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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民主为何能移植印度
印度是第三世界中最早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独立后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从未中断。印度实行普选制，选民队伍庞大，选举费用惊人。据《印度时报》报道，最近37年，印度政府花在选举上的费用上涨了720倍。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政党和选民，2004年印度议会第14次选举中，753个政党参选，选民人数近7亿。印度共产党在中央和地方均有不少议席，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0多年，这在西方是罕见的。
印度的民主体制是英国殖民者移植甚至强加的，但1947年独立后全盘接受了这种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与发展，说明这套制度与印度自身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宗教、法律等因素有一定的“契合点”。
几千年来长期遭受外族入侵，造成印度人种、民族、语言、宗教、哲学派别林立，形成了多样化社会。这与中国的单一社会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却与西方多元价值观社会有吻合之处。印度的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印度古代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国统一与分裂的时间比约为7:3，印度则不到3:7。历史上，印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弱，实权掌握在中下层和各农村公社手中，这对现代印度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印度教教徒追求宗教上的“解脱”，只看重神灵，对功名利禄嗤之以鼻。在印度教徒看来，国王与平民百姓同是凡人，所有凡人必须尊敬婆罗门。国王拥有很大的权力却未必至高无上，行为要受到宗教婆罗门的约束。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崇拜的思想基础，这与中国视皇权为绝对权威的封建传统很不一样，却与西方文化相近。
印度种姓制度也制约着国家权力，使政治与社会分离。种姓制度把社会分割成许多种姓集团(五大种姓及上万个亚种姓)，不同集团间尽管不平等，但每一种姓都构成一个利益集团，同一种姓的人大体处于同一经济地位，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比较接近西方社会的“阶级”，具有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某些潜质。
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经营了近两个世纪，建立了覆盖全国、组织严密的统治体系。英国为阻挠、分化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采取了包括英国式议会制度在内的分而治之的手段。面对这种情况，印度人可以采用“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包括利用议会进行合法的斗争，这也为印度独立后实行议会制政体提供了条件。
印度民主的“第三世界特征”
印度议会民主形式上与西方几乎完全一致，同时也有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某些特征，即所谓“印度特色的民主”——
尼赫鲁家族的强人统治。印度独立后长期由国大党一党统治，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过渡到与人民党轮流坐庄，目前仍是国大党执政。尼赫鲁家族地位显赫，独立后60年连续执政多次，这在西方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在战后的第三世界也是特例。
选民文化程度低。印度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则十分落后。印度的文盲至少有3亿～4亿，不识字的选民在选举时只能靠形象符号或图案来识别各政党。这种低文化水平的选民与高水平的民主政治极不相称，使印度民主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
宗教政党与种姓政治。印度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一直有特殊影响力。宗教与种姓成为选举的重要工具。印度人民党即源自印度教的教派组织，国大党不提倡教派主义，但也常在选举政纲与策略上打上宗教印记。
“金钱选举”与贿选政治严重。印度选举法规定了候选人竞选经费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要被取消竞选资格6年，但这些规定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许多政界人士公开承认，仅依靠公开的收入来源不可能竞选成功，接受私人财团的赞助是公开的秘密。据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估计，1991年，每个候选人至少要花100万卢比才能参加竞选。另据统计，一名普通印度人平均每年支出的行贿金额高达2.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元)。
竞选中的暴力事件严重。印度每次大选几乎都发生大量的恐怖暴力事件。1989年大选，1670个选举站因有人捣乱和抢夺票箱而被选举委员会下令重选，100多人被打死，其中许多是候选人。2004年大选，在比哈尔进行选举活动的三名工作人员惨遭杀害；在分裂活动猖獗的阿萨姆邦，37名选举官员和候选人被分裂分子杀害，另有80人受伤。
民主是印度的“稳定器”
战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了民主也陷入了混乱，印度是个例外。独立以来，印度政局不断变化，政党斗争激烈，几度出现政治危机，但印度政局总体上保持了“大稳定小动荡”的局面，危机通常都会被化解，短暂的危机之后便是相对的安宁。印度相对成熟、完善的政治体制对缓解各政党、各集团问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民族冲突、教派纷争并未使印度四分五裂。印度实行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把各民族、宗教、种姓的利益代表纳入议会中。议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宣泄不满的讲坛和调解、缓冲彼此矛盾的重要场所。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说：“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政治体制)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印度民主与法治的基础较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但已取得长足进步。印度媒体监督政府不遗余力，促使政府必须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从而形成对公众有益的政策。
民主是印度的“稳定器”，但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印度贫富悬殊，印度的民主政治没有赋予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印度仍有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半以上的农村家庭靠煤油灯照明，基础设施落后。2004年大选，有一些地方竟然只能靠大象运送投票机。
印度的民主是少数富人的民主，穷人参政困难。英国社会学家福雷斯特形容：“穷人进入立法机构犹如富人进入天堂。”印度没有落实近两亿“贱民”在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民主权利。他们的职业、教育、宗教、婚姻等最起码的人权与尊严受到各种限制，成为印度最大的不平等。正如尼赫鲁所说：“……种姓制度……是导致我们国家虚弱的最主要因素。”
印度民主政治的一大弊端是决策过程漫长，政党无休止地论证争辩并相互掣肘，使政令不畅、效率低下，往往延误时机影响发展。例如，印度曾想仿效中国搞几百个经济特区，但各方争吵不休，至今一个特区也没建起来。
