原因：“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对此时“坐令腹心地，化为豺豕区”的隐患充满了担忧，并劝谏统治者“除恶当务早，滋蔓良难图”[6]，要及时治理，不要等到水漫金山追悔莫及。像李纲等人所担忧的那样，这样的王朝面对外族入侵毫无招架之力，金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汴京，终致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山河变色，士人引以为傲的文化也同版图一起被蛮夷摧毁。赵构称帝于应天后便仓皇南窜，12年后方定都临安，开始了150年偏安一隅的统治。国破家亡的悲愤让李纲一方面满怀忧虑与沉痛地借古鉴今，吟咏历代王朝衰落覆灭之事，一方面又满怀慷慨激昂之气，吟咏英雄伟人，奏响了抗击金兵、民族救亡的时代强音。
（二）政治环境恶劣
李纲29岁进士及第，57岁卒于福建，半生都在仕宦和贬黜中度过。《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论李纲：“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谤。”[11]他每次被贬都是因为耿直刚正、一心为国。蔡京、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并非一党，在两宋得势掌权的时间亦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迫害忠良，为一己之私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这样的奸臣得以执掌朝廷大权，天子亦难辞其咎，由此便可略见李纲所处的两宋之交政治环境之恶劣、士风之浇薄。《宋史·李纲传》记载：“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为南渡之偏安哉。”[12]充分表明其才能。朱熹盛赞李纲“爱国忧君之志终不可夺”[6]，表现其德行。而德才兼备的李纲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举步维艰，其内心的苦闷与激愤反映在咏史诗词中，不是以张良、诸葛亮、寇准等君臣相得的佳话与其获得的君王用贤的效果来表达自己对发挥才能、尽忠报国的向往，就是用庄周、陶渊明、陆龟蒙等人描摹自己的山林之思与避祸意识。欲归不忍归，欲达不得达，“宁作泥涂曳尾龟，难堪刍豢庙中牺”这种看似旷达超凡的诗句中，更多地隐含了“世间万事非人力”[6]的心灰意冷。
（三）两宋重史之风
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说过：“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从君主到臣子，再到地主士绅、寒门文士，都十分重视历史，史官制度、史论著作、史学观点等都在宋代达到鼎盛，两宋史学之发达无论是之前的汉唐还是之后的明清都难以企及。宋太祖即位后便开始修《五代史》，以整顿纲常、稳固统治;宋朝君主设“崇政殿说书”，专门“进读书史，讲释经义”[12]。宋代士大夫也“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13]，积极修史：欧阳修编《新五代史》“以翼大道，扶持人心”[12]，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为帮助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3]，范仲淹授予狄青《左传》，使其“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12]。同时也出现了《三字经》《十七史蒙求》等通俗易懂的普及性童蒙教育史书。科举取士亦重士子的史学素养：“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12]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鸿篇巨著的流传、保存，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宋史学的兴盛。靖康之变中汴京沦陷，史书典籍在战火中十不存一，结合时代的巨大变动，文人修史、咏史的意识更加强烈。后来出现的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私史名著表明南宋文人修史、咏史的意识之强烈。
（四）两宋新儒学发扬
宋代以程颐、程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进一步阐释儒家学说，融合佛家与道教的思辨哲学、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创造了新儒学，即理学，并迅速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对宋朝以来的文人影响深远。“他们强调以理统情，自我节制，重视个人品德、民族气节，并把自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统统与存天理结合起来”[14]，理学中强调的“天理”发展成士人自我完善道德和理性节制情感的要求，结合宋代文人地位提升、文化繁荣给文人带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两宋之交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此时代的文人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入世情怀和浓重的忧患意识。