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山人”一词，见之于文献记载，当以《左传》为最早。“昭公四年”有载：“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这里的“山人”，又称虞、山虞、司木，是一种职官名，掌管山地政令，通俗点讲，就是管理山林的官吏，如果真的如学人所说：“‘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那么，山人似乎应该很早就与士发生了关系，属于了士人的组成部分。此外，“山人”一词，又见于《荀子·王制》：“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这里的山人，则应当是指山居之人，山林草野的百姓，这倒应该正是“山人”的原始本意。
大体说来，在隋朝以前，文献中所谓的“山人”，基本指的是山野草民，平头百姓，与所谓的知识阶层无涉。还是来看一下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苏峻之乱也，（桓）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
尚书令刁协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人守，百夫不当。”（《晋书》卷八十一《蔡豹传》）
（李）洪之芟山为道，广十余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骇。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遣之。（《魏书》卷八十九《李洪之传》）
又土俗，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 （《南史》卷三十五《顾宪之传》）
或者用山野之人与在朝官员对称，这时的“山人”，虽仍然指的是山野之民，却已经涵括了在野的士人及所谓隐逸之流。这与后世指称的“山人”，在内蕴上已相接近。再看例子：
会稽孔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南史》卷四十一《衡阳元王道度附继子钧传》）
明僧绍，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明经有儒术，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僧绍曰：“山薮之人，政当凿坯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以为恨。昔戴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绍故云。（《南史》卷五十《明僧绍传》）
山人久陆沉，幽径忽逢春。（庾信《幽居值春》）
但我以为，包括隋朝及其以前历代，对山人形成影响至大的，恐怕还是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与所谓的游士。
就养士而言，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所谓的四公子，在战国时代均享有盛名。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门下食客多达三千，平原君养士也有数千之众。
养士的风气，到了汉朝，仍未衰替，如《汉书·邹阳传》里记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还有淮南王刘安，也以养士而知名。
《史记·李斯列传》里，李斯向荀子说过这么一番话：“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是在李斯从荀子那里学到了帝王之术以后，将要西入秦国，去游说秦王，临行所作的一番表白，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游士一族普遍拥有的心声。
无论是游说王侯的苏秦、张仪之流，还是战国诸公子、淮南王、梁孝王所养之士，这些士人，都既没有先人留下的产业，又不事治生，而是凭着口舌、文艺等一技之长，混迹于达官显贵王侯府邸，谋取衣食，在这一点上，倒是已著了后世山人的先鞭。当然，纵横之士求取仕禄，而山人则多撇脱功名，而且，游士的社会地位，也远非明清山人所可以向背，这正是他们的区别之处。
二
唐朝以诗赋取士，所以较之前代，唐时的文人阶层，也就显得阵营格外庞大。在山人群落的形成过程中，唐朝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文士称山人，山人能诗，在唐朝是并不鲜见的。例如：
吴兴诗人沈千运，号沈四山人。累试不第，天宝年间，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唐才子传》卷二）。高适曾作《还山吟》赠之。
颍上诗人张彪，应试不中，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嵩山。杜甫称其张十二山人，赠诗曰：“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同上卷三）
卢仝，范阳人，号玉川子。初隐少室山，后卜居洛阳。终日苦吟。王涯祸起，时仝适与诸人会食涯书馆中。官吏前来捕人，仝说：“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人说：“既称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竟同甘露之祸。（同上卷五）
李涉，洛阳人，自号清溪子。早岁客梁园，数逢兵乱，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工诗，词意卓荦，不群世俗。曾经过九江皖口，夜遇强人，问其名，答：李山人。强魁说：“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于是有“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一诗。（同上卷五）
贾岛，范阳人，自称碣石山人。诗尚苦吟，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同上卷五）
就唐代诗人之称山人者审视，其大抵为不仕（或未仕）布衣，这一点，已具备了明清山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而为财货干谒名公、达官显贵，在唐朝“山人”，却似乎并不多见，而在明清山人，就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且蔚然成为风气了。
