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捐赠文物，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道：“张伯驹一生所藏文物的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曾有人说：“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他的一生，比起捐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评价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民间收藏第一人。”
　　收藏：三购国宝备受波折
　　1898年，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6岁时被过继给膝下无子的大伯张镇芳。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9岁即能作诗，成为闻名乡野的“神童”。20岁的他已能通读《二十四史》，熟背《古文观止》，细讲《资治通鉴》。这不仅为张伯驹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而且让他逐渐养成了独有的散淡、通脱的文人个性。
　　决定一个人的收藏成就不是藏品数量多寡，而是对藏品的个人见解，没有高超的眼光、深厚的修养乃至高洁的品行，断不可称“收藏家”。张伯驹收藏起于兴趣，虽起步晚，但殷实的家境和独特眼光让他的起点很高。
　　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展出后，便托人向溥儒求购。相较于《兰亭序》，陆機的《平复帖》的书写时间比其早79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寥寥九行八十五字，却是中国书法从章草到今草演变的实证，研究价值无与伦比，在收藏界被誉为“中华第一帖”。溥儒开价20万元，张伯驹无力支付。次年，他委托与溥儒交好的张大千说情，以6万元再次求购。溥儒不肯割爱，坚持20万元。后来，友人无意透露溥儒母亲过世，急需用钱，张伯驹尝试沟通，最终双方以4万元成交。北平沦陷后，张伯驹携家眷到西安，国难当头，他最为担心的就是《平复帖》落入日本人之手。为了保护好国宝，他将《平复帖》缝入被子中，一路夙夜不眠，担惊受怕，直至平安抵达西安，心才稍稍放下。
　　后辈王世襄因为研究《平复帖》多次登门欣赏，张伯驹则大度地说：“一次次来我这里看麻烦，你拿回家去看吧。”这句话让王世襄对张伯驹的胸襟情义钦佩不已。好友周汝昌曾评价张伯驹：“其虚怀若谷，一片素心，只为做好事，不计其他。”
　　护宝：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当时很多字画商人喜欢和父亲打交道，因为对方开出的价格，父亲从来不还。”他生活简朴，烟酒赌一丝不沾，对吃喝更是没有要求，一盘大葱炒鸡蛋就算开荤。常年一袭长衫，外表看起来没有半点收藏家的豪气。但他看中的文物，眼都不眨一掷千金。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有力地补充了国内文物鉴赏实力。当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游春图》悄悄出现在北平时，张伯驹凭借敏锐的嗅觉，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并提出如果院方经费不足，自己愿代为周转。但卖家马霁川开出的800两黄金的天价，让故宫无力购买。如果自己不迅速出手，《游春图》就有流落海外的风险，倘若成真，不仅是张伯驹个人的憾事，更是中华民族的痛。
　　可是，张伯驹此前刚刚通过变卖家产，加上举债，共出资110两黄金，勉强购得范仲淹《道服赞》。元气大伤的他，去哪里再筹800两巨额黄金呢？张伯驹急中生智，在古玩市场不断散布国宝不能流失国外的言论，一时间满城风雨，最终卖家马霁川迫于舆论压力，和张伯驹商定220两黄金成交。对于此刻的张伯驹来讲，220两黄金几乎等于全部身家。他思索再三，忍痛将在北平弓弦胡同的大宅作价2.1万美元卖掉。这个宅子本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而建，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未料，卖家嫌黄金成色不足，实际仅有130两，张伯驹不得已又将夫人潘素心爱首饰卖掉，这才将《游春图》收入囊中。
　　此时的张伯驹已负债累累，一家人搬到一个小宅院里，面对着家徒四壁的窘境，张伯驹只有一个念头：“老祖宗的东西，是留给中国后代子孙欣赏的。”耗尽家产收藏，却从不出售渔利，有人笑他傻，他却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他始终表现得像一个随时与人决斗的斗士，既孤独，又可敬。
　　捐赠：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众所周知，收藏家的特点是“子子孙孙永宝之”。然而，1952年，张伯驹为支持故宫博物院建设，将《游春图》以3万元低价卖出，国内收藏界一片哗然。195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下子受赠了8件世所罕见的文物，内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北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册等，从而引发收藏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新中国文化部专门举办了捐赠仪式，并奖励20万元，却被捐赠人张伯驹、潘素拒绝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褒奖状里写道：“张伯驹、潘素先生化公为私，足资楷模，特予褒扬。”
　　这些被张伯驹夫妇无私捐献的书画作品，现在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宝。用张伯驹的话说，便是“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