同时新儒学提倡的“内圣外王”为文人提供了逆境中实现自我的新途径，即让道德人格圆满，修行“为己之学”，使心性豁然通达。李纲与“二程”、司马光、邵雍之私淑陈瓘亲善，一代理学大家杨时是其父李夔的挚友，朱熹“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6]的评价中也体现出李纲受新儒学的影响，如此不难解释李纲咏史诗词中为何频频出现对君王美政的规劝、对重整山河的渴望以及在理想受挫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四、两宋咏史诗词演变中李纲的新变与影响
咏史诗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五代，鼎盛于两宋。而作为史学最为发达的两宋，其咏史诗词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也有着自身的演进轨迹，李纲身处两宋之交的社会大变革之中，他的咏史诗词和北宋咏史诗词有着明顯的差异，对南宋中后期的咏史诗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李纲咏史诗词与北宋咏史诗词对比下的新变
北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乱世，由乱入治，由分裂走向统一。北宋前中期，社会整体繁荣昌盛，且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统治者推崇儒学、优待文人，奉行“谏者无罪”，鼓励文人进谏。在思想文化领域，诗文革新运动和新儒学影响深远，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入世参政的热情，在文人心中播种了“横渠四为”的种子。在富足的生活条件、稳定的社会形势和统治者的提倡下，北宋文人宴乐歌舞之风也很盛行。总之，北宋的文人们有着一种太平盛世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他们笔下的咏史诗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可以实现、自身是否受到重用，对君王虽有劝讽，但针对性较弱，涵盖了施政的各个方面。北宋末期国家从治入乱，以赵构为首的南宋统治者被金兵一路追杀，甚至一度逃亡至海上，这样的屈辱和苦痛强烈震荡了南渡文人，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所以，以李纲为代表的南渡文人笔下的咏史诗词更多地关注民族安危，对君主的劝谏基本都集中在励精图治以抗击胡虏和任用主战派人士而远离投降派奸臣之上，针对性更强。 北宋时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曾以《明妃曲》为题吟咏王昭君，李纲亦作此题，但其中的思想主题有所不同。王安石《明妃曲》中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15]，突出表现王昭君的“失意”和得到认可的渴望，抒发了王安石怀才不遇、无人理解的郁闷。欧阳修的《明妃曲》中借批评汉元帝“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来提醒君主治国要明察秋毫，“汉计诚已拙”[16]的原因是汉元帝疏于治理，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司马光的《明妃曲》亦劝谏君王要辨别忠奸美丑，但这种劝谏是在“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17]，不论生死也要报效君恩的“忠”之上的，他表现的是怨而不怒、中正敦厚的臣子本分。
（二）许国之情与豪壮之气：李纲对南宋咏史诗词的影响
唐圭璋先生的《李纲咏史词》中说道：“李纲是陆游、辛弃疾的前辈，他的抗敌精神和激昂慷慨的诗文和词，正影响了陆、辛两家和其他爱国作家。”[18]由此可知，李纲的咏史诗词中的爱国精神和慷慨豪放之气影响了南宋的爱国文人，包括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名家。陆游也曾作《明妃曲》，其主题思想和李纲的《明妃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开篇即满怀激愤地责问：“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汉家王朝软弱无能与胡人和亲，那么孤身一人身蒙风尘远赴万里的王昭君有什么罪过呢？“掖庭终有一人行”，是明妃挺身而出，承担了满朝文武难以承担的责任，随后陆游又一次质问：“双驼驾车夷乐悲，公卿谁悟和戎非！”[19]在胡乐凄楚的声响中昭君出嫁了，而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卿们谁能明白和亲的屈辱与祸患？通过吟咏明妃出塞，作者表达了对君臣苟且偷安、不思兴兵扬威的愤恨和以一名女子的牺牲换来和平的羞耻，与李纲“但恨拙谋羞汉家”的慨叹如出一辙。