唐朝诗人的干谒，最引人注目的是行卷之风。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这是以传奇为行卷，因为这可以见出史笔、诗才、议论的缘故。或者以诗为行卷，求知于显达，如《幽闲鼓吹》载：“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这是说，白居易在应考前，到了著作郎顾况那里行卷。顾况前后态度的变化，正表明了白居易的这次行卷，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再如《云溪友议》记载：“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为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十二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说诗人李绅以《悯农》二首行卷，得到了当道吕温等人的揄扬，为显达赏识的事情。
《文献通考·选举考》有段文字，总论唐时文人干谒权贵：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弊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
这里的干谒当朝权贵，更多的是为功名计，是要求知于显达，藉他们的揄扬荐举，以博取功名，步入仕途。这种干谒方式，事实上也开了明清山人干谒权贵打秋风求取财货的先河。
在唐朝山人中，有一个人物不可不提，这便是宰相李泌。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说到：“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李邺侯即李泌，字长源，玄宗时为太子供奉，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官至宰相，封邺侯。新、旧《唐书》均有他的传记。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操尚不羁，不屑以常格仕进。据说李泌少年时，曾为玄宗召见，当时帝与燕国公张说正观棋，便要张说来考察李泌的能力。张说就着棋局而言：“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更不假思索，张口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令张说与玄宗帝大加称奇。天宝年间，李泌诣阙献议，待诏翰林，供奉东宫，为杨国忠嫉恨，“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卷一百三十）。肃宗即位灵武，李泌谒见，陈天下成败之理，帝悦。欲授官职，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人指道：“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旋拜银青光禄大夫。因崔圆、李辅国忌妒陷害，隐衡岳修道。代宗即位，再度出山。
从李泌的经历看，正所谓身在草野，心悬魏阙，虽然数次隐居山中，却始终未能忘怀时世，其称山人，也不无矫情。
就唐朝的山人论，除了上已例举的诗人外，如“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旧唐书》卷十四），“山人杜景先于光顺门进状，称有道术”（同上卷十七），信州刺史李位“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同上卷一五四），“肃宗时，山人韩颖上言《大衍历》或误”（《新唐书》卷二十八）等，还有宋人李纂辑的唐朝诗文总集《文苑英华》“隐逸”类，收录了五十四首有关山人的诗作，如王维《寄霍郑二山人》、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崔峒《送侯山人赴会稽》、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白居易《郡中夜听李山人弹三乐》、卢纶《行药前轩呈董山人》等，这些“山人”，其指称甚为庞杂，似乎星象、医药、书画、音乐诸类技艺，能擅其一，即为山人，这也反映出唐朝所谓的山人，其内涵十分杂乱。
三
宋、元时期，较之唐朝，“山人”所指内涵好像也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举例来说：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谒，未几亿生。（《宋史·杨亿传》）
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觐，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张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渑水燕谈录》卷四）
歙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少逢异人授要诀，退而精思其术，言人寿夭多中。御史马遵应举时，问于惟象，言：“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当知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徵姓贵族。”皆如其言。后为御史，言事责宣城，过仪真，见惟象。言：“不久复职，定寿四十。”俄复京本曹，数日，还台卒，年四十七。（《渑水燕谈录》卷六）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氏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敢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渑水燕谈录》卷十）
熙宁中，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自称回山人。（《侯鲭录》卷四）
在以上的材料里，山人或指隐士，或指术士，或指道人，非仕非宦，庞杂多类，与唐朝对山人的指称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宋时期，有以诗歌事干谒的一族，其虽不称山人，事实上已经有了明清山人的特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类似，并准确地给予了揭示。
对于南宋末期诗人的干谒谋食，宋末元初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江湖诗人戴复古的《寄寻梅》时，已经指出：
