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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大院的中院，有三棵老枣树，是前清时候留下来的，至于到底是前清什么时候，谁也说不清了。据说，是先有的这三棵枣树，后有的我们大院。也就是说，我们大院的第一任主人，先看中了这三棵枣树，买下了这块地皮，才建得我们大院。枣树的历史，比我们大院的年头还要长。
枣树，活得年头长久，活到我们这一代，虽然枝干已经斑驳沧桑，但并不显得老态龙钟，也没有像老槐树老榆树一样，长得粗壮臃肿，而是瘦筋筋地往高了长，树梢都已高出房檐许多。关键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头，三棵老枣树没有退化，到了秋天，结出的枣还是那么多，红红的小灯笼一样点缀在枝叶之间，非常诱惑我们这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而且，它们结出的枣，又脆又甜，是那种马牙枣，细长细长，一头尖，一头圆，比那种两头粗圆粗圆的棒槌枣，要受看，看着也喜兴。大院里老人说，以前这枣还要甜呢。以前怎么甜法，我不知道，只知道现在就足够甜的了。
这三棵老枣树，也有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是到了夏天，老闹“吊死鬼儿”。这种“吊死鬼儿”，比槐树掉下来的还要多。是一种毛毛虫，长长的，像蚕，却比蚕细，浑身发绿，软绵绵地蠕动，一根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长丝，从枣树枝上垂吊下来，晃晃悠悠的，能够一直垂吊到地上，让人踩在脚上，也够恶心的。人们从树下走过，常会不留神碰上这家伙，黏黏地粘在你的身上或头发上，特别的烦人。要是粘在你的脸上，会吓你一大跳，如果是粘在小女孩的脸上，就更得吓得她惊叫起来。那时候，我们常常抓这样几个“吊死鬼儿”，放在背后，等院里的小姑娘走过来了，悄悄地放在她的身上或脖子里，然后一溜烟儿地跑走，听她们大呼小叫，我们在一旁哈哈大笑。
做这种恶作剧的领头人，是小六子。小六子是我们这群大孩子的头儿，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他最喜欢瞄准的小姑娘，是小猫。于是，我们大院夏天的晚上，常常会听到一个小姑娘猫被踩着尾巴似的尖叫声。不用说，那一定是小猫的声音，干这勾当的，必得小六子无疑。
小六子比我大一岁，蹲过一年的班，和我成了同班的同学。小猫比小六子小六岁，她是老蒋家的宝贝外孙女。老蒋家就住在中院的三间正房里，小猫进进出出，必须得经过这三棵老枣树的下面。夏天，“吊死鬼儿”出没，便成为了小猫的恶梦，也成为了小六子找乐子的契机。
在我们大院里，老蒋是个厉害的主儿。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厉害，不是指他横，而是指他是我们大院里最阔的主儿。在我们大院里，除了房东，老蒋家是唯一一户广东人，配得上我们粤东会馆的名分。至于老蒋家为什么能够这么阔，大院里谁也弄不大清楚。老蒋本人没有工作，钱是以前挣下来的，据说，老蒋家以前是广东梅州一带的大财主，上个世纪30年代，受维新的影响，家里人送他去日本留洋学医，没有学完学业，倒娶了位日本太太，折腾得钱花得差不多了，才回国来，却没脸回梅州见江东父老了，留在了北京，住进我们大院，算是我们大院的老住户了。
刚开始，他在我们大院西边不远的墙缝胡同边的董德懋诊所，给董大夫当帮手。他之所以选择了董大夫，是因为董大夫师从北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甚至整个前门地区，很有些名气。要不他是绝对不会愿意去当下手的，好歹他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蒋是个自恃清高的主儿。解放前夕，他就从董大夫那里辞职不干了。据说，老蒋家的老爷子过世，几个孩子分家，没有忘记他这一份，光一处围屋就卖出不少钱，便将这笔为数不少的款子寄到他的手里，有了足够的钱财，他不愿再给董大夫打下手了。本来，他想拿着家里寄来的这笔钱自己开个诊所的，不敢说是和董大夫唱对台戏，起码也得让自己在前门一带有点儿名气。没想到北平一解放，公私合营运动一闹，他也就没有这份心思了，整天就是花草鱼虫、写写画画、焚香拜佛，优哉游哉地度日，活脱脱一个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了。
肖复兴