辛弃疾在词中表达对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7]的崇仰之情，隐含的是他对于抗金北伐、收复中原失地的焦急，也和李纲词作中一系列英雄的伟岸形象有相似之处。文天祥“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20]中对祖国深沉的热爱较李纲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在李纲之后的150多年间的咏史诗词都有着一以贯之的爱国忧国之思，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李纲多吟咏荡平贼寇、功高盖世的英雄，如汉武帝、唐太宗、裴度、寇准、富弼等人，这表现了以李纲为代表的南宋初期爱国文人对收复中原、整顿乾坤、迎回二圣、一雪前耻的强大自信;辛弃疾的咏史诗词更多吟咏孙权、谢安、王导、桓温、刘裕等人，他们占据东南半壁江山，未沉醉在西湖歌舞中，有北定中原的雄心壮志和挥师北上的勇气决心，但终究没有一统天下，这表现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爱国文人对统治者不思进取、骄奢淫逸的忧虑和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切;文天祥的咏史诗词喜爱选取苏武、刘琨、颜杲卿、张巡等人为吟咏对象，他们都是在绝境中不肯背叛国家，坚持平生理想与胸中道义，最终为之做出极大牺牲的忠义之士，这表现出南宋灭亡前后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文人抗争到底、以身殉国、杀身成仁的决心与坚守。
总之，“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21]的李纲用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例的吟咏奏响了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乐章，饱含其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虽然在“为己之学”的影响下有着一定数量隐逸题材的作品，但其实是为了抚平伤怀的自我宽慰之言和政治迫害下失语的表现，他的咏史诗词中流露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永远不会磨灭，时常回首望向历史的他，自己也化作两宋之交的一道光辉伟岸的身影，和他的精神一起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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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兰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两宋;李纲;咏史诗词
注：本文系2020年兰州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和战之争背景下南宋高宗朝贬谪文学研究——以南宋四名臣为中心”的研究成果。
李纲历仕两宋三朝，为抗金大业与南宋王朝的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生三次流贬，却始终心怀社稷，位居“南宋四名臣”之首。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以“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1]称赞李纲。李纲出身钟鸣鼎食的官宦之家，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积累，曾有“昔之秉史笔而其书传于世者，皆成于后人之手”[2]的观点，体现出他秉笔传史的责任感。李纲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将其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对家国百姓深沉的热爱相融合，写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咏史诗词，这些咏史诗词在两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咏史诗词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前学界对李纲咏史诗词的研究已获得了一定成果，词学泰斗唐圭璋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李纲咏史词》，肯定了李纲咏史词的文学地位，论述了其中的思想内涵;李瑛的《论李纲的咏史词》则集中论述了李纲的七首咏史联章词的主要内容和宏大的叙事风格;张梦歌的《李纲诗词研究》、郑淑榕的《李纲及其诗词创作研究》等文章以宏观视角研究李纲全部诗词，对其咏史诗词亦有所涉及，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开拓了视野。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李纲咏史诗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仅有两篇论述其咏史词的文章，咏史诗仅作为他整体诗词的一部分被简单叙述，且尚未有人深入剖析李纲咏史诗词的创作动因、时代背景，亦未与整个咏史诗词发展脉络建立联系，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李纲咏史诗词的吟咏对象
