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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舆论固然不同于社会舆论，但都是现实民意通过传统媒体或新媒体的映射和反映；随着网络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的深刻改造，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日益同构、内容高度重合，网络舆论比过去的任何方式更逼近真实民意。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特定背景下，网络舆论的复杂性要求以治理为手段，以共识和发展为目的，正确判断网络舆论背后的现实问题，有效规训网络失范涉及的不良言行，积极回应正常意见表达，促进网络社区繁荣。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 网络舆论 社会舆论 民意主流化
绪论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共享资源、沟通交往和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一个有别于由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所构建的传统单向度舆论场的新兴舆论场逐步成型，成为反映社会舆论和民意的重要窗口。
发展中的中国不但面临艰巨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而且还处于从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复杂过程，矛盾错综复杂、纷繁激烈。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国内社会的信息传递和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现实层面表达渠道的不畅通与网络世界发表看法的低门槛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中国公民——网民群体在网络技术转型与社会转型紧密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当前，国内网络舆论形态复杂、多变，往往对公共事件形成集中的意见风潮，网络已经成为发展阶段性矛盾和新的社会压力的消解渠道，发挥了超常的特定历史作用，完全迥异于已经历工业化早期的西方发达国家。
网络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参与，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共同结果，具有特殊性。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化、表面化和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盛，都使得社会成员倾向于在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时关注体制等政治因素。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信仰的质疑，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无限放大，成为诸多无暇深入研究问题根本症结的一般社会成员盲目跟风的对象。反主流政治表达为了规避网络管理手段，往往以隐含和曲折的方式加以呈现，甚至借助“媒体管制”渲染“政治悲情”。这就导致网络舆论在政治上的“双刃剑”特征显著：网络渠道监督建言、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体现了积极的一面；无休止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则体现了消极的一面。这种复杂多变的面向，构成了网络舆论在当代的特殊意义。
2009年以来，国内关于网络舆论和网络民意性质的论述文章逐渐增多，涉及“人肉搜索”、网络隐私和网络暴力等方方面面。2013年5月，《人民日报》[1]《中国青年报》[2]针对雅安地震后社交网络消息庞杂、意见纠缠的状态，密集强调“网络民意不等于社会民意”等观点。由于网络自身的应用主体、传播规律和舆论空间的特殊性，尤其是受现实环境和利益关系作用的影响，网络民意当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民意。但问题的关键是，网络舆论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社会舆论和现实民意，以及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社会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关系
1.民意与舆论的思想渊源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视野中，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国外主流研究中，舆论（public opinion）和民意在字面上基本没有区别。法国思想家卢梭第一个把人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意见概括为“公众意见”这一概念。在休谟、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眼中，“舆论”是公众理性的结晶，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3]；也有人对公众理性表示悲观。
这一分歧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人的政治论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公众舆论固然是民主社会的指导力量和主要权威，但也存在利益导向、自我论证、易于诱导等需要正视和克服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保护和维持开放空间来维护公民精神[4]。