盖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州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辈什佰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藩、高菊涧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屣。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王德操诗集序》中，谈及宋末诗人风气，也有类似的评价：
诗道之衰靡，莫甚于宋南渡以后。而其所谓江湖诗者，尤为尘俗可厌。盖自庆元、嘉定之间，刘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诗人启干谒之风，而后钱塘湖山，什佰为群，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谓之阔匾，要求楮币，动以万计。当时之所谓处士者，其风流习尚如此。彼其尘容俗状，填塞于肠胃，而发作于语言于文字之间，欲其为清新高雅之诗，如鹤鸣而鸾啸也，其可几乎！
奔走富豪权贵之门，靠打秋风以口，原本是江湖术士的惯用伎俩，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嘉定（1208～1224年）年间，诗人用此，出入权贵府邸，打其秋风，刘过、戴复古等江湖诗人开其风气，日后竟成风习，如南昌诗人宋谦父以诗谒贾似道，获钱二十万缗，造华屋美室，而钱塘一带，更什佰为群，如过江之鲫，不绝如缕，颇令人想起今日之以乞讨为生的专业乞丐，有所谓“外出磕头，回家造楼”一说，何其相似乃尔，实在令人作呕。
诗人以诗干谒权贵，当然不肇始于南宋。上文述及的唐朝诗人，已间或有之，宋朝如《续墨客挥犀》卷四《韩范二公客》所载，也是类似的例子。此记载说，范仲淹镇鄱阳，有书生献诗，自云：“平生未尝饱，天下之寒饿，无在某右者。”范见其诗工，延礼之。当时盛行欧阳询书法，其书荐福碑拓本能值千钱，范为其具纸墨，拟打千本，使售之京师。夜间雷鸣，击碎此碑，竟薄命如此。范仲淹此举，不失风雅，不显俗气，千本百万钱，也算一份厚重的大礼包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另当别论，但范仲淹的遭遇秋风客，应该是不虚的事实，也就是说，北宋早年，以诗干谒求财，同样是客观存在。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秋风客的日子也不容易，颠沛流离，看人颜色，残羹冷炙，心中悲酸，只有江湖诗人自己最为清楚。刘过终身布衣，游走江湖，如其《上谯江州》一诗，便描写了他既已干谒镇金陵之丘公、治京口之辛老，当下则在干谒守九江之谯侯。诗中甚至表达了若不如意，还要再向武昌去谒吴侯的想法。戴复古“所游历登览，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南越，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特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而其干谒生活，如《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云：“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策。”布衣诗人严羽飘零临川、豫章、浔阳、长沙、衡州、吴江、临安等处，其《江上泊舟》记其酸楚：“此身定何着，江汉一浮萍。”又《将至浔阳途中寄诸从昆弟》：“江湖此去多飘泊，肠断风尘远别情。”足见其辛酸悲苦。
四
山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是明朝中后期的事。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中说：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徵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谢榛、卢、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稚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矣，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
这段文字，揭示了明代社会较之前朝，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翰林专处文学，然而以诗文知名的，都不是词馆出身，甚至多有不从科举出身的下层文人，所谓布衣山人，每每卓然见于世，以诗文书画，享誉海内，才名倾动一时，为世人熟知。布衣山人的崛起，透露出明朝文化下移的迹象，文化在这个时代，已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文化下移，也标志着社会文明的长足进步。
这里，我们姑且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叙述，例举个案。先看一下明代的早期山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周山人砥，字履道，吴人，寓居无锡。博学工文词。兵乱避地，与义兴马治孝常善，往舍荆溪山中。治为治具，巾车泛舟，穷阳羡山之胜，有《荆南倡和集》。义兴多富人，与治厚善者，咸治酒为具，召履道。履道心恶之。一日，贻书别治，夜半遁去。归吴，与高、杨诸人游。书画益工。已而又去，之会稽，殁于兵。
（玉峰山人赵）善瑛，字廷嶂，成都人。八岁能诗。明《诗》、《礼》、《春秋》。隐居教授。至正癸卯，明氏据蜀，隐居乐绩山中。伪夏主累遣使征辟，不就。内附后，徙家成都，筑室锦江之滨。洪武丁丑夏，年七十有八，赋《观化诗》，端坐而逝。
（谢山人）绩，字世懋，黄岩人。少与兄省，相为师友。读书务极底里，人或以古迂谑之，不顾也。
（王山人）佐，字仁甫，自号古直老人，黄岩人。善草书，作诗。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不置釜甑，无僮仆。意度率直，不为崖岸，遇所会意，欣然忘去。李西涯作《王古直传》，又赠诗曰：长安信脚自来往，醉醒不信东君谁。其风度可知也。
（雷山人）鲤，号半窗山人，建安人。以诗画名。与沈石翁同时。江以西重之，比于江左之石翁。题画诸诗，亦有石田之风。
（程山人）诰，字自邑，歙县人。居于溪，自号溪山人。杖策游华山，从李献吉游，酬和于繁吹两台之间。黄勉之诸人，北学于空同者，皆以自邑为介，然其诗殊有风调。
（方山子郑）作，字宜述，歙人。读书方山之上，自号方山子。已而弃去为商，往来梁、宋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目无虚日。其他虽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闻其名，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余，病痰，别空同南归，殁于丰沛舟中。方山初见空同，空同规其诗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复放笔涂抹。诗数千百篇，空同选得二百余首，序而传之。