唐代吕向“谓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3]的观点对咏史诗的内涵首次作出诠释。后世何焯、沈德潜等人亦就咏史一类诗词发表自己的观点，大体与吕向的论说相似。施蛰存先生进一步说道：“凡是歌咏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诗，都是咏史诗。”[4]本文依托前人观点，将李纲的针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吟咏的表达自己议论、见解或情感的诗词皆归为咏史诗词。以刘学楷先生的观点为准绳，将“因景生情，抚迹寄慨”[5]，抒发“今昔衰盛，人事沧桑之慨”[5]的诗词归为怀古诗词，不纳入研究范围。经过遴选、分类，本文归纳出李纲的咏史诗词70余首，发现其吟咏对象较为丰富，且界限鲜明，同一对象在有着不同主旨的诗词中出现时，所代表的身份并非完全相同。
（一）咏历史人物
李纲对历史中的隐士形象有着较深的感情，他认为可称为“真隐”的谪仙李白是他的祖先。《读四家诗选》其四《太白》曰：“谪仙乃天人，薄游人间世。”将李白比作逍遥自在游于人间的天人，在发现“万乘尚僚友，公卿何介蒂”后“乞身归旧隐，来去同一戏”，飘然而去，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壮美的河山之间“沈吟紫芝歌，缅邈青霞志”，“笑著宫锦袍，江山聊傲睨”，对象征世俗皇权的宫袍与江山傲然而视，所以李纲认为李白“垂天赋大鹏，端为真隐子”[6]，是如同扶摇万里的鲲鹏一样的真正的隐士。在《水调歌头·李太白画像》中，李纲也深情地赞叹李白“笔风雨，心锦绣，极清新”[7]的纯然风度。除此之外，李纲还刻画了功成身退、辟谷修道的张良，归隐田园、忘怀世味的陶潜，似乎归隐实际却为人鹰犬的“商山四皓”以及历史上的著名隐士庄周、严子陵、陆龟蒙等人。
李纲在观览前代帝王将相的事迹时心中亦会波澜暗涌，吟咏成章。他笔下的政治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身许国不顾其身、功名赫赫的政治家，如“奋然廷议叱群公”，为家国大义痛斥投降派、献策抗辽、“挽回天步”[6]的莱公寇准，“一言剖决遂不疑”[6]的郑公富弼，还有“运筹决胜帷幄中”[6]的张良等;另一种则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却由于残酷的现实折戟沉沙的悲剧英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诸葛亮的吟咏，李纲起笔描述汉末乱世中群雄争霸的背景“天下兵戈正云沸”，此时诸葛亮本是“掉头自作梁甫吟，垄上躬耕方得意”的伏龙，因刘备“惠然三顾草庐中”而出山相助，但不期运道无常，“抗魏连吴分鼎足”的霸业与“叹息君臣难继躅”的凄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武侯“南征五月深渡泸，上疏北伐遵遗谟”，但终究逃不过“大星夜坠惊营垒，壮志雄谋嗟已矣”[6]的悲惨结局，怀着不甘与遗憾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半生的蜀汉，此诗波折起伏，道尽武侯一生经历，也蕴含着李纲的唏嘘感叹。
此外，李纲的咏史诗词中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在《读孟郊诗》中，李纲将孟郊“穷愁不出门，戚戚较古今”与韩愈“雄健日千里，光铓长万寻”的诗风进行了对比，认为孟郊之诗如秋露，是“候虫寒自吟”;韩愈之诗则是春风，可以让“百卉开芳林”[6]，并表示学习韩诗可以使心性畅达，学习孟诗则会使愁苦日增。在《读四家诗选》中，李纲分别以“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诗篇尤藻丽，句法含万象”“尤工用险韵，妥贴等妍丑”和“词章号俊逸，迈往有英气”[6]来评价杜甫、欧阳修、韩愈和李白的诗文。另外，李纲也将李贺极饰雕琢、诡谲奇俊的诗风和“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6]的苦吟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咏历史事件
吟咏史事的诗词在李纲的咏史诗词中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南宋王朝暗弱的背景下，他对前代王朝由盛转衰的故事情有独钟，李纲在《次韵虢国夫人夜游图》中，用“金鞍玉勒连钱骢，车如流水马如龙……坐中绰约尽天人，锦茵云幕清无尘”[6]等刻画出天宝年间皇家宴游的盛大排场与宫阙的富丽堂皇，也折射出李氏皇族奢靡无度的生活。但是安史之乱发生，“赐名大国动光彩”的辉煌转瞬之间便成了“马嵬回首空啼痕”的悲凉，李纲写下此诗欲吊千古，叹“丧国亡家皆此路”，一个盛极一时的王朝由此走向衰败，君王亡国丧家之路又是什么呢？尾句将“嫣然一笑倾人城”的虢国夫人比作“皓齿明眸真女虎”[6]，似乎给出了属于他的答案。《雨霖铃·明皇幸西蜀》《题伯时明皇蜀道图》《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玉华宫用杜子美韵》四首诗词都是专门吟咏唐明皇时期的政治悲劇。而《章华宫用张籍韵》则吟咏楚灵王建章华宫只顾一己之私而不顾国家社稷的旧事。 另一方面，李纲也喜欢吟咏豪杰才俊捍卫国家尊严、扶振天纲之事，最为著名的便是李纲的咏史联章词，接连吟咏了汉武巡朔方、光武战昆阳、晋师胜淝上、太宗临渭上、宪宗平淮西和真宗幸檀渊六件事。或是平定边患、抗击戎狄、志吞骄虏、保卫中原王朝和华夏民族的壮举，或是明君良将平定四方、巩固政权之事。此类诗词有着极强的战斗精神和现实针对性，字里行间展现出豪情，读之使人血脉喷张。
