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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为支点，解析了《最蓝的眼睛》中与命运抗争的黑人小女孩克劳迪娅的成长经历，体现了在强势的白人文化的压力下，黑人女性热爱自我，坚持黑人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性。
关键词：镜像阶段 他者 黑人文化 自我
托尼·莫里森，20世纪后期著名的美国非裔女性作家，深受有关黑人的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基督圣经故事以及西方古典文学的影响，其写作风格简洁而富有神秘色彩。莫里森是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她因此被视为美国黑人文学的先导。在其作品中，莫里森始终将探索黑人和黑人精神的表现和历史宿命作为小说主题，呼唤黑人在美国白人社会中坚持黑人文化和传统。她曾经这样提到自己的作品：“源于希望的愉悦，而不是失望的凄怆”。即便如此，托尼·莫里森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通过对黑人小女孩佩克拉命运的描写，对黑人群体中所存在的种族的自我厌恶感进行了犀利的揭示。同时，书中另一位黑人小女孩克劳迪娅对自我身份的正确认识，对自我命运的抗争亦值得探讨。
拉康于20世纪30年代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法国。他强调语言作为无意识意志的镜子的首要地位。他论述了孩子（主体）与孩子在镜中的影像（客体），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拉康提出了镜像阶段理论。镜像阶段发生在孩子6-18个月大的时候，这一阶段，孩子会进入拉康所称的玻璃影像阶段，或者说是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可以被定义为识别阶段，可以说它是在精神分析中形成自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孩子还没能掌握自己的身体，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对完整的自我没有一个完整的意识。孩子经历了自我支离破碎的阶段，只能在镜中看到自我，他通过镜子看到其他人，把他者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根据拉康，三界包括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拉康式三界论可以用来帮助精神分析学家解释不同水平的无意识的状态。它们不可分割，共同协调各种意识行为。现象界是人类的关键阶段，拉康在文章《超越现实原则》中提到的弗洛伊德关于想象界的发现。弗洛伊德构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结构，而在拉康的理论中，想象界代替了弗洛伊德的自我，他通过强调想象的功能来突出形象的概念。他提出，形象反映了主题的离散行为。在镜像阶段，主题与形象一致并发展为一种与另一个人相关的自我观念。对拉康来说，自我“总是某种程度的幻想，其与外在的形象而非分离的身份相一致”。想象界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拉康的论文《镜像阶段理论》中。对拉康而言，想象界构成了一个个体，他或她与其小组、社团、种族、民族等所有共享的所有表现，从婴儿的超我经历成长起来的想象，想象的范围是自我与自我形象的异化关系之所在。孩子的自我观念永远无法接近其本质。对孩子来说，镜中的影像是“他者”，孩子不会将自己错认为“他者”，因为镜中的影像提供了一种自我想象和神秘色彩。随着镜像阶段的出现，想象扩展至成人个体的经历和外在世界。象征界是所有精神机制的基础和起点，象征界通过其意义链，破坏自我自主性以决定主体。
对黑人而言，对精神家园的探索就意味着摆脱白人的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束缚，寻求一个新的精神支持以实现个体的整体性。莫里森在小说中描述着，黑人生活在白人统治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白人文化价值观。对他们而言，情感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否定。他们无意识地将这种扭曲转移给那些容易被他们控制的人。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塑造了不同群体中的黑人女性，如佩克拉和克劳迪娅。作为黑人女性，佩克拉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切断了与家庭和文化传统的联系。例如，她将自己淹没于牛奶中，仅仅为了拿着印有秀兰·邓波儿带酒窝的脸的杯子。小说中提到的玩具因秀兰·邓波儿的形象而显得珍贵。佩克拉喜欢与蓝眼睛黄发粉红脸色的玩偶一起玩，这也是她渴望内化白人文化的一部分。秀兰·邓波儿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催化剂。这种歧视和与他人的疏离让佩克拉的心理和精神逐渐分裂、解体。相反，克劳迪娅拥抱其黑色特征，与其家庭和群体紧紧联系，因而她得以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幸存并保持其价值观和信仰，克劳迪娅打破了整个黑人群体的沉默，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她得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与小说中异化和扭曲的佩克拉相比，她构成了有希望的群体中的一员，为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群体的黑暗生活带来了一丝光亮。莫里森着手于白人审美标准对黑人造成的伤害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喜欢克劳迪娅正面积极的形象，指出了黑人寻求自我的重要性。