20世纪上半叶，民意测验和民意研究逐渐兴起，“民意”概念产生了区别辨析的基础。不同学者对民意的看法分歧较大，但普遍认为民意包含民间和非政府的、公开和不公开的意见，在阐发和表达中存在丰富的形式，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其中“潜隐”的部分需要人们去了解、探查[5]。“舆论”的狭义概念更加突出地强调其“公开表达”的性质，是一种“议论形态”[6]，与意见言论传播的介质——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电报、电话的发明，使报纸等舆论载体具有了空前的公共性，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管理技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已炉火纯青。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特别重视媒体等客体这种“反客为主”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成了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世界，这种仿真本身反倒成了“真实”[7]。因而，可以把“舆论”看作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体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这种意见需要通过大众媒体抽象凝聚并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被直接认识的对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舆论、民意等词汇出现较晚，和现代的理解也有相当的不同；但前人基于民本思想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对舆论和民意一直较为重视。“舆论”一词最初见于《三国志》[8]，指“舆人之论”，泛指众人的意见和看法。先秦文献关于君主重视纳谏的记述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秦代以后，言谏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完善和逐渐衰落的过程，是君权的重要制约因素；《邸报》、小报等报纸雏形也在一定时期扮演过承载舆论的角色。
但是，这些舆论表达途径和民意反映形式主要局限于官僚系统内部，参与者基本上是士大夫群体，具有较强的精英性，也因此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逐渐衰微。戊戌变法前后，大众教育水平提高，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进一步发展；和大众媒体的繁荣相辅相成，近代舆论与传统舆论的阶级属性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康有为“报开两月，舆论渐明”等记述[9]，标志着近代民意和舆论观与中国近代舆论的兴起发展过程互为表里。
2.现实民意和舆论的区别与联系
从民意与舆论这一组概念的源流来看，民意和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从实际应用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来看，现实民意是存在于社会大众种种个人意见的总和，尚不包含讨论、互动、整合的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民意是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的，构成民意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都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10]。而当代人通常使用的狭义的“舆论”强调多数人的共同“意见”（opinion），它相对于“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价值”（value）更主要是针对特定问题作出的反应，这些意见以及形成它们的互动过程，需要通过媒体工具来承载。 因此，民意作为社会劳动和交往中自然、必然产生的普遍意识，既是客观存在的，又常常是分散的、隐匿的；舆论作为人们通过近现代信息手段、借助媒体工具汇集和表达的意见，其内涵相对民意更加狭窄，形式则更为直接。“民意”和“舆论”的关系实际上是体与用、本体与映射、客观存在和主观产物的关系，民意是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客观意识基础和主要内容来源，舆论是观察、分析和了解民意的主要渠道。
与此同时，由于民意和舆论同属意识范畴，发展变化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始终存在诱导和改造的可能。实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的介质，一方面空前的大众化，另一方面又始终受到资本的挟制。舆论既解放了人们的视野，又因自身存在的反作用，常常成为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影响和干预民意以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渠道和工具。
3.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舆论是现实民意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的意见整合和表达，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逐渐兴起的网络新媒体；网络舆论则限于互联网这一媒介。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都是现实民意通过媒介和公共空间整合的产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民意，也当然并不等同于现实民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新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的产生和繁荣，民意和舆论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舆论“反客为主”的过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由于互联网信息发布本身的门槛大幅降低，传统社会权力的影响大不如前。网络舆论由于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逐渐成为了解社会舆论、分析现实民意的重要方式，在传统媒体纷纷布局新媒体、公共讨论在互联网大量展开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之间的交叉和重合越来越多；由于网络在表达和传播成本、展现和整合方式上的特殊性，网络舆论比过去的任何方式更容易逼近真实民意。