二、李纲咏史诗词的创作动因
按照中国传统诗学的观点，吟诗作词往往是“感物而动”的过程，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论述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8]即主观情感由客观事物牵动从而引发创作。李纲博览史书，历史中的人和事是他作咏史诗词的基础，由此引发的种种心灵感荡，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便是他写下诸多咏史诗词的动因。
（一）借古讽今，鼓舞鞭策统治者与同僚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李纲对其有所扬弃：“诗以讽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6]只提到了诗的“群、怨”功能，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讽谏与激励作用，并赞美《九歌》《九章》“爱君之诚笃而嫉恶之志深”[6]，认为诗歌应该为政治服务，发挥社会功效。所以，李纲的咏史诗词借古事来讽谏君王，激励其他士子重振山河。如“落魄刘郎仗众谋，无心将将却成优。谁言大度能容物，旧怨还封羹颉侯”[6]。落魄的汉高祖逐鹿天下全凭众人谋略，他自己只会统率这些人杰，这反倒成了优势，谁说他心胸宽广有容人雅量？还不是因为旧怨，带着嘲讽的意味将兄嫂之子封为“羹颉侯”。此诗从反面着笔，描绘刘邦洋洋得意的形象，借此劝诫当朝皇帝虚怀若谷，要有君王气度。另外，李纲也借用真宗御驾亲征战胜辽国之事来树立榜样，正面激励君主与朝政群臣励精图治，抵御外侮。以此词为例：“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7]这首词中，李纲先描写骄虏南侵，兵锋直指中原的情况下，庙堂无计平戎，投降派只想仓皇南窜，然而在寇准的坚持下，君王亲征，六军大破辽军，至此方可“年年修好”。李纲借此词表明，只要君王纳谏亲征，六军万众一心，则金兵可破、王业能安。借古讽今，希望警醒在西湖暖风中沉醉的君臣。
（二）托古言志，渴望得到重用
李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宋王朝。金人第一次围攻汴京时，李纲担任京城四壁守御使，亲率将士击退金兵。宋室南渡后，李纲再次临危受命，担任南宋第一任宰相，为南宋政权的稳固立下汗马功劳。但如此忠君爱国的李纲却不容于世，屡次被贬，建炎罢相后，更是终年在贬谪和闲居中度过，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相交织，体现在他的咏史诗词中，便是对受到重用、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李纲有意选择君臣相得的史料进行吟咏，表现出历史上成功君王从善如流的优点。如“搀回天步虽良策，元是真皇听纳功”[6]，寇准的良策之所以力挽狂澜，是真宗纳谏的功劳;“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君王只有给予贤臣足够的信任和权力，才可以“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7];而《读留侯传有感》中的论述则更为激烈，李纲在描写张良“捕取项籍如婴儿，指麾诸将犹猎狗”的智慧后，对刘邦也作出评价：“但能信用子房谋，何妨抱持戚姬日饮酒。”[6]表明他只要信从张良的谋略，就算整天抱着戚氏沉溺酒色又何妨？李纲对自己的治国方略被认可、采纳的渴望跃然纸上。另一方面，李纲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教材：“君不见开元天宝同一主，治乱相翻如手举。”开元和天宝时的国君都是李隆基，但治乱差异却如此之大，李纲阐明了其中的原因：“姚宋已死九龄黜，谁使杨钊继林甫。”贤臣非死即黜，朝野中奸佞横行才是安史之乱的祸根，一国之君不能任用贤臣，则必然会埋下“宫中太真专宠私，塞外番酋成跋扈”的隐患，自己也必然会遭受“翠华杳杳幸西南，赤县纷纷集夷虏”的惨痛教训。李纲满怀激愤地斥责玄宗“万里艰危真自取”[6]，实则是希望当朝君主吸取教训，贬斥汪黄奸党，重用像自己这样的忠臣。
（三）援古抒情，抒发隐逸之思
李纲曾自言“谪宦羁束，未获遂心”，所以要“娱泉意石，忘怀世味”[6]。李纲在官场上屡遭迫害，流落江湖后心中浮现对于隐居山林的渴望，在大量山水田园诗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乐意相关”的世界，用以安顿自己满是伤痕的心灵，他常假想自己过着“膝横五弦琴，试鼓南风曲……开怀酒一壶，寓意棋一局”[6]这样超然物外、闲适安乐的生活，所以他的一部分咏史诗词即通过对历史上著名隐士的书写和不同隐士之间的对比来抒发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如《短歌》中李纲追溯自己身世：“周家柱史本吾祖，唐室谪仙尤所许”，将老子、李白写作自己祖先，而他们二人“垂世空馀道德经，傲时且以诗酒名”，纷纷归隐而去，随即李纲表示“我今去作龙津客，学道吟诗真自适”，和祖先一样，自己也要学道吟诗，悠然自适，这样的生活“也胜骑马听朝鸡，晴压尘埃雨压泥”[6]，总好过碌碌于庙堂之上，将生命浪费在朝鸡官鼓之声里。