印度的民主实践已有较长时间，有甘有苦，有酸有甜，个中滋味难以一一尽述。中印同为发展中的大国，印度民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印度是第三世界中最早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独立后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从未中断。印度实行普选制，选民队伍庞大，选举费用惊人。据《印度时报》报道，最近37年，印度政府花在选举上的费用上涨了720倍。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政党和选民，2004年印度议会第14次选举中，753个政党参选，选民人数近7亿。印度共产党在中央和地方均有不少议席，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0多年，这在西方是罕见的。
印度的民主体制是英国殖民者移植甚至强加的，但1947年独立后全盘接受了这种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与发展，说明这套制度与印度自身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宗教、法律等因素有一定的“契合点”。
几千年来长期遭受外族入侵，造成印度人种、民族、语言、宗教、哲学派别林立，形成了多样化社会。这与中国的单一社会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却与西方多元价值观社会有吻合之处。印度的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印度古代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国统一与分裂的时间比约为7:3，印度则不到3:7。历史上，印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弱，实权掌握在中下层和各农村公社手中，这对现代印度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印度教教徒追求宗教上的“解脱”，只看重神灵，对功名利禄嗤之以鼻。在印度教徒看来，国王与平民百姓同是凡人，所有凡人必须尊敬婆罗门。国王拥有很大的权力却未必至高无上，行为要受到宗教婆罗门的约束。印度对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崇拜的思想基础，这与中国视皇权为绝对权威的封建传统很不一样，却与西方文化相近。
印度种姓制度也制约着国家权力，使政治与社会分离。种姓制度把社会分割成许多种姓集团(五大种姓及上万个亚种姓)，不同集团间尽管不平等，但每一种姓都构成一个利益集团，同一种姓的人大体处于同一经济地位，有共同的利益追求，比较接近西方社会的“阶级”，具有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某些潜质。
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经营了近两个世纪，建立了覆盖全国、组织严密的统治体系。英国为阻挠、分化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采取了包括英国式议会制度在内的分而治之的手段。面对这种情况，印度人可以采用“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包括利用议会进行合法的斗争，这也为印度独立后实行议会制政体提供了条件。
印度民主的“第三世界特征”
印度议会民主形式上与西方几乎完全一致，同时也有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某些特征，即所谓“印度特色的民主”——
尼赫鲁家族的强人统治。印度独立后长期由国大党一党统治，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过渡到与人民党轮流坐庄，目前仍是国大党执政。尼赫鲁家族地位显赫，独立后60年连续执政多次，这在西方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在战后的第三世界也是特例。
选民文化程度低。印度比较重视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则十分落后。印度的文盲至少有3亿～4亿，不识字的选民在选举时只能靠形象符号或图案来识别各政党。这种低文化水平的选民与高水平的民主政治极不相称，使印度民主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
宗教政党与种姓政治。印度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一直有特殊影响力。宗教与种姓成为选举的重要工具。印度人民党即源自印度教的教派组织，国大党不提倡教派主义，但也常在选举政纲与策略上打上宗教印记。
“金钱选举”与贿选政治严重。印度选举法规定了候选人竞选经费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要被取消竞选资格6年，但这些规定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许多政界人士公开承认，仅依靠公开的收入来源不可能竞选成功，接受私人财团的赞助是公开的秘密。据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瓦杰帕伊估计，1991年，每个候选人至少要花100万卢比才能参加竞选。另据统计，一名普通印度人平均每年支出的行贿金额高达2.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元)。
竞选中的暴力事件严重。印度每次大选几乎都发生大量的恐怖暴力事件。1989年大选，1670个选举站因有人捣乱和抢夺票箱而被选举委员会下令重选，100多人被打死，其中许多是候选人。2004年大选，在比哈尔进行选举活动的三名工作人员惨遭杀害；在分裂活动猖獗的阿萨姆邦，37名选举官员和候选人被分裂分子杀害，另有80人受伤。
民主是印度的“稳定器”
战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了民主也陷入了混乱，印度是个例外。独立以来，印度政局不断变化，政党斗争激烈，几度出现政治危机，但印度政局总体上保持了“大稳定小动荡”的局面，危机通常都会被化解，短暂的危机之后便是相对的安宁。印度相对成熟、完善的政治体制对缓解各政党、各集团问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民族冲突、教派纷争并未使印度四分五裂。印度实行联邦制和议会多党制，把各民族、宗教、种姓的利益代表纳入议会中。议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宣泄不满的讲坛和调解、缓冲彼此矛盾的重要场所。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帕南迪卡说：“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政治体制)都不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印度民主与法治的基础较好，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不长，但已取得长足进步。印度媒体监督政府不遗余力，促使政府必须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压力，从而形成对公众有益的政策。
民主是印度的“稳定器”，但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印度贫富悬殊，印度的民主政治没有赋予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印度仍有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半以上的农村家庭靠煤油灯照明，基础设施落后。2004年大选，有一些地方竟然只能靠大象运送投票机。
印度的民主是少数富人的民主，穷人参政困难。英国社会学家福雷斯特形容：“穷人进入立法机构犹如富人进入天堂。”印度没有落实近两亿“贱民”在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民主权利。他们的职业、教育、宗教、婚姻等最起码的人权与尊严受到各种限制，成为印度最大的不平等。正如尼赫鲁所说：“……种姓制度……是导致我们国家虚弱的最主要因素。”
印度民主政治的一大弊端是决策过程漫长，政党无休止地论证争辩并相互掣肘，使政令不畅、效率低下，往往延误时机影响发展。例如，印度曾想仿效中国搞几百个经济特区，但各方争吵不休，至今一个特区也没建起来。
印度的民主实践已有较长时间，有甘有苦，有酸有甜，个中滋味难以一一尽述。中印同为发展中的大国，印度民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