尽管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主体日益同构，但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差异始终存在，网络舆论作为间接的表达工具和渠道，必然存在诸多扭曲因素。从网民的主体结构来看，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从“三高”为主（年龄偏高、收入偏高、文化程度偏高）向“三低”占主流演变[11]，尽管和社会成员的构成逐渐一致，但由于网络对社会权力的消解和网络管理的状态，实际上助长了“群氓”的反智倾向。从意见表达倾向上看，网民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表演倾向、个体汇入网民群体之后的非理性心态、网络平台独特筛选机制造成的对某类观点的选择性放大，造成相对自由的网络虚拟空间舆情环境并不乐观。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网民群体整体文化程度的降低、网络媒介的传播方式与当代青年对现实层面愈显刻板的主流话语的叛逆，共同导致简单化、娱乐化、低俗化、极端化的话语日益成为主流。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科学研判民意格局
1.网络舆论日益呈现主流化趋势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首先需要判断网络舆论在未来的地位趋势和根本性质。互联网在当前中国社会日益成为获取信息和参与表达的最重要工具和手段，个体乃至整个社会都越来越依赖它；但也存在一些反对网络化的声音，这显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移动互联网的强势发展，使网络舆论的基础更加广泛和稳定。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断互动重叠的大背景下，网络舆论必将在舆论总体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网络空间大幅降低对使用者文化素质要求的同时，公民群体的文化素质又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增加了他们参与的主观需求。因而，网络舆论的主流化是一种不可逆的时代趋势。
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客观时空状态，决定网络舆论将发挥特别突出的社会作用。社会压力的消解通道是社会矛盾缓和乃至实现良性发展的必需品。当前，我国现实层面改革中涉及深层矛盾和利益诉求机制的表达渠道不畅，需要网络渠道疏导民众情绪、安抚群体心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网民群体的广泛代表性也使得网络舆论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各类人群的观点，从而为管理者科学决策提供相对可靠的信息支持。网络表达和意见反映虽然存在极端化、碎片化的倾向，但这些表达背后隐含的现实情绪和问题积累仍然需要得到重视。
2.网络舆论的复杂性与网络表达和传播特点
国际互联网这一媒介的固有技术特性和当前传播状态，不可避免地对其承载的内容产生影响和改造。从语言方式看，网络交流过程中表达内容的碎片化趋势带来了高频率、短内容、声像化的表达倾向，促使受众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思维方式因应具象化、片段化，简单、娱乐、低俗、极端话语充塞耳目；从意见倾向上看，健康互动难以同攻击性言论与粗制滥造的网络谣言竞争，戾气不断蔓延。现实社会中矛盾冲突与言路不畅带来的不满情绪不断郁积，并借助相对自由的网络虚拟空间集中释放。
网络空间传播评价机制的独特视角刺激了表达方式的演变，表达方式本身的变化进一步巩固了传播评价机制的固有标准，使得表达内容是现实民意的复杂而扭曲的显现。特别是网络表达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形态，促使众多亚文化、非主流群体得以汇集，并酝酿对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产生影响和改造；这一格局使得反主流意识形态从境内外互联网反复尝试、不断加强隐性的干预和渗透，产生了网络舆论中的政治敏感因素。面对网络舆论，不能停留在意见表达的原初状态，需要特别重视、具体甄别，透过网络舆论现象，分析现实民意状态，挖掘矛盾深层因素，着手解决问题根源。
3.网络舆论失序、失范的现实背景
海量信息发布主体纷纷借助便捷快速的网络通道，企图将观点最大限度呈现给受众，形成“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使不少网民陷入“信息迷失”“选择恐惧症”的尴尬境地；官方话语在与社会观点乃至境外声音的竞争中，偏于僵硬谨慎，高悬半空的空洞说教不接地气，难以解答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惑，无法形成有质量的观点，从而很难产生切实的感染力。此外，管理尺度不够明晰和游移不定，经常使管理者自身陷入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受到来自不同阵营网友的“两面夹击”，既被指责干预言论自由，又被批评手段不够强硬。特别是政治性意见表达的主体对网络管理自发地质疑和有意的攻击纠缠在一起，甚至将网络管理和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议题联系捆绑，空前增加网络治理的难度和压力。 缓解和消除网络失序与失范问题，需要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从创建理论自信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高度，着眼网络建设和发展这一系统工程。将网络空间早期发展的乱象归结为网络本身的特性，甚至有意把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舆论表达对立起来进行批判式“论战”，反而会消解这一凝聚共识、汇聚主流的过程。
针对网络舆论特点，加强网络建设管理
网络舆论的来源和基础是真实存在的现实民意，网络舆论的表达特征和消极因素同样是现实社会的产物。网络舆论不仅是社会现实民意空前广泛和鲜活的映射，而且与现实社会生活也发生着深刻互动。
网络管理的目的并非管理本身，只有抓住信息社会的主动权，促进网络反映现实、增进交流功能的发挥，同时制约网络舆论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才能逐渐构建健康、有序、理性、和谐的宏观网络环境。这就至少涉及以下方面：