在南宋，李纲屡次遭到政治迫害，蒙冤遭贬，其咏史诗词抒发的隐逸之思里，还有为全身避祸而归隐山林的意蕴，以巧计谋算“四皓”的张良就是功成身退的典型，“闭门辟谷思轻举，肯叹淮阴犬与弓”[6]，他帮助刘邦夺得天下后寻仙修道，以求超脱，相比之下，淮阴韩信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让人叹息。李纲亦引陆龟蒙、韩偓为同调，诗中饱含“大道不行，乘桴肆志”的情感，在他的笔下陆龟蒙“扁舟乘兴不知晚，笔床茶灶常相随”的闲适洒脱的生活背后是“但欲乱世全妻儿”[6]的无奈，而韩偓“假道寓沙阳，空门知所依”的原因是“忠言虽屡贡，颠厦诚难支”“当时白马驿，从横卿相尸”[6]。李纲毕竟是南宋开国首相，骨鲠忠臣，在他对隐士形象的塑造和归隐之事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他心中難以磨灭的入世之思以及这种入世之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路可循所以转而归隐山林的辛酸。 三、李纲咏史诗词的时代背景
所谓“幽历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9]，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是它的根源，任何关于文学创作的研究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仅就文学谈文学。所以李纲的咏史诗词必然与两宋的时代背景休戚相关，受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王朝式微，中原陆沉
宋徽宗时，宋王朝颓势已显。君主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犬马，任用奸佞，贬斥李纲等忠良;朝臣专以党争与谄媚为要务，贪腐横行;北边越发强大的女真族的威胁又在北宋士人的心上蒙上厚重的阴影。宋徽宗也曾反思自己的统治下出现“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悻持权，贪饕得志”[10]的局面。李纲见方腊起义便感叹道：“东南久无备，盗贼起不虞。”指出北宋末年乱象，也思考农民起义的原因：“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对此时“坐令腹心地，化为豺豕区”的隐患充满了担忧，并劝谏统治者“除恶当务早，滋蔓良难图”[6]，要及时治理，不要等到水漫金山追悔莫及。像李纲等人所担忧的那样，这样的王朝面对外族入侵毫无招架之力，金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汴京，终致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山河变色，士人引以为傲的文化也同版图一起被蛮夷摧毁。赵构称帝于应天后便仓皇南窜，12年后方定都临安，开始了150年偏安一隅的统治。国破家亡的悲愤让李纲一方面满怀忧虑与沉痛地借古鉴今，吟咏历代王朝衰落覆灭之事，一方面又满怀慷慨激昂之气，吟咏英雄伟人，奏响了抗击金兵、民族救亡的时代强音。
（二）政治环境恶劣
李纲29岁进士及第，57岁卒于福建，半生都在仕宦和贬黜中度过。《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论李纲：“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谤。”[11]他每次被贬都是因为耿直刚正、一心为国。蔡京、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并非一党，在两宋得势掌权的时间亦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迫害忠良，为一己之私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这样的奸臣得以执掌朝廷大权，天子亦难辞其咎，由此便可略见李纲所处的两宋之交政治环境之恶劣、士风之浇薄。《宋史·李纲传》记载：“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为南渡之偏安哉。”[12]充分表明其才能。朱熹盛赞李纲“爱国忧君之志终不可夺”[6]，表现其德行。而德才兼备的李纲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举步维艰，其内心的苦闷与激愤反映在咏史诗词中，不是以张良、诸葛亮、寇准等君臣相得的佳话与其获得的君王用贤的效果来表达自己对发挥才能、尽忠报国的向往，就是用庄周、陶渊明、陆龟蒙等人描摹自己的山林之思与避祸意识。欲归不忍归，欲达不得达，“宁作泥涂曳尾龟，难堪刍豢庙中牺”这种看似旷达超凡的诗句中，更多地隐含了“世间万事非人力”[6]的心灰意冷。
（三）两宋重史之风