上所列举，都是《列朝诗集小传》中排列在孙一元以前的山人诗人，统观其传记，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点来：他们均籍贯长江以南，都长于为诗，或者并擅书画，皆布衣不仕。其中王山人的“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程山人的依附李梦阳，为见者媒介，方山人的崇尚游侠，在以后明中、后期的山人中，已成了标志性的内容。
明代中后期，山人数量急遽增加，量变带来的结果是质的变化，此即山人由个别分散的现象，成为突出集中、广为社会瞩目的一个群体。所谓 “山人如蚊”（袁宏道《锦帆集·王以明》）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有具体的描述：“山人墨客，莫盛于明之末年，刺去清言，以夸高致，亦一时风尚如是矣。”“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皆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仅就《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传记来看，从太白山人孙一元起，总计收山人不下五十家（标题注名山人，或陈继儒、王稚登等虽未标山人，实为山人者），这足见其群类的庞大。
迨明代嘉靖、万历朝，山人规模化、集中化的出现，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明初的“置不为君用之罚”（《明史·隐逸传》），断了知识分子隐居的路，所以明朝社会隐士独少；八股科举取士，限额录取，大量的读书人沉沦在下，他们需要谋求生路；商品经济的发展，生命意识的觉醒，享乐之风的大盛，使读书人不再固守“君子固贫”的陈规；从王府宰相、边疆大吏，到地方的府县官吏，空虚无聊、奢侈腐化，需要山人的帮闲逗趣，也需要山人为其幕僚，帮他们料理各种事务，所有这些，都成为明朝山人崛起的土壤。可以说，到了明朝中后期，山人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群落，一个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其具体表现为：
（一）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知名山人，他们在文坛，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如四溟山人谢榛，为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之一，诗歌主张模拟盛唐；天池山人徐渭，不仅书画独标一格，其诗歌创作也深得公安派推崇，并为其导夫先路；王稚登则为苏州在文徵明去世后，主持风雅之道的坛主，“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明臣创浙诗“丰对楼一派”；陈继儒声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酉土司，咸丐其词章，进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市盐豉者，胥被以梅公之名”（《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二）产生了一大批山人诗人，所谓“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俞羡长集序》）。《列朝诗集小传》收山人诗人小传约五十家，《明诗纪事》收山人诗也不下五十家，所谓：“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诗不在台阁，也不在山林，而布衣山人之诗，出之民间，是谓真诗。”（汪道昆《太函集·集序》）山人诗人的崛起，在明朝八股科举取士，举世士人趋之若鹜，揣摩八股制艺、摒弃诗文之际，成了传承诗歌传统的脊梁，也是当时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挟其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三）于是有“相府山人”，如“分宜（严嵩）有吴扩，华亭（徐阶）有沈明臣，袁文荣（炜）有王稚登，申吴门（时行）有陆应阳诸人，皆降礼为布衣交”（《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而自称山人，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如王九思称紫阁山人，何景明称大复山人，李维桢称大泌山人，王世贞称州山人，甚至明王朝宗室朱载也称句曲山人。此所谓冠带山人，虽是徒有其名，也颇能够反映出山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
（四）山人泛滥，鱼龙混杂，以致朝廷颁发了驱逐山人的诏书。身为山人的钱希言，在其《戏瑕·山人高士》中谈到：“夫所谓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鸥狎鹿之俦，而后可以称其名耳。今也一概溷称，出于何典？词客称山人，文士称山人，征君通儒称山人，喜游子弟亦称山人，说客辩卿谋臣策士亦称山人，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甚者公卿大夫弃其封爵而署山人为别号，其义云何？今娄江诸士子为人题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绝倒。”其末流，有“山人星相医卜诸人，持刺诣督抚将官，有所求为，及买窝占窝，干碍盐法者”（《万历疏钞·枢急务疏》）。《万历野获编·恩诏逐山人》：“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怨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山人之危害，也正说明其存在的普遍，势力的广大。