1.加强“规训”，完善和规范对网络不良言行的惩治和震慑
当前，我国网络管理制度探索和实践经验积累还相对有限，不能充分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利益格局和网络舆论空间的挑战，同发达国家在多方面存在差距。这一方面要求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使运动式网络“整风”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日常管理资源，避免“一刀切”；另一方面需要警惕实践中随意性、妥协性的倾向，既要避免简单粗暴管理方式造成普通网民反感、增加管理阻力，又要防止对“知名人士”和普通网民区别性对待，避免对网络失范的处理“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确保严肃性和震慑力。
2.增进“信任”，加强和改进对网民意见表达的研究和回馈
在当前，政府机构面对网络意见表达的快速发展，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习惯和不适应。有的部门对网络意见不重视、不信任，甚至放大网民意见表达中掺杂的一些消极动机和非主流表达，忽视真实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焦点问题的关注和疑虑；有的官方媒体缺乏对网络意见格局和文化特征的了解和研究，使用传统的、行政的、公文式的语言应对网络意见表达中的不信任情绪，有的地方媒体甚至将网民意见和其中掺杂的非主流错误思潮混同起来，引发网民的极度反感，以至于把网络意见推向对立。这些倾向都应当被引以为戒、努力避免。
3.推进“教化”，支持和鼓励对网络环境素养的教育和宣传
充分运用和发挥网络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是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发现、辨别、运用网络信息，将成为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要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社区秩序，既要发挥外部规范的作用，更应当充分挖掘和发挥网络社区成员自主学习辨别、理性思考参与的能力，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引导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正确看待网络信息，理性参与网络互动。官方主流媒体在适应市场环境的探索中还应当特别注意兼顾客观公正立场和消费者需求特征之间的关系，对泛滥的误导性报道和言论保持清醒立场。
参考文献：
[1]陈述.网络舆情并不完全等同现实民意[N].人民日报，2013-4 -30（01）.
[2]曹林.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N].中国青年报，2013-5 -3 （02）.
[3]卢梭.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9-79.
[4]马凌.“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的公众舆论观念[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5] Leonard Doob，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8， pp.40.
[6]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110-115.
[7] （法）鲍德里亚.仿真与拟象[A].汪民安.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C].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325-341 .
[8]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
[9]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2：29.
[1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 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1 月15日.
（执笔人：蒋广学、周 航、徐 鹏）
[责任编辑：蔡桂兰]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 网络舆论 社会舆论 民意主流化
绪论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共享资源、沟通交往和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一个有别于由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所构建的传统单向度舆论场的新兴舆论场逐步成型，成为反映社会舆论和民意的重要窗口。
发展中的中国不但面临艰巨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而且还处于从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复杂过程，矛盾错综复杂、纷繁激烈。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国内社会的信息传递和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现实层面表达渠道的不畅通与网络世界发表看法的低门槛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中国公民——网民群体在网络技术转型与社会转型紧密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当前，国内网络舆论形态复杂、多变，往往对公共事件形成集中的意见风潮，网络已经成为发展阶段性矛盾和新的社会压力的消解渠道，发挥了超常的特定历史作用，完全迥异于已经历工业化早期的西方发达国家。