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说过：“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代从君主到臣子，再到地主士绅、寒门文士，都十分重视历史，史官制度、史论著作、史学观点等都在宋代达到鼎盛，两宋史学之发达无论是之前的汉唐还是之后的明清都难以企及。宋太祖即位后便开始修《五代史》，以整顿纲常、稳固统治;宋朝君主设“崇政殿说书”，专门“进读书史，讲释经义”[12]。宋代士大夫也“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13]，积极修史：欧阳修编《新五代史》“以翼大道，扶持人心”[12]，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为帮助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3]，范仲淹授予狄青《左传》，使其“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12]。同时也出现了《三字经》《十七史蒙求》等通俗易懂的普及性童蒙教育史书。科举取士亦重士子的史学素养：“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12]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快速发展有利于鸿篇巨著的流传、保存，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宋史学的兴盛。靖康之变中汴京沦陷，史书典籍在战火中十不存一，结合时代的巨大变动，文人修史、咏史的意识更加强烈。后来出现的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私史名著表明南宋文人修史、咏史的意识之强烈。
（四）两宋新儒学发扬
宋代以程颐、程颢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进一步阐释儒家学说，融合佛家与道教的思辨哲学、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创造了新儒学，即理学，并迅速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对宋朝以来的文人影响深远。“他们强调以理统情，自我节制，重视个人品德、民族气节，并把自我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统统与存天理结合起来”[14]，理学中强调的“天理”发展成士人自我完善道德和理性节制情感的要求，结合宋代文人地位提升、文化繁荣给文人带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两宋之交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此时代的文人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入世情怀和浓重的忧患意识。同时新儒学提倡的“内圣外王”为文人提供了逆境中实现自我的新途径，即让道德人格圆满，修行“为己之学”，使心性豁然通达。李纲与“二程”、司马光、邵雍之私淑陈瓘亲善，一代理学大家杨时是其父李夔的挚友，朱熹“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6]的评价中也体现出李纲受新儒学的影响，如此不难解释李纲咏史诗词中为何频频出现对君王美政的规劝、对重整山河的渴望以及在理想受挫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四、两宋咏史诗词演变中李纲的新变与影响
咏史诗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五代，鼎盛于两宋。而作为史学最为发达的两宋，其咏史诗词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也有着自身的演进轨迹，李纲身处两宋之交的社会大变革之中，他的咏史诗词和北宋咏史诗词有着明顯的差异，对南宋中后期的咏史诗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李纲咏史诗词与北宋咏史诗词对比下的新变
北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群雄逐鹿的乱世，由乱入治，由分裂走向统一。北宋前中期，社会整体繁荣昌盛，且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统治者推崇儒学、优待文人，奉行“谏者无罪”，鼓励文人进谏。在思想文化领域，诗文革新运动和新儒学影响深远，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入世参政的热情，在文人心中播种了“横渠四为”的种子。在富足的生活条件、稳定的社会形势和统治者的提倡下，北宋文人宴乐歌舞之风也很盛行。总之，北宋的文人们有着一种太平盛世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他们笔下的咏史诗更多关注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可以实现、自身是否受到重用，对君王虽有劝讽，但针对性较弱，涵盖了施政的各个方面。