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位于胶东半岛。抗日战争前，这里是韩复榘统治地区。1937年被日伪军占领之后，日伪军在离我村六里路的地方设有据点，并经常下乡扫荡，抢粮收捐。当时的胶东百姓，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莱阳地区设胶东区党委，下设四个地委。我所在的村划在第五区，由区委、区政府、区中队（当时的抗日武装）领导日伪统治区的对敌斗争。向西，就是八路军山东北海军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
　　我从1938年始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在五区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40年1月，我加入了中國共产党，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民兵指导员，兼任行政村村长。当时的行政村实际上是“两面政权”，明为日伪“效劳”，暗为共产党、八路军工作。当时党的组织和活动是秘密的，白天，我们下地干活，应付日、伪、顽军征粮、收捐及其他事务。夜晚，这里是抗日政权的天下。我们发动群众，由农会出面，开展减租减息，给八路军筹粮、筹款。民兵则站岗放哨，捉汉奸。破坏公路，割敌人的电话线是我们民兵最拿手的。白天好好的公路，过了一个晚上就东一个大坑，西一个大坑，日伪的车辆无法通行。夜深人静，我们民兵三人一组，拿着锯子、斧头，锯断、放倒敌人的电线杆子，剪断电话线并把它绕在一起带回村里。我们还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设岗哨阻止小商贩给城里敌人运粮食、水果、副食品……
　　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斗争，增强了日伪统治区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也震慑了敌军。但是，我们这些“两面政权”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想尽办法要消灭这些新生的抗日力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妄图变华北为侵略远东的后方基地，于是疯狂地对胶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年底，五区区委书记丁银生被伪三区队杀害在王家庄村。1942年1月29日，天非常冷，傍晚还下起了雪。五区衣家庄村村长姜彬，王家庄村村长王金铎从区上开会回家，因夜已深，准备在马耳崖村老百姓家住宿，谁知刚进村，就被早已进村的伪三区队逮捕了。面对凶残的敌人，二位共产党员经受了敌人的刑讯逼供，没有出卖同志、出卖战友。黎明前，敌人在村东河边挖了个坑，将二人活埋了。天亮后，伪三区队100多人又开进衣家庄村，逮捕了正在村里工作的我五区区长，并当着乡亲们的面把他砍死在村头，还把村长姜彬的弟弟给抓走了……
　　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当时还搞不清敌人为什么能这么准地抓住我党的抗日干部。直到1942年春天，县公安局（也就是锄奸队）抓住了五区区中队队长衣洪、指导员张金声，原来他俩经不住艰苦的斗争，接受了伪三区队的引诱，成了人民的叛徒。我区区委书记、区长和二位村长都是被他们出卖后遭敌人杀害的。1942年10月，上级在抗日三区林家寨村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这两个叛徒。后来，区党委才告诉我和其他几位村长，如果叛徒不除，我们几个也将被逐个杀害，我被排在敌人第三批杀害的名单内。
　　1943年，是胶东地区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一年。这一年，日伪出动大批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但我抗日军民坚持斗争，与敌人周旋，并抓住战机打击敌人。虽然部队和群众受到不小损失，但抗日根据地仍在，抗日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
　　1944年，我们地区的抗战形势有了根本转变，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日伪躲在炮楼内，连白天也不敢出来。1945年，日军投降，抗战取得了胜利，但我永远忘不了1942年年初那个寒冷的冬天。
　　现在我已经95岁高龄了，享受着非常优厚的离休待遇，在有生之年看到国家如此快速地发展、越来越强大，我从心底感到高兴。 （顾国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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