三棵老枣树老蒋太太是个家庭妇女，我小时候，看不出她哪一点像日本人。那时候，她有四十来岁，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干活儿挺麻利的，特别勤快。蒋先生从来不上我们大院里的厕所，更不去街上的公共厕所，都是在自家马桶里解决问题。每天倒马桶的活儿，都是老蒋太太干。在我们大院里，使用这种南方马桶的，只有蒋家一户。那个圆鼓鼓的马桶是木制的，沉甸甸的，她一个瘦小的个子提着，显得特别不成比例。老蒋太太从不埋怨，她似乎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洗澡。天热洗，天凉了也洗，每天跟吃饭不断顿似的，洗澡也不能断。蒋家三间房子，专门辟出一间当作他们的洗澡房，安装了全套的沐浴设备，这在当时我们大院里，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那时候，我家洗澡，就是一个朱砂色的大瓦盆。我妈洗衣服用它，我们洗澡也用它，坐在里面，生怕不小心屁股一使劲儿，坐碎了瓦盆。哪里见过老蒋家这样新式的花洒水龙头。
老蒋太太和老蒋只有一个宝贝闺女，大学没有考上，到夜大学了两年财会，最后到沙子口的食品厂当出纳。人长得小巧玲珑，面容白净姣好，是那种典型的广东人和日本人的结合，出落得清秀、细腻，就是个头儿矮了一点儿。长到快三十，依然待字闺中。老蒋不急，老蒋太太着急。她自己不到二十就嫁给了老蒋，女儿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让她着急吗？她催促女儿赶紧找对象出嫁，女人一过三十，就江河日下了。介绍了无数个，都没有成功。最后见到一位，是电池厂的工人，女儿终于乐意了，老蒋两口子不乐意，有点儿看不起这个工人。但是，这个身材高挑儿、长得有点儿像电影演员冯喆的电池厂的工人，女儿相中了，铁了心。
那时候，她刚看完电影《桃花扇》，冯喆演的侯朝宗，老蒋两口子对她说起了这个电池厂的工人，刚摇头说你应该好好考虑……就被她打断了，挑着眉毛说：他长得特别像冯喆呢！她和老蒋两口子这样的对话，被我们大院好事的街坊们添油加醋地传说着，说到最后，街坊们都会带着嘲笑的口吻再重复一句：特别像冯喆呢！
结婚之后，女儿和冯喆住在蒋家。冯喆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他没有什么怨言，自己家没房，不住蒋家住哪儿去？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谁让自己穷得叮当乱响呢。这是他住进蒋家，和我们大院里一些街坊熟了之后，发的牢骚话。这话，他可不敢当着老蒋两口子说。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小猫，这是小六子给人家起的外号，因为她长得瘦小，像只猫。她的大名叫蒋素僧，随了蒋家的姓。这是蒋家同意这门婚事的唯一要求。外孙女这个有点儿古怪的名字，是老蒋起的，因为他笃信佛教，家里一直供奉着一尊玉做的观世音像。
小六子和我读初一的时候，小猫才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正是我们大院里那三棵老枣树鼎盛的时期，也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疯玩的时期。每年夏天树上吊下来的“吊死鬼儿”越多，到了秋天，树上结的枣就会越多。打枣、吃枣，成为那时候我们孩子最盼望的事情。不仅能够吃到那甜甜的马牙枣，更可以在打枣的时候尽情地爬上树疯玩。我们会从我家后院南山墙的土堆爬上房，然后踩着房顶的鱼鳞瓦，狸猫一样，跳到中院蒋家的房顶，再从房顶猴子似的攀上枣树的树枝子，使劲儿地摇晃着树枝，或者用竹竿使劲儿地敲打树梢上最红的枣。枣如红雨纷纷落下，那情景真的很壮观。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抢枣，大呼小叫，吵翻了天。在这样打枣的日子里，大人们开恩，都不再管我们，任我们树上树下可劲儿地疯。打枣的那几天，可真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一般，我们大院都会在中秋节之前打枣。这是约定俗成的，为的是让全院的人能在中秋节那一天吃上枣。打枣那几天，是小六子最活跃最趾高气扬的日子，他的孩子王的气概一下张扬起来，吆三喝四的，招呼我们把大院的大门关上，为的是不让别的院子的孩子跑进来抢枣吃。大院东西两侧的房顶上，他也会招呼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分兵把守，不许别的院的孩子从空中入侵。最后，他带着我们把中院那扇木门的门闩也闩上。几道关卡严防死守，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尽情在树上树下狂欢。粤东会馆打枣，在我们那条老街上，很是有点儿名气。
每天打下来的枣，都会堆在树下，人们路过，可以尝几个，但谁也不会把枣揣兜里拿回家，那会让人瞧不起。一般，利用两三天下午放学之后的时间，大家就把枣打完了。枣落了一地，叶子也落了一地。我们一帮孩子会把叶子扫走，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枣，用洗脸盆装满一盆盆，给各家送去。每家都会分得这样一盆马牙枣，作为各家中秋节桌上的一道水果点缀。一直到现在，我们大院还活着的老人的记忆里，还会有这样每年秋天各家一盆的马牙枣在滚动，在闪动。这样平均分配的规矩，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立下的，我们是从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那里学来的。端着洗脸盆给各家送枣，好像怀里抱着什么战利品似的，让我们特别的快活，非常有成就感。如果说盼望枣红、打枣、分枣，是三部曲，那么，端着洗脸盆给各家送枣，就成为了每年秋天这个保留节目中的嘹亮而悦耳的尾声。