自我认可是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个体整体性的前提条件，对黑人来说，全面认可其权利、尊严和价值观以实现其个体整体性显得尤为必要。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克劳迪娅拒绝向白人文化妥协，她对白人审美标准的不同态度证实了她对自我的追求。佩克拉没有意识到“自我”，她被动地接受白人提倡的审美规则，她内化了白人文化且从来不知道抵抗，并在种族歧视的框架下寻求自我。相反，克劳迪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她认同并接受自身黑色的皮肤，且以此为荣，她“享受着感官所给予的信息，对衣冠不整还是自豪，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瞧不上我们。”在《最蓝的眼睛》中，一个长着蓝眼睛的布娃娃被当做圣诞礼物送给了克劳迪娅，但这个娃娃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快乐。相反，对她来说，它看起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反而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她不像其他女孩那样摇晃它，甚至和它一起睡。她肢解了这个布娃娃，她讨厌这个玩偶的棕色头发，讨厌它的蓝眼睛紧紧地盯着她。肢解玩偶是否定白人主流文化的表现。她决定去找玩偶里到底是什么，找出是什么让它成为所有人的心爱之物，于是她“抠抠它亮亮蓝眼珠……拗断它的细手指，弄弯它的平脚板”，这一过程可以视为她在白人主流文化环境下寻求精神家园的第一步。克劳迪娅保持其黑人身份积极寻求其精神家园。她勇敢地反抗白人主流社会，最终建立了主体并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克劳迪娅像佩克拉一样，也嫉妒出生于黑人富有家庭的莫林，但佩克拉在浅肤色的莫林面前否定自己，相反，克劳迪娅承认她被莫林吸引且表现了她的羡慕，她很好奇是什么让莫林如此美丽，同时，她也爱自己的形象，在自己黑色皮肤下感到舒服。她想要以一个黑人女孩的身份成为一个像莫林那样受欢迎的人。当浅肤色莫林虐待佩克拉，对佩克拉说冒犯的话时，克劳迪娅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站出来保护佩克拉。克劳迪娅勇于反抗浅肤色女孩，她不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她们的外表。在浅肤色的莫林面前，她勇敢地保护自己的自尊，抵制白人种族歧视强加于她的不合理的规则。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遭受着大量的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他们极少得到社会的关心和关注。他人的支持成为治愈其精神创伤的关键部分。佩克拉的父母被白人文化严重影响，他们没能为女儿佩克拉提供温暖和爱。佩克拉的个性发展经受着严重的困难，以致阻碍她的自我发展，使她不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克劳迪娅和佩克拉都居住在同样的黑人群体里，同为穷人家的黑人女孩，克劳迪娅比佩克拉更独立、意志力更坚强。这一切来自他者的爱的回应和认可。 婴儿作为一个独特主体存在，其认定自我的唯一方式是通过一个完整的他者。克劳迪娅经历了一个细心养育的童年，享受着安全温馨的家庭生活，麦克德尔一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尽管他们同样忍受着生活的重担，但他们从不羡慕白人的生活，克劳迪娅的父母教她怎样去继承和掌握黑人文化生活。她的母亲麦克德尔太太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是这个群体中善良的一员，她一直努力让她的家庭紧紧系在一起。她照料着家庭、爱她的丈夫，没有被白人文化洗脑。在克劳迪娅心里，麦克德尔先生是一个强大而可信赖的父亲。他是家庭的管理员，保护着家庭的每个成员。当他知道亨利先生对自己的女儿弗里达性骚扰时，他拿起女孩的三轮车扔向他的头，将他摔倒在走廊上，并试图用枪打死他。在孩子心理健康成长中，他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对克劳迪娅来说，她的父母是积极的、可信赖的他者，因为他们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克劳迪娅的家是真正的家，它不仅为黑人女孩的健康成长提供了物质庇护，而且还为其精神成长提供着养育性力量。”她从不屈服于自我惋惜，也不允许自我价值遭到他人的否定。父母的对克劳迪娅的爱和包容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们的爱也是对克劳迪娅能成功融入社会的极大鼓励，克劳迪娅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最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她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在种族歧视中迷失自己。受积极乐观的父母的影响，她没有像佩克拉一样被白人价值观所腐蚀。克劳迪娅从家庭里获得了反抗白人压迫的勇气和意识，这帮助她实现了自我认可和个性的整体性。