网络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参与，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共同结果，具有特殊性。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化、表面化和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盛，都使得社会成员倾向于在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时关注体制等政治因素。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信仰的质疑，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被无限放大，成为诸多无暇深入研究问题根本症结的一般社会成员盲目跟风的对象。反主流政治表达为了规避网络管理手段，往往以隐含和曲折的方式加以呈现，甚至借助“媒体管制”渲染“政治悲情”。这就导致网络舆论在政治上的“双刃剑”特征显著：网络渠道监督建言、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体现了积极的一面；无休止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则体现了消极的一面。这种复杂多变的面向，构成了网络舆论在当代的特殊意义。
2009年以来，国内关于网络舆论和网络民意性质的论述文章逐渐增多，涉及“人肉搜索”、网络隐私和网络暴力等方方面面。2013年5月，《人民日报》[1]《中国青年报》[2]针对雅安地震后社交网络消息庞杂、意见纠缠的状态，密集强调“网络民意不等于社会民意”等观点。由于网络自身的应用主体、传播规律和舆论空间的特殊性，尤其是受现实环境和利益关系作用的影响，网络民意当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民意。但问题的关键是，网络舆论在何种程度上不同于社会舆论和现实民意，以及如何全面辩证地看待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社会舆论与现实民意的关系
1.民意与舆论的思想渊源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视野中，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国外主流研究中，舆论（public opinion）和民意在字面上基本没有区别。法国思想家卢梭第一个把人们对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意见概括为“公众意见”这一概念。在休谟、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眼中，“舆论”是公众理性的结晶，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3]；也有人对公众理性表示悲观。
这一分歧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人的政治论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公众舆论固然是民主社会的指导力量和主要权威，但也存在利益导向、自我论证、易于诱导等需要正视和克服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保护和维持开放空间来维护公民精神[4]。
20世纪上半叶，民意测验和民意研究逐渐兴起，“民意”概念产生了区别辨析的基础。不同学者对民意的看法分歧较大，但普遍认为民意包含民间和非政府的、公开和不公开的意见，在阐发和表达中存在丰富的形式，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其中“潜隐”的部分需要人们去了解、探查[5]。“舆论”的狭义概念更加突出地强调其“公开表达”的性质，是一种“议论形态”[6]，与意见言论传播的介质——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电报、电话的发明，使报纸等舆论载体具有了空前的公共性，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管理技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已炉火纯青。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特别重视媒体等客体这种“反客为主”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当今社会成了大众媒介构建的“仿真”世界，这种仿真本身反倒成了“真实”[7]。因而，可以把“舆论”看作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体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这种意见需要通过大众媒体抽象凝聚并表达出来，成为可以被直接认识的对象。
在我国传统社会，舆论、民意等词汇出现较晚，和现代的理解也有相当的不同；但前人基于民本思想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对舆论和民意一直较为重视。“舆论”一词最初见于《三国志》[8]，指“舆人之论”，泛指众人的意见和看法。先秦文献关于君主重视纳谏的记述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秦代以后，言谏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完善和逐渐衰落的过程，是君权的重要制约因素；《邸报》、小报等报纸雏形也在一定时期扮演过承载舆论的角色。
但是，这些舆论表达途径和民意反映形式主要局限于官僚系统内部，参与者基本上是士大夫群体，具有较强的精英性，也因此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逐渐衰微。戊戌变法前后，大众教育水平提高，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进一步发展；和大众媒体的繁荣相辅相成，近代舆论与传统舆论的阶级属性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康有为“报开两月，舆论渐明”等记述[9]，标志着近代民意和舆论观与中国近代舆论的兴起发展过程互为表里。
2.现实民意和舆论的区别与联系