打完枣后的三棵枣树，好像飞走了蜜蜂的蜂巢和熄灭了蛙叫的池塘，显得有些寂寞。缺少了我们在枝头上的腾挪跳跃和大呼小叫，以及枣纷纷如雨而落的声音，只剩下风儿在吹，缺少了生气和活力。树叶稀少，树上的枝干显得清爽多了，蓝天在疏落的枝条间闪动，看得格外清楚。除了树梢上残存着零星的红枣之外，其余的都被打落了下来。那几颗稀疏零落的红枣，便显得那样的显眼，小星星一样闪烁，常常让我们还想再爬到树上，伸手把它们摘下来。它们可以挂在树梢上，一直到初冬，最后被风吹落，或被鸟叼走。
这三棵老枣树，从春天开满细碎的小白花，到夏天垂落下那样多的“吊死鬼儿”，再到秋天累累缀满一树树的红枣，到初冬留给我们最后的回味，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和想念啊。我读高中的时候，在作文中好几次写到我们大院这三棵老枣树，写到冬天疏枝横斜间那稀疏零落的枣最后的消失，带给我当时怅然若失的感觉，和以后难忘的回忆，还有那个年纪里那么一点儿矫揉造作的伤感。
记忆中我们大院里最后一次打枣，是1967年的秋天。那之后，我和小六子以及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都去各地“上山下乡”而风流云散。比我们再小的一批孩子们，再也没有了如我们一般打枣的乐趣，和我们前一代孩子所立下的每家各分一洗脸盆马牙枣的规矩。再后来，大院里新的一茬孩子长大了，各个娶妻生子，房子不够住，纷纷在自家门前盖起了小房，原来宽敞的院落变得越来越拥挤，打枣的乐趣，远远赶不上生存的苦恼和困惑。这三棵老枣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无情地砍掉了。
1967年的秋天，应该算是我们和这三棵老枣树最后的告别。
那一年的秋天，小六子居然还领着我们一群已经长大的孩子，爬到树上去打枣。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和他一样热衷了，好多孩子还在外面“大串联”，或者在学校里闹革命，没有回到我们大院。要不是小六子生拉硬拽，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了。
大院的大门没有再关，东西两侧的房顶上也没有人把守。树上的枣，吃凉不管酸，还是结得那样的多，有点儿没心没肺地鲜艳地红着。小六子，我，还有几个和我们俩一样处于逍遥派的孩子，爬上了树去打枣。可能是我们几个人都长大了，分量沉了，压得树枝颤悠悠，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折断。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都不再往上爬，只有小六子还往树尖上爬，风吹动着树枝子和他的衣襟，都显得有点儿寂寞。
由于人手不够，心气不足，树上的枣还没有完全打光，我们就草草收兵了。但是，给各家分枣的老规矩，不能变。只是，这枣该怎么分？小六子望望我，我望着小六子，大家互相望着，心里都犯了难。
原因是眼前硝烟未散的文化大革命。老枣树还是以前的老枣树，我们大院却不是以前的大院了。我们大院被掘地三尺一般，一下子钻出了那样多的牛鬼蛇神。原来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现在成为了阶级敌人。原来只有在电影里在小说中见过的国民党军官和地主老财或舞女妓女，现在就在身边走来走去。这些人家的枣，还能送去吗？
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小六子的身上，他爸爸是火车司机，正经的工人出身，根正苗红。当时，到处在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时候我们大院如何分枣，当然也得听小六子的了。
最后，小六子说，被揪斗出来的人家，就别送枣了。没揪斗出来的，甭管说人家什么，咱们还是一律按老规矩送枣。
我知道，小六子这样说，首先是考虑到我。我爸爸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有人在大院门口贴过大字报，但万幸没有被揪斗，这样就可以也分到枣了。那时候，分枣不分枣，不在乎馋那几颗枣，而在于革命阵营的区分呀。说老实话，我心里挺感激小六子的。 这样一来，院子里起码有一小半的人家不用送枣了。原来打下的枣就不多，每家仍然可以分得一洗脸盆。咱们晚上送吧！小六子这样说，我也能明白，是怕看见我们端着洗脸盆走马灯似的在大院里一趟趟地走，那些不送的人家会尴尬。其实，晚上，我们端着洗脸盆往各家送枣的时候，被批斗的人家早都自惭形秽地关紧大门，拉严窗帘，根本不做这非分之想。只是，我路过这几家的门前和窗前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两年前的秋天，打枣分枣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呀。那种欢快的笑声，不知都飞到哪儿去了。