明朝灭亡，满人入主中原，讲究气节者拒绝与清朝合作，成为遗民一族。痛心于汉族政权的覆灭，士人们痛定思痛，总结朱明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明末之清谈误国，痛心疾首，晚明山人也在他们的挞伐之列，所以进入清代，在总体上，山人呈式微的态势。尽管如此，山人群体，也依然存在。就清代山人而言，其与明代相较，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如明清之际稽留山人陈祚明，“家贫卖文以给食。顺治十三年入都，以诗酒遨游公卿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华苹山人吴懋谦，“喜吟咏，遨游缙绅间，诗名甚著”（董含《三冈识略》）；顺治朝青门山人邵长蘅，“所志皆未就，而宋公牧仲开府吴会，礼致之幕府，谈道论文”（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乾隆朝樊桐山人顾列星，尝为奎将军所赏，“将以书招之，既而出师西征，不果”（吴文溥《南野草堂笔记》）等，或以诗歌文艺游缙绅公卿间，或做幕僚，都与明朝山人相类。到了清朝，山人有依附商人、靠干谒商人而谋取衣食资费的，如乾隆时期看云山人张栋，“晚依扬商汪怡士以终”（袁枚《随园诗话》卷十），这应该说是清代盐商崛起以后，山人谋食之道的一个新动向了。整个清朝，知名山人寥寥可数，最有名的，或许还应推由明入清、跨越两朝的李笠翁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清朝山人是远不如明朝中后期那样为社会广为关注的。
综括地讲，从最初的山林之官，到山中之人、山野草民，再到不仕的士人、隐士，递嬗演变，最后到了明代中后期，山人才正式形成一个以不仕、多艺、能诗、好游、不事产业、以诗干谒为特征的特殊知识群体——山人阶层，这便是山人生成演变史的轨迹。探讨山人文化，揭示山人的心灵世界，是研究中国文化之必需，认识中国历史之必需，批判继承传统之必需，发展健康的新文化之必需。总之，对于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阶层，我们只有彻底认识其过去，才会推动其今日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研究探讨山人文化最主要的目的。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
“山人”一词，见之于文献记载，当以《左传》为最早。“昭公四年”有载：“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这里的“山人”，又称虞、山虞、司木，是一种职官名，掌管山地政令，通俗点讲，就是管理山林的官吏，如果真的如学人所说：“‘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那么，山人似乎应该很早就与士发生了关系，属于了士人的组成部分。此外，“山人”一词，又见于《荀子·王制》：“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这里的山人，则应当是指山居之人，山林草野的百姓，这倒应该正是“山人”的原始本意。
大体说来，在隋朝以前，文献中所谓的“山人”，基本指的是山野草民，平头百姓，与所谓的知识阶层无涉。还是来看一下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苏峻之乱也，（桓）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
尚书令刁协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军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险，山人便弓弩，习土俗，一人守，百夫不当。”（《晋书》卷八十一《蔡豹传》）
（李）洪之芟山为道，广十余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骇。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所疾苦，因资遣之。（《魏书》卷八十九《李洪之传》）
又土俗，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 （《南史》卷三十五《顾宪之传》）
或者用山野之人与在朝官员对称，这时的“山人”，虽仍然指的是山野之民，却已经涵括了在野的士人及所谓隐逸之流。这与后世指称的“山人”，在内蕴上已相接近。再看例子：
会稽孔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南史》卷四十一《衡阳元王道度附继子钧传》）
明僧绍，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明经有儒术，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僧绍曰：“山薮之人，政当凿坯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以为恨。昔戴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绍故云。（《南史》卷五十《明僧绍传》）
山人久陆沉，幽径忽逢春。（庾信《幽居值春》）
但我以为，包括隋朝及其以前历代，对山人形成影响至大的，恐怕还是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与所谓的游士。
就养士而言，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所谓的四公子，在战国时代均享有盛名。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门下食客多达三千，平原君养士也有数千之众。
养士的风气，到了汉朝，仍未衰替，如《汉书·邹阳传》里记载：“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还有淮南王刘安，也以养士而知名。
《史记·李斯列传》里，李斯向荀子说过这么一番话：“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这是在李斯从荀子那里学到了帝王之术以后，将要西入秦国，去游说秦王，临行所作的一番表白，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战国时代游士一族普遍拥有的心声。
无论是游说王侯的苏秦、张仪之流，还是战国诸公子、淮南王、梁孝王所养之士，这些士人，都既没有先人留下的产业，又不事治生，而是凭着口舌、文艺等一技之长，混迹于达官显贵王侯府邸，谋取衣食，在这一点上，倒是已著了后世山人的先鞭。当然，纵横之士求取仕禄，而山人则多撇脱功名，而且，游士的社会地位，也远非明清山人所可以向背，这正是他们的区别之处。
二
唐朝以诗赋取士，所以较之前代，唐时的文人阶层，也就显得阵营格外庞大。在山人群落的形成过程中，唐朝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文士称山人，山人能诗，在唐朝是并不鲜见的。例如：
吴兴诗人沈千运，号沈四山人。累试不第，天宝年间，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唐才子传》卷二）。高适曾作《还山吟》赠之。