从民意与舆论这一组概念的源流来看，民意和舆论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从实际应用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来看，现实民意是存在于社会大众种种个人意见的总和，尚不包含讨论、互动、整合的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民意是客观存在和普遍存在的，构成民意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都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10]。而当代人通常使用的狭义的“舆论”强调多数人的共同“意见”（opinion），它相对于“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价值”（value）更主要是针对特定问题作出的反应，这些意见以及形成它们的互动过程，需要通过媒体工具来承载。 因此，民意作为社会劳动和交往中自然、必然产生的普遍意识，既是客观存在的，又常常是分散的、隐匿的；舆论作为人们通过近现代信息手段、借助媒体工具汇集和表达的意见，其内涵相对民意更加狭窄，形式则更为直接。“民意”和“舆论”的关系实际上是体与用、本体与映射、客观存在和主观产物的关系，民意是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客观意识基础和主要内容来源，舆论是观察、分析和了解民意的主要渠道。
与此同时，由于民意和舆论同属意识范畴，发展变化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始终存在诱导和改造的可能。实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舆论的介质，一方面空前的大众化，另一方面又始终受到资本的挟制。舆论既解放了人们的视野，又因自身存在的反作用，常常成为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影响和干预民意以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渠道和工具。
3.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舆论是现实民意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的意见整合和表达，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逐渐兴起的网络新媒体；网络舆论则限于互联网这一媒介。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都是现实民意通过媒介和公共空间整合的产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民意，也当然并不等同于现实民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新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的产生和繁荣，民意和舆论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舆论“反客为主”的过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由于互联网信息发布本身的门槛大幅降低，传统社会权力的影响大不如前。网络舆论由于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逐渐成为了解社会舆论、分析现实民意的重要方式，在传统媒体纷纷布局新媒体、公共讨论在互联网大量展开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之间的交叉和重合越来越多；由于网络在表达和传播成本、展现和整合方式上的特殊性，网络舆论比过去的任何方式更容易逼近真实民意。
尽管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主体日益同构，但网络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差异始终存在，网络舆论作为间接的表达工具和渠道，必然存在诸多扭曲因素。从网民的主体结构来看，中国互联网使用者从“三高”为主（年龄偏高、收入偏高、文化程度偏高）向“三低”占主流演变[11]，尽管和社会成员的构成逐渐一致，但由于网络对社会权力的消解和网络管理的状态，实际上助长了“群氓”的反智倾向。从意见表达倾向上看，网民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表演倾向、个体汇入网民群体之后的非理性心态、网络平台独特筛选机制造成的对某类观点的选择性放大，造成相对自由的网络虚拟空间舆情环境并不乐观。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网民群体整体文化程度的降低、网络媒介的传播方式与当代青年对现实层面愈显刻板的主流话语的叛逆，共同导致简单化、娱乐化、低俗化、极端化的话语日益成为主流。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科学研判民意格局
1.网络舆论日益呈现主流化趋势
正确认识网络舆论，首先需要判断网络舆论在未来的地位趋势和根本性质。互联网在当前中国社会日益成为获取信息和参与表达的最重要工具和手段，个体乃至整个社会都越来越依赖它；但也存在一些反对网络化的声音，这显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移动互联网的强势发展，使网络舆论的基础更加广泛和稳定。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断互动重叠的大背景下，网络舆论必将在舆论总体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网络空间大幅降低对使用者文化素质要求的同时，公民群体的文化素质又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增加了他们参与的主观需求。因而，网络舆论的主流化是一种不可逆的时代趋势。
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客观时空状态，决定网络舆论将发挥特别突出的社会作用。社会压力的消解通道是社会矛盾缓和乃至实现良性发展的必需品。当前，我国现实层面改革中涉及深层矛盾和利益诉求机制的表达渠道不畅，需要网络渠道疏导民众情绪、安抚群体心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网民群体的广泛代表性也使得网络舆论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各类人群的观点，从而为管理者科学决策提供相对可靠的信息支持。网络表达和意见反映虽然存在极端化、碎片化的倾向，但这些表达背后隐含的现实情绪和问题积累仍然需要得到重视。
2.网络舆论的复杂性与网络表达和传播特点