枣树下，只剩下最后一点儿枣了。该送的人家都已经送过了。小六子装了满满的一洗脸盆枣，还要给谁送去呢？我看小六子端着那一洗脸盆的枣，在犹豫着，在想着什么，快满月的月亮光很亮，跳动在他年轻的脸上，却显出几分迷离。
有的孩子以为小六子想端着这一洗脸盆的枣拿回自己的家，他家孩子多，应该多分点儿，就对小六子说：趁早你就端回你家得了，剩下的枣，我们哥几个分了！
小六子没有说话，端着这一洗脸盆的枣，向院子里的北屋走去。谁都知道，那是老蒋家。
一年前的“红八月”里，“红卫兵”闯进我们大院，就是从这三间北屋里，将老蒋和他的太太推出了屋子，又从屋前的廊檐推下高台阶。蒋太太只是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倒，老蒋却几乎是从台阶上滚落到地上。那时候，一个大地主的出身、一个日本的女人，立刻升级、演变成为大地主和日本女特务。一连多日的担惊受怕，老蒋一直卧病在床。这样跌倒在院子，老蒋立刻昏迷了过去，“红卫兵”怎么叫他起来都起不来，便大骂他是装死狗，命令蒋太太把他拽起来。蒋太太矮个子，瘦小枯干，跟片单薄的树叶似的，哪里拽得动老蒋。不由分说，几个“红卫兵”的皮带已经纷纷抡将上来，老蒋两口子被打得皮开肉绽。不仅老蒋起不来，蒋太太也被打倒在地，起不来了。
这时，一个男“红卫兵”从屋子里拿出老蒋的那尊玉观世音像，一把摔碎在院子里；一个女“红卫兵”从屋里子提出来老蒋的那个木马桶，几个箭步走到老蒋的身边，骂了句：让你装死！就把半马桶的屎尿都扣在了老蒋的头上。老蒋当天就死了。蒋太太当晚在洗澡房里，用睡衣的腰带上吊自尽。
第二天早晨，我和小六子还有一帮孩子，看见人们将蒋太太从屋里抬出来，就像抬一具木偶。她的女儿女婿站在一边，噤若寒蝉。小猫躲在枣树后面，看都不敢看一眼，真的像只受惊的小猫一样，浑身瑟瑟发抖。
小六子端着这盆枣走上高台阶的时候，有个孩子拉住了他的肩膀，悄悄地说了句：给她家送去，合适吗？我也跟了上去，随声说了句：是啊！
小六子回头说了句：她姥爷姥姥是她姥爷姥姥，她是她！她又没有什么问题！说完，走上台阶，敲响了蒋家的屋门。我看见，是小猫开的门。小猫推脱着，小六子坚持着。月亮那么的亮，把他们两人这一切的举动，照得那么的雪亮而凄然。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在我们的大院里，我、小六子和小猫都曾经是好朋友。但是，在好朋友受灾受难的时候，只有小六子向小猫伸出了温暖的手，而我们都在远远地躲着她。在以后我们彼此分别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小六子和小猫。1967年秋天那个晚上，小六子端着一洗脸盆枣给小猫送去的情景，便像一幅画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六子，以后我还见过他几面；小猫，我再也没有见过了。一晃，四十九年过去了，即使再能见到她，她也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是只老猫了。真能相见，彼此也都不认识了。
小六子后来到陕西插队。他自学成才，靠着一本残缺不全的《赤脚医生手册》，先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后来调到了镇卫生院，又调到县医院。最后，调回北京，在一家区属的医院当大夫。由于没有大学文凭，他的晋级之路一直受挫，退休后还是个副主任医师。退休后，他没有闲着，到一家私立医院接着给人看病。用小六子的话说，就是“再赚点儿酒钱”。
小六子爱喝酒。有一次，他喝了点儿小酒，有一点儿微醺，醉眼蒙眬地对我说：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在村里想起学医的吗？告诉你，是小时候，我去蒋家，老蒋和我聊天。
老蒋和你聊天？我很奇怪，老蒋在我们大院一直是深居简出，怎么会和一个毛孩子聊天？
你还不信，真的是他和我聊天。他说他一辈子最想开个诊所，但到底没有开成。他说，这人的工作，顶数大夫最好，甭管什么时代，什么人，只要是吃五谷杂粮，都会得个病，便都离不开大夫，天下就是饿死了瞎家雀儿，也饿不死大夫！老蒋这话我印象很深，对我影响最大。
他为什么对你感慨这个呀？我真的又是奇怪，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好像他对他的这个女儿没有当成大夫，挺失望的。他希望他家小猫能实现当大夫这个愿望。但小猫对学医兴趣不大，他好像挺悲观，不抱什么希望。
为什么呢？
这我就真的不清楚了。当时，我也没有问。
我们一起在大院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听说过，小六子单独去过老蒋家呀，而且，还能够和懂潮汕话也懂日本话，懂医又懂文的老蒋，聊这么多关于医学与人生的话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不是你早就瞄上人家小猫了？我问小六子。小六子光喝酒，不回答。