虽然，他者的陪伴贯穿了整部小说，包括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他者的支持是构建自我的关键，克劳迪娅的父母，作为“他者”，他们证实了有尊严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他者的情绪保证着自我，自黑人移民到美国以来，他们与白人之间就一直因肤色、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冲突不断，源于白人价值体系下白人种族歧视的种族冲突和自我厌恶给了他们一种自我嫌恶情绪。对黑人来说，在这样一个早在其童年时期，就被逐渐灌输白人文化的环境下，要保持其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是不易的。因此非裔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保持黑人传统是黑人保护自我身份，帮助构建真实自我的方式。原因在于传统文化是民族自尊的基础。克劳迪娅家有着浓厚的黑人文化氛围，麦克德尔太太保持着她的传统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并在种族文化的帮助下强化它，她喜欢唱布鲁斯，以此表达她对这个家庭以及整个族群的热爱，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将黑人传统传递给孩子们。唱布鲁斯是黑人女性的传统之一。布鲁斯融合了黑人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可以将非裔美国人的困难经历转变成生活抒情动力之源的布鲁斯更加紧密地与家庭和黑人文化联系在一起。悲伤的布鲁斯让克劳迪娅坚信“悲痛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黑人文化是黑人的根本，与黑人文化的紧密联系有益于避免黑人文化危机。只有通过扎根黑人文化，继承其自己的文化传统，非裔美国人才能建立起其真正的身份。“莫里森曾说过，她写《最蓝的眼睛》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麦克德尔一家人通过理解和秉承其黑色保留了缺失传统。在克劳迪娅的家里，是黑人文化的凝聚力帮助她与黑人文化保持一致。这种认同帮助她抵制了白人审美标准的破坏性影响，因而给予她一种整体感，为她追求个体完整性提供了自信。托尼·莫里森通过佩克拉与克劳迪娅的强烈对比，呼吁黑人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爱自己的家庭、种族和自我。克劳迪娅反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探索表明了黑人在白人精神压制下对精神家园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赵平凡：《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授奖演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章汝雯：《独特的谋篇布局——评〈最蓝的眼睛的文本结构〉》，《译林》，2007年第5期。
[3] 托妮·莫里森，陈苏东、胡允恒译：《最蓝的眼睛》，南海出版社，2005年版。
[4] 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刘沥，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讲师）
关键词：镜像阶段 他者 黑人文化 自我
托尼·莫里森，20世纪后期著名的美国非裔女性作家，深受有关黑人的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基督圣经故事以及西方古典文学的影响，其写作风格简洁而富有神秘色彩。莫里森是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她因此被视为美国黑人文学的先导。在其作品中，莫里森始终将探索黑人和黑人精神的表现和历史宿命作为小说主题，呼唤黑人在美国白人社会中坚持黑人文化和传统。她曾经这样提到自己的作品：“源于希望的愉悦，而不是失望的凄怆”。即便如此，托尼·莫里森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通过对黑人小女孩佩克拉命运的描写，对黑人群体中所存在的种族的自我厌恶感进行了犀利的揭示。同时，书中另一位黑人小女孩克劳迪娅对自我身份的正确认识，对自我命运的抗争亦值得探讨。
拉康于20世纪30年代将弗洛伊德理论引入法国。他强调语言作为无意识意志的镜子的首要地位。他论述了孩子（主体）与孩子在镜中的影像（客体），并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拉康提出了镜像阶段理论。镜像阶段发生在孩子6-18个月大的时候，这一阶段，孩子会进入拉康所称的玻璃影像阶段，或者说是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可以被定义为识别阶段，可以说它是在精神分析中形成自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孩子还没能掌握自己的身体，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对完整的自我没有一个完整的意识。孩子经历了自我支离破碎的阶段，只能在镜中看到自我，他通过镜子看到其他人，把他者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根据拉康，三界包括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拉康式三界论可以用来帮助精神分析学家解释不同水平的无意识的状态。它们不可分割，共同协调各种意识行为。现象界是人类的关键阶段，拉康在文章《超越现实原则》中提到的弗洛伊德关于想象界的发现。弗洛伊德构建了本我——自我——超我的结构，而在拉康的理论中，想象界代替了弗洛伊德的自我，他通过强调想象的功能来突出形象的概念。他提出，形象反映了主题的离散行为。在镜像阶段，主题与形象一致并发展为一种与另一个人相关的自我观念。对拉康来说，自我“总是某种程度的幻想，其与外在的形象而非分离的身份相一致”。想象界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拉康的论文《镜像阶段理论》中。对拉康而言，想象界构成了一个个体，他或她与其小组、社团、种族、民族等所有共享的所有表现，从婴儿的超我经历成长起来的想象，想象的范围是自我与自我形象的异化关系之所在。孩子的自我观念永远无法接近其本质。对孩子来说，镜中的影像是“他者”，孩子不会将自己错认为“他者”，因为镜中的影像提供了一种自我想象和神秘色彩。随着镜像阶段的出现，想象扩展至成人个体的经历和外在世界。象征界是所有精神机制的基础和起点，象征界通过其意义链，破坏自我自主性以决定主体。