北宋末期国家从治入乱，以赵构为首的南宋统治者被金兵一路追杀，甚至一度逃亡至海上，这样的屈辱和苦痛强烈震荡了南渡文人，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所以，以李纲为代表的南渡文人笔下的咏史诗词更多地关注民族安危，对君主的劝谏基本都集中在励精图治以抗击胡虏和任用主战派人士而远离投降派奸臣之上，针对性更强。 北宋时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曾以《明妃曲》为题吟咏王昭君，李纲亦作此题，但其中的思想主题有所不同。王安石《明妃曲》中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15]，突出表现王昭君的“失意”和得到认可的渴望，抒发了王安石怀才不遇、无人理解的郁闷。欧阳修的《明妃曲》中借批评汉元帝“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来提醒君主治国要明察秋毫，“汉计诚已拙”[16]的原因是汉元帝疏于治理，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司马光的《明妃曲》亦劝谏君王要辨别忠奸美丑，但这种劝谏是在“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17]，不论生死也要报效君恩的“忠”之上的，他表现的是怨而不怒、中正敦厚的臣子本分。
（二）许国之情与豪壮之气：李纲对南宋咏史诗词的影响
唐圭璋先生的《李纲咏史词》中说道：“李纲是陆游、辛弃疾的前辈，他的抗敌精神和激昂慷慨的诗文和词，正影响了陆、辛两家和其他爱国作家。”[18]由此可知，李纲的咏史诗词中的爱国精神和慷慨豪放之气影响了南宋的爱国文人，包括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名家。陆游也曾作《明妃曲》，其主题思想和李纲的《明妃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开篇即满怀激愤地责问：“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汉家王朝软弱无能与胡人和亲，那么孤身一人身蒙风尘远赴万里的王昭君有什么罪过呢？“掖庭终有一人行”，是明妃挺身而出，承担了满朝文武难以承担的责任，随后陆游又一次质问：“双驼驾车夷乐悲，公卿谁悟和戎非！”[19]在胡乐凄楚的声响中昭君出嫁了，而那些道貌岸然的公卿们谁能明白和亲的屈辱与祸患？通过吟咏明妃出塞，作者表达了对君臣苟且偷安、不思兴兵扬威的愤恨和以一名女子的牺牲换来和平的羞耻，与李纲“但恨拙谋羞汉家”的慨叹如出一辙。辛弃疾在词中表达对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7]的崇仰之情，隐含的是他对于抗金北伐、收复中原失地的焦急，也和李纲词作中一系列英雄的伟岸形象有相似之处。文天祥“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20]中对祖国深沉的热爱较李纲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在李纲之后的150多年间的咏史诗词都有着一以贯之的爱国忧国之思，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李纲多吟咏荡平贼寇、功高盖世的英雄，如汉武帝、唐太宗、裴度、寇准、富弼等人，这表现了以李纲为代表的南宋初期爱国文人对收复中原、整顿乾坤、迎回二圣、一雪前耻的强大自信;辛弃疾的咏史诗词更多吟咏孙权、谢安、王导、桓温、刘裕等人，他们占据东南半壁江山，未沉醉在西湖歌舞中，有北定中原的雄心壮志和挥师北上的勇气决心，但终究没有一统天下，这表现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爱国文人对统治者不思进取、骄奢淫逸的忧虑和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切;文天祥的咏史诗词喜爱选取苏武、刘琨、颜杲卿、张巡等人为吟咏对象，他们都是在绝境中不肯背叛国家，坚持平生理想与胸中道义，最终为之做出极大牺牲的忠义之士，这表现出南宋灭亡前后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文人抗争到底、以身殉国、杀身成仁的决心与坚守。
总之，“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21]的李纲用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例的吟咏奏响了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乐章，饱含其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虽然在“为己之学”的影响下有着一定数量隐逸题材的作品，但其实是为了抚平伤怀的自我宽慰之言和政治迫害下失语的表现，他的咏史诗词中流露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永远不会磨灭，时常回首望向历史的他，自己也化作两宋之交的一道光辉伟岸的身影，和他的精神一起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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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