我曾经向小六子打听过小猫的近况。可惜，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们都“上山下乡”之后，她年龄小，没有去插队，留在北京工作。至于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住在哪里，小六子和我一样，也在打听，却始终一片茫然。
枣树，活得年头长久，活到我们这一代，虽然枝干已经斑驳沧桑，但并不显得老态龙钟，也没有像老槐树老榆树一样，长得粗壮臃肿，而是瘦筋筋地往高了长，树梢都已高出房檐许多。关键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头，三棵老枣树没有退化，到了秋天，结出的枣还是那么多，红红的小灯笼一样点缀在枝叶之间，非常诱惑我们这一帮半大不小的孩子。而且，它们结出的枣，又脆又甜，是那种马牙枣，细长细长，一头尖，一头圆，比那种两头粗圆粗圆的棒槌枣，要受看，看着也喜兴。大院里老人说，以前这枣还要甜呢。以前怎么甜法，我不知道，只知道现在就足够甜的了。
这三棵老枣树，也有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是到了夏天，老闹“吊死鬼儿”。这种“吊死鬼儿”，比槐树掉下来的还要多。是一种毛毛虫，长长的，像蚕，却比蚕细，浑身发绿，软绵绵地蠕动，一根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长丝，从枣树枝上垂吊下来，晃晃悠悠的，能够一直垂吊到地上，让人踩在脚上，也够恶心的。人们从树下走过，常会不留神碰上这家伙，黏黏地粘在你的身上或头发上，特别的烦人。要是粘在你的脸上，会吓你一大跳，如果是粘在小女孩的脸上，就更得吓得她惊叫起来。那时候，我们常常抓这样几个“吊死鬼儿”，放在背后，等院里的小姑娘走过来了，悄悄地放在她的身上或脖子里，然后一溜烟儿地跑走，听她们大呼小叫，我们在一旁哈哈大笑。
做这种恶作剧的领头人，是小六子。小六子是我们这群大孩子的头儿，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他最喜欢瞄准的小姑娘，是小猫。于是，我们大院夏天的晚上，常常会听到一个小姑娘猫被踩着尾巴似的尖叫声。不用说，那一定是小猫的声音，干这勾当的，必得小六子无疑。
小六子比我大一岁，蹲过一年的班，和我成了同班的同学。小猫比小六子小六岁，她是老蒋家的宝贝外孙女。老蒋家就住在中院的三间正房里，小猫进进出出，必须得经过这三棵老枣树的下面。夏天，“吊死鬼儿”出没，便成为了小猫的恶梦，也成为了小六子找乐子的契机。
在我们大院里，老蒋是个厉害的主儿。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厉害，不是指他横，而是指他是我们大院里最阔的主儿。在我们大院里，除了房东，老蒋家是唯一一户广东人，配得上我们粤东会馆的名分。至于老蒋家为什么能够这么阔，大院里谁也弄不大清楚。老蒋本人没有工作，钱是以前挣下来的，据说，老蒋家以前是广东梅州一带的大财主，上个世纪30年代，受维新的影响，家里人送他去日本留洋学医，没有学完学业，倒娶了位日本太太，折腾得钱花得差不多了，才回国来，却没脸回梅州见江东父老了，留在了北京，住进我们大院，算是我们大院的老住户了。
刚开始，他在我们大院西边不远的墙缝胡同边的董德懋诊所，给董大夫当帮手。他之所以选择了董大夫，是因为董大夫师从北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在我们住的那一带甚至整个前门地区，很有些名气。要不他是绝对不会愿意去当下手的，好歹他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蒋是个自恃清高的主儿。解放前夕，他就从董大夫那里辞职不干了。据说，老蒋家的老爷子过世，几个孩子分家，没有忘记他这一份，光一处围屋就卖出不少钱，便将这笔为数不少的款子寄到他的手里，有了足够的钱财，他不愿再给董大夫打下手了。本来，他想拿着家里寄来的这笔钱自己开个诊所的，不敢说是和董大夫唱对台戏，起码也得让自己在前门一带有点儿名气。没想到北平一解放，公私合营运动一闹，他也就没有这份心思了，整天就是花草鱼虫、写写画画、焚香拜佛，优哉游哉地度日，活脱脱一个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了。
肖复兴
三棵老枣树老蒋太太是个家庭妇女，我小时候，看不出她哪一点像日本人。那时候，她有四十来岁，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干活儿挺麻利的，特别勤快。蒋先生从来不上我们大院里的厕所，更不去街上的公共厕所，都是在自家马桶里解决问题。每天倒马桶的活儿，都是老蒋太太干。在我们大院里，使用这种南方马桶的，只有蒋家一户。那个圆鼓鼓的马桶是木制的，沉甸甸的，她一个瘦小的个子提着，显得特别不成比例。老蒋太太从不埋怨，她似乎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洗澡。天热洗，天凉了也洗，每天跟吃饭不断顿似的，洗澡也不能断。蒋家三间房子，专门辟出一间当作他们的洗澡房，安装了全套的沐浴设备，这在当时我们大院里，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那时候，我家洗澡，就是一个朱砂色的大瓦盆。我妈洗衣服用它，我们洗澡也用它，坐在里面，生怕不小心屁股一使劲儿，坐碎了瓦盆。哪里见过老蒋家这样新式的花洒水龙头。
