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达然来了。在台湾诸多名家攻城略地之后，他步履不乱地姗姗来迟。
　　有心人要问，许达然是谁？我先不解释他，我先问的是，在我们熟知的台湾名家路数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法门？有，虽然不多了，然而终归还是有。
　　跟大多数文学家一样的是，许达然很早就倾心文学，且一直践行不辍；跟大多数文学家不一样的是，他从东海、哈佛、芝加哥直至西北大学，做的都是历史。双线并行的人生，让他的文字有历史力，也有文藝力，调和了两者供他为墨。
　　毕竟是40年代的人，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二战后台湾的进程也都厕身其间，用步履丈量过时代，用笔尖打量过历史，所以窗明几净的书斋先生，并非他所愿。所以他极力呼吁作家，为文应该有人生、时代、社会和历史，鄙视“把残酷的现实当笼鸟玩弄”的抒情文和“以自为我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名士小品。
　　读《为众生的悲心》，形式都是文艺的，不文艺的是文字背后的东西。
　　这些写于20、30、40年前的文字，在纯粹、干净和文艺之外，是想为人心找回一个道场，一个慈悲和通达的道场。彼时的台湾，在社会进程上来说，正对应于今日的大陆，经济大好，人心大坏，即使不坏，也早已不见清明和虔敬。
　　许达然的文字，像上海老裁缝的手工，是极为考究的，边边角角、穿针引线都有所照料；且像老裁缝量体裁衣，不但要懂得实更要懂得虚一样，他笔下也不乏粗浅话语、白水文字，然而更多却是用虚，写得像庄子，草木都有着大隐喻。
　　他是有文字功夫的人，行文简练而跃进，有着诗的凝结的密度和简静。
　　上一句是“我说你常来，它就会和气了”，下一句是“可是我不常回台北，你不常来”，他似乎偏爱顶真，前有呼、后有拥，意思摆荡在声音的回环中。
　　他也经常用叠字，甚至追求一种形式美学。如《失去的森林》，写家养的猴子阿山，说“它不稀罕文明，却被关在文明里，被迫看不是猴子的人人人人人人”。一只猴子，六个人字，阿山被困在熙熙的人群之中，孤独感自是水落石出。
　　顶真和叠字，其实都极难，但用好了真是意味无尽，因为言简。李商隐有一首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短短28个字，荷叶、生、恨、在、江都用两次，却有山重水复的永世寂寞一波又一波袭来。许达然治史好古，当从前人字句悟得此妙，且化用如无缝天衣。
　　记得月中某一晚，和邓安庆吃饭闲聊，说到台湾作家，我们都不喜他们行文中的过度精致，觉得太有海岛的自足和偏安。但我们不喜归不喜，其实他们渊源有自，这文法和意味皆上承前人，一是他们的文脉没有断，二是在大离乱大治之后繁密绮丽，是承平太久和富足所致，如南朝骈体。只是我们粗糙了，且离乱之后更乱，人心嘈杂如战场，口味自然不能精肴细馔，这是所倚靠的背景问题。
　　幸而许达然是历史学家，不是单纯的文学家。他的文字虽精雕细琢，所言却都是宏大感触，有着一代的慈悲心，在见自己里也见众生，更见天地之悠悠。
　　如果用书法比喻，在文字上，他不大用中锋，而是多用偏锋、侧锋和逆锋，且故意用涩笔和枯笔，时不时还兼着连笔和飞白。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王羲之《兰亭序》那样的行云流水，反倒是像陆机《平复帖》那般的秃笔麻纸，望之晦涩。
　　这样的写法，是拒绝大众的。因为不迎合、不解释、不安慰，读懂了就看下去，读不懂就走开去，只用文字做相逢的接头暗号，他不俯视你，也不仰视你，只是自在，选择最自己的方式写。这造成的结果是，不流行，不红，但是他不在乎，他超然，最后他这个最局内的人，却仿佛成了局外人。只是他不管不顾。
　　大师面对虚无写作，工匠面对读者写作。我不是说许达然是大师，而是说他的态度——像大师。于历史，他从醉心西方历史到专治台湾史，找到了福克纳般那“邮票大的地方”；于文学，他苦练自己的拳脚，写出了自己的文体。
　　近些年你方唱罢我登场，台湾作家一波波登陆上岸，耍完十八般兵器，黔驴技穷。而在被那么多相似的征服之后，还能碰到另外一种征服，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