颍上诗人张彪，应试不中，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嵩山。杜甫称其张十二山人，赠诗曰：“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同上卷三）
卢仝，范阳人，号玉川子。初隐少室山，后卜居洛阳。终日苦吟。王涯祸起，时仝适与诸人会食涯书馆中。官吏前来捕人，仝说：“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人说：“既称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竟同甘露之祸。（同上卷五）
李涉，洛阳人，自号清溪子。早岁客梁园，数逢兵乱，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工诗，词意卓荦，不群世俗。曾经过九江皖口，夜遇强人，问其名，答：李山人。强魁说：“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于是有“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一诗。（同上卷五）
贾岛，范阳人，自称碣石山人。诗尚苦吟，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同上卷五）
就唐代诗人之称山人者审视，其大抵为不仕（或未仕）布衣，这一点，已具备了明清山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而为财货干谒名公、达官显贵，在唐朝“山人”，却似乎并不多见，而在明清山人，就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且蔚然成为风气了。
唐朝诗人的干谒，最引人注目的是行卷之风。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这是以传奇为行卷，因为这可以见出史笔、诗才、议论的缘故。或者以诗为行卷，求知于显达，如《幽闲鼓吹》载：“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这是说，白居易在应考前，到了著作郎顾况那里行卷。顾况前后态度的变化，正表明了白居易的这次行卷，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再如《云溪友议》记载：“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为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十二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说诗人李绅以《悯农》二首行卷，得到了当道吕温等人的揄扬，为显达赏识的事情。
《文献通考·选举考》有段文字，总论唐时文人干谒权贵：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弊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
这里的干谒当朝权贵，更多的是为功名计，是要求知于显达，藉他们的揄扬荐举，以博取功名，步入仕途。这种干谒方式，事实上也开了明清山人干谒权贵打秋风求取财货的先河。
在唐朝山人中，有一个人物不可不提，这便是宰相李泌。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说到：“山人之名号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李邺侯即李泌，字长源，玄宗时为太子供奉，仕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官至宰相，封邺侯。新、旧《唐书》均有他的传记。李泌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操尚不羁，不屑以常格仕进。据说李泌少年时，曾为玄宗召见，当时帝与燕国公张说正观棋，便要张说来考察李泌的能力。张说就着棋局而言：“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更不假思索，张口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令张说与玄宗帝大加称奇。天宝年间，李泌诣阙献议，待诏翰林，供奉东宫，为杨国忠嫉恨，“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卷一百三十）。肃宗即位灵武，李泌谒见，陈天下成败之理，帝悦。欲授官职，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人指道：“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旋拜银青光禄大夫。因崔圆、李辅国忌妒陷害，隐衡岳修道。代宗即位，再度出山。
从李泌的经历看，正所谓身在草野，心悬魏阙，虽然数次隐居山中，却始终未能忘怀时世，其称山人，也不无矫情。
就唐朝的山人论，除了上已例举的诗人外，如“抚州山人张洪骑牛冠履，献书于光顺门，书不足采”（《旧唐书》卷十四），“山人杜景先于光顺门进状，称有道术”（同上卷十七），信州刺史李位“与山人王恭合炼药物”（同上卷一五四），“肃宗时，山人韩颖上言《大衍历》或误”（《新唐书》卷二十八）等，还有宋人李纂辑的唐朝诗文总集《文苑英华》“隐逸”类，收录了五十四首有关山人的诗作，如王维《寄霍郑二山人》、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崔峒《送侯山人赴会稽》、杜甫《寄张十二山人彪》、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白居易《郡中夜听李山人弹三乐》、卢纶《行药前轩呈董山人》等，这些“山人”，其指称甚为庞杂，似乎星象、医药、书画、音乐诸类技艺，能擅其一，即为山人，这也反映出唐朝所谓的山人，其内涵十分杂乱。
三
宋、元时期，较之唐朝，“山人”所指内涵好像也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举例来说：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谒，未几亿生。（《宋史·杨亿传》）
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觐，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张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渑水燕谈录》卷四）