老蒋太太和老蒋只有一个宝贝闺女，大学没有考上，到夜大学了两年财会，最后到沙子口的食品厂当出纳。人长得小巧玲珑，面容白净姣好，是那种典型的广东人和日本人的结合，出落得清秀、细腻，就是个头儿矮了一点儿。长到快三十，依然待字闺中。老蒋不急，老蒋太太着急。她自己不到二十就嫁给了老蒋，女儿这么大年纪了，能不让她着急吗？她催促女儿赶紧找对象出嫁，女人一过三十，就江河日下了。介绍了无数个，都没有成功。最后见到一位，是电池厂的工人，女儿终于乐意了，老蒋两口子不乐意，有点儿看不起这个工人。但是，这个身材高挑儿、长得有点儿像电影演员冯喆的电池厂的工人，女儿相中了，铁了心。
那时候，她刚看完电影《桃花扇》，冯喆演的侯朝宗，老蒋两口子对她说起了这个电池厂的工人，刚摇头说你应该好好考虑……就被她打断了，挑着眉毛说：他长得特别像冯喆呢！她和老蒋两口子这样的对话，被我们大院好事的街坊们添油加醋地传说着，说到最后，街坊们都会带着嘲笑的口吻再重复一句：特别像冯喆呢！
结婚之后，女儿和冯喆住在蒋家。冯喆成了倒插门的女婿。他没有什么怨言，自己家没房，不住蒋家住哪儿去？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谁让自己穷得叮当乱响呢。这是他住进蒋家，和我们大院里一些街坊熟了之后，发的牢骚话。这话，他可不敢当着老蒋两口子说。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小猫，这是小六子给人家起的外号，因为她长得瘦小，像只猫。她的大名叫蒋素僧，随了蒋家的姓。这是蒋家同意这门婚事的唯一要求。外孙女这个有点儿古怪的名字，是老蒋起的，因为他笃信佛教，家里一直供奉着一尊玉做的观世音像。
小六子和我读初一的时候，小猫才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正是我们大院里那三棵老枣树鼎盛的时期，也是我们最无忧无虑疯玩的时期。每年夏天树上吊下来的“吊死鬼儿”越多，到了秋天，树上结的枣就会越多。打枣、吃枣，成为那时候我们孩子最盼望的事情。不仅能够吃到那甜甜的马牙枣，更可以在打枣的时候尽情地爬上树疯玩。我们会从我家后院南山墙的土堆爬上房，然后踩着房顶的鱼鳞瓦，狸猫一样，跳到中院蒋家的房顶，再从房顶猴子似的攀上枣树的树枝子，使劲儿地摇晃着树枝，或者用竹竿使劲儿地敲打树梢上最红的枣。枣如红雨纷纷落下，那情景真的很壮观。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爬不上树，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抢枣，大呼小叫，吵翻了天。在这样打枣的日子里，大人们开恩，都不再管我们，任我们树上树下可劲儿地疯。打枣的那几天，可真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
一般，我们大院都会在中秋节之前打枣。这是约定俗成的，为的是让全院的人能在中秋节那一天吃上枣。打枣那几天，是小六子最活跃最趾高气扬的日子，他的孩子王的气概一下张扬起来，吆三喝四的，招呼我们把大院的大门关上，为的是不让别的院子的孩子跑进来抢枣吃。大院东西两侧的房顶上，他也会招呼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分兵把守，不许别的院的孩子从空中入侵。最后，他带着我们把中院那扇木门的门闩也闩上。几道关卡严防死守，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尽情在树上树下狂欢。粤东会馆打枣，在我们那条老街上，很是有点儿名气。
每天打下来的枣，都会堆在树下，人们路过，可以尝几个，但谁也不会把枣揣兜里拿回家，那会让人瞧不起。一般，利用两三天下午放学之后的时间，大家就把枣打完了。枣落了一地，叶子也落了一地。我们一帮孩子会把叶子扫走，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枣，用洗脸盆装满一盆盆，给各家送去。每家都会分得这样一盆马牙枣，作为各家中秋节桌上的一道水果点缀。一直到现在，我们大院还活着的老人的记忆里，还会有这样每年秋天各家一盆的马牙枣在滚动，在闪动。这样平均分配的规矩，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立下的，我们是从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那里学来的。端着洗脸盆给各家送枣，好像怀里抱着什么战利品似的，让我们特别的快活，非常有成就感。如果说盼望枣红、打枣、分枣，是三部曲，那么，端着洗脸盆给各家送枣，就成为了每年秋天这个保留节目中的嘹亮而悦耳的尾声。