对黑人而言，对精神家园的探索就意味着摆脱白人的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束缚，寻求一个新的精神支持以实现个体的整体性。莫里森在小说中描述着，黑人生活在白人统治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白人文化价值观。对他们而言，情感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否定。他们无意识地将这种扭曲转移给那些容易被他们控制的人。
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塑造了不同群体中的黑人女性，如佩克拉和克劳迪娅。作为黑人女性，佩克拉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切断了与家庭和文化传统的联系。例如，她将自己淹没于牛奶中，仅仅为了拿着印有秀兰·邓波儿带酒窝的脸的杯子。小说中提到的玩具因秀兰·邓波儿的形象而显得珍贵。佩克拉喜欢与蓝眼睛黄发粉红脸色的玩偶一起玩，这也是她渴望内化白人文化的一部分。秀兰·邓波儿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催化剂。这种歧视和与他人的疏离让佩克拉的心理和精神逐渐分裂、解体。相反，克劳迪娅拥抱其黑色特征，与其家庭和群体紧紧联系，因而她得以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幸存并保持其价值观和信仰，克劳迪娅打破了整个黑人群体的沉默，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她得以有一个完整的自我。与小说中异化和扭曲的佩克拉相比，她构成了有希望的群体中的一员，为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群体的黑暗生活带来了一丝光亮。莫里森着手于白人审美标准对黑人造成的伤害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喜欢克劳迪娅正面积极的形象，指出了黑人寻求自我的重要性。
自我认可是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个体整体性的前提条件，对黑人来说，全面认可其权利、尊严和价值观以实现其个体整体性显得尤为必要。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克劳迪娅拒绝向白人文化妥协，她对白人审美标准的不同态度证实了她对自我的追求。佩克拉没有意识到“自我”，她被动地接受白人提倡的审美规则，她内化了白人文化且从来不知道抵抗，并在种族歧视的框架下寻求自我。相反，克劳迪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她认同并接受自身黑色的皮肤，且以此为荣，她“享受着感官所给予的信息，对衣冠不整还是自豪，因此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瞧不上我们。”在《最蓝的眼睛》中，一个长着蓝眼睛的布娃娃被当做圣诞礼物送给了克劳迪娅，但这个娃娃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快乐。相反，对她来说，它看起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反而是对她的一种侮辱，她不像其他女孩那样摇晃它，甚至和它一起睡。她肢解了这个布娃娃，她讨厌这个玩偶的棕色头发，讨厌它的蓝眼睛紧紧地盯着她。肢解玩偶是否定白人主流文化的表现。她决定去找玩偶里到底是什么，找出是什么让它成为所有人的心爱之物，于是她“抠抠它亮亮蓝眼珠……拗断它的细手指，弄弯它的平脚板”，这一过程可以视为她在白人主流文化环境下寻求精神家园的第一步。克劳迪娅保持其黑人身份积极寻求其精神家园。她勇敢地反抗白人主流社会，最终建立了主体并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克劳迪娅像佩克拉一样，也嫉妒出生于黑人富有家庭的莫林，但佩克拉在浅肤色的莫林面前否定自己，相反，克劳迪娅承认她被莫林吸引且表现了她的羡慕，她很好奇是什么让莫林如此美丽，同时，她也爱自己的形象，在自己黑色皮肤下感到舒服。她想要以一个黑人女孩的身份成为一个像莫林那样受欢迎的人。当浅肤色莫林虐待佩克拉，对佩克拉说冒犯的话时，克劳迪娅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站出来保护佩克拉。克劳迪娅勇于反抗浅肤色女孩，她不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她们的外表。在浅肤色的莫林面前，她勇敢地保护自己的自尊，抵制白人种族歧视强加于她的不合理的规则。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遭受着大量的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他们极少得到社会的关心和关注。他人的支持成为治愈其精神创伤的关键部分。佩克拉的父母被白人文化严重影响，他们没能为女儿佩克拉提供温暖和爱。