歙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少逢异人授要诀，退而精思其术，言人寿夭多中。御史马遵应举时，问于惟象，言：“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当知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徵姓贵族。”皆如其言。后为御史，言事责宣城，过仪真，见惟象。言：“不久复职，定寿四十。”俄复京本曹，数日，还台卒，年四十七。（《渑水燕谈录》卷六）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氏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敢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渑水燕谈录》卷十）
熙宁中，有道人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于壁，自称回山人。（《侯鲭录》卷四）
在以上的材料里，山人或指隐士，或指术士，或指道人，非仕非宦，庞杂多类，与唐朝对山人的指称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宋时期，有以诗歌事干谒的一族，其虽不称山人，事实上已经有了明清山人的特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说：“本朝布衣以诗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轻出游人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谓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此后接迹如市人矣。”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类似，并准确地给予了揭示。
对于南宋末期诗人的干谒谋食，宋末元初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江湖诗人戴复古的《寄寻梅》时，已经指出：
盖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州刘过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辈什佰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藩、高菊涧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门倒屣。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牧斋初学集·王德操诗集序》中，谈及宋末诗人风气，也有类似的评价：
诗道之衰靡，莫甚于宋南渡以后。而其所谓江湖诗者，尤为尘俗可厌。盖自庆元、嘉定之间，刘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诗人启干谒之风，而后钱塘湖山，什佰为群，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谓之阔匾，要求楮币，动以万计。当时之所谓处士者，其风流习尚如此。彼其尘容俗状，填塞于肠胃，而发作于语言于文字之间，欲其为清新高雅之诗，如鹤鸣而鸾啸也，其可几乎！
奔走富豪权贵之门，靠打秋风以口，原本是江湖术士的惯用伎俩，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嘉定（1208～1224年）年间，诗人用此，出入权贵府邸，打其秋风，刘过、戴复古等江湖诗人开其风气，日后竟成风习，如南昌诗人宋谦父以诗谒贾似道，获钱二十万缗，造华屋美室，而钱塘一带，更什佰为群，如过江之鲫，不绝如缕，颇令人想起今日之以乞讨为生的专业乞丐，有所谓“外出磕头，回家造楼”一说，何其相似乃尔，实在令人作呕。
诗人以诗干谒权贵，当然不肇始于南宋。上文述及的唐朝诗人，已间或有之，宋朝如《续墨客挥犀》卷四《韩范二公客》所载，也是类似的例子。此记载说，范仲淹镇鄱阳，有书生献诗，自云：“平生未尝饱，天下之寒饿，无在某右者。”范见其诗工，延礼之。当时盛行欧阳询书法，其书荐福碑拓本能值千钱，范为其具纸墨，拟打千本，使售之京师。夜间雷鸣，击碎此碑，竟薄命如此。范仲淹此举，不失风雅，不显俗气，千本百万钱，也算一份厚重的大礼包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另当别论，但范仲淹的遭遇秋风客，应该是不虚的事实，也就是说，北宋早年，以诗干谒求财，同样是客观存在。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云：“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秋风客的日子也不容易，颠沛流离，看人颜色，残羹冷炙，心中悲酸，只有江湖诗人自己最为清楚。刘过终身布衣，游走江湖，如其《上谯江州》一诗，便描写了他既已干谒镇金陵之丘公、治京口之辛老，当下则在干谒守九江之谯侯。诗中甚至表达了若不如意，还要再向武昌去谒吴侯的想法。戴复古“所游历登览，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南越，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特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吴子良《石屏诗后集序》）。而其干谒生活，如《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云：“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策。”布衣诗人严羽飘零临川、豫章、浔阳、长沙、衡州、吴江、临安等处，其《江上泊舟》记其酸楚：“此身定何着，江汉一浮萍。”又《将至浔阳途中寄诸从昆弟》：“江湖此去多飘泊，肠断风尘远别情。”足见其辛酸悲苦。
四
山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是明朝中后期的事。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中说：
唐、宋以来，翰林尚多书画医卜杂流，其清华者，惟学士耳。至前明则专以处文学之臣，宜乎一代文人尽出于是……而一代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倾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徵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谢榛、卢、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稚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矣，其有愧于翰林之官多矣。