打完枣后的三棵枣树，好像飞走了蜜蜂的蜂巢和熄灭了蛙叫的池塘，显得有些寂寞。缺少了我们在枝头上的腾挪跳跃和大呼小叫，以及枣纷纷如雨而落的声音，只剩下风儿在吹，缺少了生气和活力。树叶稀少，树上的枝干显得清爽多了，蓝天在疏落的枝条间闪动，看得格外清楚。除了树梢上残存着零星的红枣之外，其余的都被打落了下来。那几颗稀疏零落的红枣，便显得那样的显眼，小星星一样闪烁，常常让我们还想再爬到树上，伸手把它们摘下来。它们可以挂在树梢上，一直到初冬，最后被风吹落，或被鸟叼走。
这三棵老枣树，从春天开满细碎的小白花，到夏天垂落下那样多的“吊死鬼儿”，再到秋天累累缀满一树树的红枣，到初冬留给我们最后的回味，带给我们多少快乐和想念啊。我读高中的时候，在作文中好几次写到我们大院这三棵老枣树，写到冬天疏枝横斜间那稀疏零落的枣最后的消失，带给我当时怅然若失的感觉，和以后难忘的回忆，还有那个年纪里那么一点儿矫揉造作的伤感。
记忆中我们大院里最后一次打枣，是1967年的秋天。那之后，我和小六子以及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都去各地“上山下乡”而风流云散。比我们再小的一批孩子们，再也没有了如我们一般打枣的乐趣，和我们前一代孩子所立下的每家各分一洗脸盆马牙枣的规矩。再后来，大院里新的一茬孩子长大了，各个娶妻生子，房子不够住，纷纷在自家门前盖起了小房，原来宽敞的院落变得越来越拥挤，打枣的乐趣，远远赶不上生存的苦恼和困惑。这三棵老枣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无情地砍掉了。
1967年的秋天，应该算是我们和这三棵老枣树最后的告别。
那一年的秋天，小六子居然还领着我们一群已经长大的孩子，爬到树上去打枣。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和他一样热衷了，好多孩子还在外面“大串联”，或者在学校里闹革命，没有回到我们大院。要不是小六子生拉硬拽，我也没有什么兴趣了。
大院的大门没有再关，东西两侧的房顶上也没有人把守。树上的枣，吃凉不管酸，还是结得那样的多，有点儿没心没肺地鲜艳地红着。小六子，我，还有几个和我们俩一样处于逍遥派的孩子，爬上了树去打枣。可能是我们几个人都长大了，分量沉了，压得树枝颤悠悠，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折断。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都不再往上爬，只有小六子还往树尖上爬，风吹动着树枝子和他的衣襟，都显得有点儿寂寞。
由于人手不够，心气不足，树上的枣还没有完全打光，我们就草草收兵了。但是，给各家分枣的老规矩，不能变。只是，这枣该怎么分？小六子望望我，我望着小六子，大家互相望着，心里都犯了难。
原因是眼前硝烟未散的文化大革命。老枣树还是以前的老枣树，我们大院却不是以前的大院了。我们大院被掘地三尺一般，一下子钻出了那样多的牛鬼蛇神。原来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现在成为了阶级敌人。原来只有在电影里在小说中见过的国民党军官和地主老财或舞女妓女，现在就在身边走来走去。这些人家的枣，还能送去吗？
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小六子的身上，他爸爸是火车司机，正经的工人出身，根正苗红。当时，到处在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时候我们大院如何分枣，当然也得听小六子的了。
最后，小六子说，被揪斗出来的人家，就别送枣了。没揪斗出来的，甭管说人家什么，咱们还是一律按老规矩送枣。
我知道，小六子这样说，首先是考虑到我。我爸爸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有人在大院门口贴过大字报，但万幸没有被揪斗，这样就可以也分到枣了。那时候，分枣不分枣，不在乎馋那几颗枣，而在于革命阵营的区分呀。说老实话，我心里挺感激小六子的。 这样一来，院子里起码有一小半的人家不用送枣了。原来打下的枣就不多，每家仍然可以分得一洗脸盆。咱们晚上送吧！小六子这样说，我也能明白，是怕看见我们端着洗脸盆走马灯似的在大院里一趟趟地走，那些不送的人家会尴尬。其实，晚上，我们端着洗脸盆往各家送枣的时候，被批斗的人家早都自惭形秽地关紧大门，拉严窗帘，根本不做这非分之想。只是，我路过这几家的门前和窗前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两年前的秋天，打枣分枣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呀。那种欢快的笑声，不知都飞到哪儿去了。
枣树下，只剩下最后一点儿枣了。该送的人家都已经送过了。小六子装了满满的一洗脸盆枣，还要给谁送去呢？我看小六子端着那一洗脸盆的枣，在犹豫着，在想着什么，快满月的月亮光很亮，跳动在他年轻的脸上，却显出几分迷离。