佩克拉的个性发展经受着严重的困难，以致阻碍她的自我发展，使她不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克劳迪娅和佩克拉都居住在同样的黑人群体里，同为穷人家的黑人女孩，克劳迪娅比佩克拉更独立、意志力更坚强。这一切来自他者的爱的回应和认可。 婴儿作为一个独特主体存在，其认定自我的唯一方式是通过一个完整的他者。克劳迪娅经历了一个细心养育的童年，享受着安全温馨的家庭生活，麦克德尔一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尽管他们同样忍受着生活的重担，但他们从不羡慕白人的生活，克劳迪娅的父母教她怎样去继承和掌握黑人文化生活。她的母亲麦克德尔太太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是这个群体中善良的一员，她一直努力让她的家庭紧紧系在一起。她照料着家庭、爱她的丈夫，没有被白人文化洗脑。在克劳迪娅心里，麦克德尔先生是一个强大而可信赖的父亲。他是家庭的管理员，保护着家庭的每个成员。当他知道亨利先生对自己的女儿弗里达性骚扰时，他拿起女孩的三轮车扔向他的头，将他摔倒在走廊上，并试图用枪打死他。在孩子心理健康成长中，他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对克劳迪娅来说，她的父母是积极的、可信赖的他者，因为他们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克劳迪娅的家是真正的家，它不仅为黑人女孩的健康成长提供了物质庇护，而且还为其精神成长提供着养育性力量。”她从不屈服于自我惋惜，也不允许自我价值遭到他人的否定。父母的对克劳迪娅的爱和包容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们的爱也是对克劳迪娅能成功融入社会的极大鼓励，克劳迪娅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最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她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在种族歧视中迷失自己。受积极乐观的父母的影响，她没有像佩克拉一样被白人价值观所腐蚀。克劳迪娅从家庭里获得了反抗白人压迫的勇气和意识，这帮助她实现了自我认可和个性的整体性。虽然，他者的陪伴贯穿了整部小说，包括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他者的支持是构建自我的关键，克劳迪娅的父母，作为“他者”，他们证实了有尊严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他者的情绪保证着自我，自黑人移民到美国以来，他们与白人之间就一直因肤色、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冲突不断，源于白人价值体系下白人种族歧视的种族冲突和自我厌恶给了他们一种自我嫌恶情绪。对黑人来说，在这样一个早在其童年时期，就被逐渐灌输白人文化的环境下，要保持其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是不易的。因此非裔美国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保持黑人传统是黑人保护自我身份，帮助构建真实自我的方式。原因在于传统文化是民族自尊的基础。克劳迪娅家有着浓厚的黑人文化氛围，麦克德尔太太保持着她的传统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并在种族文化的帮助下强化它，她喜欢唱布鲁斯，以此表达她对这个家庭以及整个族群的热爱，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将黑人传统传递给孩子们。唱布鲁斯是黑人女性的传统之一。布鲁斯融合了黑人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可以将非裔美国人的困难经历转变成生活抒情动力之源的布鲁斯更加紧密地与家庭和黑人文化联系在一起。悲伤的布鲁斯让克劳迪娅坚信“悲痛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黑人文化是黑人的根本，与黑人文化的紧密联系有益于避免黑人文化危机。只有通过扎根黑人文化，继承其自己的文化传统，非裔美国人才能建立起其真正的身份。“莫里森曾说过，她写《最蓝的眼睛》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麦克德尔一家人通过理解和秉承其黑色保留了缺失传统。在克劳迪娅的家里，是黑人文化的凝聚力帮助她与黑人文化保持一致。这种认同帮助她抵制了白人审美标准的破坏性影响，因而给予她一种整体感，为她追求个体完整性提供了自信。托尼·莫里森通过佩克拉与克劳迪娅的强烈对比，呼吁黑人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爱自己的家庭、种族和自我。克劳迪娅反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探索表明了黑人在白人精神压制下对精神家园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赵平凡：《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授奖演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章汝雯：《独特的谋篇布局——评〈最蓝的眼睛的文本结构〉》，《译林》，2007年第5期。
[3] 托妮·莫里森，陈苏东、胡允恒译：《最蓝的眼睛》，南海出版社，2005年版。
[4] 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刘沥，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