国际互联网这一媒介的固有技术特性和当前传播状态，不可避免地对其承载的内容产生影响和改造。从语言方式看，网络交流过程中表达内容的碎片化趋势带来了高频率、短内容、声像化的表达倾向，促使受众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思维方式因应具象化、片段化，简单、娱乐、低俗、极端话语充塞耳目；从意见倾向上看，健康互动难以同攻击性言论与粗制滥造的网络谣言竞争，戾气不断蔓延。现实社会中矛盾冲突与言路不畅带来的不满情绪不断郁积，并借助相对自由的网络虚拟空间集中释放。
网络空间传播评价机制的独特视角刺激了表达方式的演变，表达方式本身的变化进一步巩固了传播评价机制的固有标准，使得表达内容是现实民意的复杂而扭曲的显现。特别是网络表达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形态，促使众多亚文化、非主流群体得以汇集，并酝酿对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产生影响和改造；这一格局使得反主流意识形态从境内外互联网反复尝试、不断加强隐性的干预和渗透，产生了网络舆论中的政治敏感因素。面对网络舆论，不能停留在意见表达的原初状态，需要特别重视、具体甄别，透过网络舆论现象，分析现实民意状态，挖掘矛盾深层因素，着手解决问题根源。
3.网络舆论失序、失范的现实背景
海量信息发布主体纷纷借助便捷快速的网络通道，企图将观点最大限度呈现给受众，形成“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使不少网民陷入“信息迷失”“选择恐惧症”的尴尬境地；官方话语在与社会观点乃至境外声音的竞争中，偏于僵硬谨慎，高悬半空的空洞说教不接地气，难以解答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惑，无法形成有质量的观点，从而很难产生切实的感染力。此外，管理尺度不够明晰和游移不定，经常使管理者自身陷入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受到来自不同阵营网友的“两面夹击”，既被指责干预言论自由，又被批评手段不够强硬。特别是政治性意见表达的主体对网络管理自发地质疑和有意的攻击纠缠在一起，甚至将网络管理和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议题联系捆绑，空前增加网络治理的难度和压力。 缓解和消除网络失序与失范问题，需要超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从创建理论自信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高度，着眼网络建设和发展这一系统工程。将网络空间早期发展的乱象归结为网络本身的特性，甚至有意把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舆论表达对立起来进行批判式“论战”，反而会消解这一凝聚共识、汇聚主流的过程。
针对网络舆论特点，加强网络建设管理
网络舆论的来源和基础是真实存在的现实民意，网络舆论的表达特征和消极因素同样是现实社会的产物。网络舆论不仅是社会现实民意空前广泛和鲜活的映射，而且与现实社会生活也发生着深刻互动。
网络管理的目的并非管理本身，只有抓住信息社会的主动权，促进网络反映现实、增进交流功能的发挥，同时制约网络舆论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才能逐渐构建健康、有序、理性、和谐的宏观网络环境。这就至少涉及以下方面：
1.加强“规训”，完善和规范对网络不良言行的惩治和震慑
当前，我国网络管理制度探索和实践经验积累还相对有限，不能充分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利益格局和网络舆论空间的挑战，同发达国家在多方面存在差距。这一方面要求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使运动式网络“整风”的成果真正转化为日常管理资源，避免“一刀切”；另一方面需要警惕实践中随意性、妥协性的倾向，既要避免简单粗暴管理方式造成普通网民反感、增加管理阻力，又要防止对“知名人士”和普通网民区别性对待，避免对网络失范的处理“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确保严肃性和震慑力。
2.增进“信任”，加强和改进对网民意见表达的研究和回馈
在当前，政府机构面对网络意见表达的快速发展，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习惯和不适应。有的部门对网络意见不重视、不信任，甚至放大网民意见表达中掺杂的一些消极动机和非主流表达，忽视真实存在的对公共事务、焦点问题的关注和疑虑；有的官方媒体缺乏对网络意见格局和文化特征的了解和研究，使用传统的、行政的、公文式的语言应对网络意见表达中的不信任情绪，有的地方媒体甚至将网民意见和其中掺杂的非主流错误思潮混同起来，引发网民的极度反感，以至于把网络意见推向对立。这些倾向都应当被引以为戒、努力避免。
3.推进“教化”，支持和鼓励对网络环境素养的教育和宣传
充分运用和发挥网络在信息时代的作用，是当前人类文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发现、辨别、运用网络信息，将成为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要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社区秩序，既要发挥外部规范的作用，更应当充分挖掘和发挥网络社区成员自主学习辨别、理性思考参与的能力，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引导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正确看待网络信息，理性参与网络互动。官方主流媒体在适应市场环境的探索中还应当特别注意兼顾客观公正立场和消费者需求特征之间的关系，对泛滥的误导性报道和言论保持清醒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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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
[9]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0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2：29.
[1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 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年1 月15日.
（执笔人：蒋广学、周 航、徐 鹏）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