有的孩子以为小六子想端着这一洗脸盆的枣拿回自己的家，他家孩子多，应该多分点儿，就对小六子说：趁早你就端回你家得了，剩下的枣，我们哥几个分了！
小六子没有说话，端着这一洗脸盆的枣，向院子里的北屋走去。谁都知道，那是老蒋家。
一年前的“红八月”里，“红卫兵”闯进我们大院，就是从这三间北屋里，将老蒋和他的太太推出了屋子，又从屋前的廊檐推下高台阶。蒋太太只是打了个趔趄，没有摔倒，老蒋却几乎是从台阶上滚落到地上。那时候，一个大地主的出身、一个日本的女人，立刻升级、演变成为大地主和日本女特务。一连多日的担惊受怕，老蒋一直卧病在床。这样跌倒在院子，老蒋立刻昏迷了过去，“红卫兵”怎么叫他起来都起不来，便大骂他是装死狗，命令蒋太太把他拽起来。蒋太太矮个子，瘦小枯干，跟片单薄的树叶似的，哪里拽得动老蒋。不由分说，几个“红卫兵”的皮带已经纷纷抡将上来，老蒋两口子被打得皮开肉绽。不仅老蒋起不来，蒋太太也被打倒在地，起不来了。
这时，一个男“红卫兵”从屋子里拿出老蒋的那尊玉观世音像，一把摔碎在院子里；一个女“红卫兵”从屋里子提出来老蒋的那个木马桶，几个箭步走到老蒋的身边，骂了句：让你装死！就把半马桶的屎尿都扣在了老蒋的头上。老蒋当天就死了。蒋太太当晚在洗澡房里，用睡衣的腰带上吊自尽。
第二天早晨，我和小六子还有一帮孩子，看见人们将蒋太太从屋里抬出来，就像抬一具木偶。她的女儿女婿站在一边，噤若寒蝉。小猫躲在枣树后面，看都不敢看一眼，真的像只受惊的小猫一样，浑身瑟瑟发抖。
小六子端着这盆枣走上高台阶的时候，有个孩子拉住了他的肩膀，悄悄地说了句：给她家送去，合适吗？我也跟了上去，随声说了句：是啊！
小六子回头说了句：她姥爷姥姥是她姥爷姥姥，她是她！她又没有什么问题！说完，走上台阶，敲响了蒋家的屋门。我看见，是小猫开的门。小猫推脱着，小六子坚持着。月亮那么的亮，把他们两人这一切的举动，照得那么的雪亮而凄然。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在我们的大院里，我、小六子和小猫都曾经是好朋友。但是，在好朋友受灾受难的时候，只有小六子向小猫伸出了温暖的手，而我们都在远远地躲着她。在以后我们彼此分别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想起小六子和小猫。1967年秋天那个晚上，小六子端着一洗脸盆枣给小猫送去的情景，便像一幅画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六子，以后我还见过他几面；小猫，我再也没有见过了。一晃，四十九年过去了，即使再能见到她，她也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是只老猫了。真能相见，彼此也都不认识了。
小六子后来到陕西插队。他自学成才，靠着一本残缺不全的《赤脚医生手册》，先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后来调到了镇卫生院，又调到县医院。最后，调回北京，在一家区属的医院当大夫。由于没有大学文凭，他的晋级之路一直受挫，退休后还是个副主任医师。退休后，他没有闲着，到一家私立医院接着给人看病。用小六子的话说，就是“再赚点儿酒钱”。
小六子爱喝酒。有一次，他喝了点儿小酒，有一点儿微醺，醉眼蒙眬地对我说：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在村里想起学医的吗？告诉你，是小时候，我去蒋家，老蒋和我聊天。
老蒋和你聊天？我很奇怪，老蒋在我们大院一直是深居简出，怎么会和一个毛孩子聊天？
你还不信，真的是他和我聊天。他说他一辈子最想开个诊所，但到底没有开成。他说，这人的工作，顶数大夫最好，甭管什么时代，什么人，只要是吃五谷杂粮，都会得个病，便都离不开大夫，天下就是饿死了瞎家雀儿，也饿不死大夫！老蒋这话我印象很深，对我影响最大。
他为什么对你感慨这个呀？我真的又是奇怪，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好像他对他的这个女儿没有当成大夫，挺失望的。他希望他家小猫能实现当大夫这个愿望。但小猫对学医兴趣不大，他好像挺悲观，不抱什么希望。
为什么呢？
这我就真的不清楚了。当时，我也没有问。
我们一起在大院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发现，也没有听说过，小六子单独去过老蒋家呀，而且，还能够和懂潮汕话也懂日本话，懂医又懂文的老蒋，聊这么多关于医学与人生的话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不是你早就瞄上人家小猫了？我问小六子。小六子光喝酒，不回答。
我曾经向小六子打听过小猫的近况。可惜，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我们都“上山下乡”之后，她年龄小，没有去插队，留在北京工作。至于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住在哪里，小六子和我一样，也在打听，却始终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