这段文字，揭示了明代社会较之前朝，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翰林专处文学，然而以诗文知名的，都不是词馆出身，甚至多有不从科举出身的下层文人，所谓布衣山人，每每卓然见于世，以诗文书画，享誉海内，才名倾动一时，为世人熟知。布衣山人的崛起，透露出明朝文化下移的迹象，文化在这个时代，已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文化下移，也标志着社会文明的长足进步。
这里，我们姑且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叙述，例举个案。先看一下明代的早期山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周山人砥，字履道，吴人，寓居无锡。博学工文词。兵乱避地，与义兴马治孝常善，往舍荆溪山中。治为治具，巾车泛舟，穷阳羡山之胜，有《荆南倡和集》。义兴多富人，与治厚善者，咸治酒为具，召履道。履道心恶之。一日，贻书别治，夜半遁去。归吴，与高、杨诸人游。书画益工。已而又去，之会稽，殁于兵。
（玉峰山人赵）善瑛，字廷嶂，成都人。八岁能诗。明《诗》、《礼》、《春秋》。隐居教授。至正癸卯，明氏据蜀，隐居乐绩山中。伪夏主累遣使征辟，不就。内附后，徙家成都，筑室锦江之滨。洪武丁丑夏，年七十有八，赋《观化诗》，端坐而逝。
（谢山人）绩，字世懋，黄岩人。少与兄省，相为师友。读书务极底里，人或以古迂谑之，不顾也。
（王山人）佐，字仁甫，自号古直老人，黄岩人。善草书，作诗。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不置釜甑，无僮仆。意度率直，不为崖岸，遇所会意，欣然忘去。李西涯作《王古直传》，又赠诗曰：长安信脚自来往，醉醒不信东君谁。其风度可知也。
（雷山人）鲤，号半窗山人，建安人。以诗画名。与沈石翁同时。江以西重之，比于江左之石翁。题画诸诗，亦有石田之风。
（程山人）诰，字自邑，歙县人。居于溪，自号溪山人。杖策游华山，从李献吉游，酬和于繁吹两台之间。黄勉之诸人，北学于空同者，皆以自邑为介，然其诗殊有风调。
（方山子郑）作，字宜述，歙人。读书方山之上，自号方山子。已而弃去为商，往来梁、宋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目无虚日。其他虽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闻其名，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余，病痰，别空同南归，殁于丰沛舟中。方山初见空同，空同规其诗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复放笔涂抹。诗数千百篇，空同选得二百余首，序而传之。
上所列举，都是《列朝诗集小传》中排列在孙一元以前的山人诗人，统观其传记，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点来：他们均籍贯长江以南，都长于为诗，或者并擅书画，皆布衣不仕。其中王山人的“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程山人的依附李梦阳，为见者媒介，方山人的崇尚游侠，在以后明中、后期的山人中，已成了标志性的内容。
明代中后期，山人数量急遽增加，量变带来的结果是质的变化，此即山人由个别分散的现象，成为突出集中、广为社会瞩目的一个群体。所谓 “山人如蚊”（袁宏道《锦帆集·王以明》）是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有具体的描述：“山人墨客，莫盛于明之末年，刺去清言，以夸高致，亦一时风尚如是矣。”“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皆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仅就《列朝诗集小传》中的传记来看，从太白山人孙一元起，总计收山人不下五十家（标题注名山人，或陈继儒、王稚登等虽未标山人，实为山人者），这足见其群类的庞大。
迨明代嘉靖、万历朝，山人规模化、集中化的出现，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明初的“置不为君用之罚”（《明史·隐逸传》），断了知识分子隐居的路，所以明朝社会隐士独少；八股科举取士，限额录取，大量的读书人沉沦在下，他们需要谋求生路；商品经济的发展，生命意识的觉醒，享乐之风的大盛，使读书人不再固守“君子固贫”的陈规；从王府宰相、边疆大吏，到地方的府县官吏，空虚无聊、奢侈腐化，需要山人的帮闲逗趣，也需要山人为其幕僚，帮他们料理各种事务，所有这些，都成为明朝山人崛起的土壤。可以说，到了明朝中后期，山人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群落，一个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其具体表现为：
（一）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知名山人，他们在文坛，在社会上，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如四溟山人谢榛，为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之一，诗歌主张模拟盛唐；天池山人徐渭，不仅书画独标一格，其诗歌创作也深得公安派推崇，并为其导夫先路；王稚登则为苏州在文徵明去世后，主持风雅之道的坛主，“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明臣创浙诗“丰对楼一派”；陈继儒声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酉土司，咸丐其词章，进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市盐豉者，胥被以梅公之名”（《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二）产生了一大批山人诗人，所谓“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俞羡长集序》）。《列朝诗集小传》收山人诗人小传约五十家，《明诗纪事》收山人诗也不下五十家，所谓：“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诗不在台阁，也不在山林，而布衣山人之诗，出之民间，是谓真诗。”（汪道昆《太函集·集序》）山人诗人的崛起，在明朝八股科举取士，举世士人趋之若鹜，揣摩八股制艺、摒弃诗文之际，成了传承诗歌传统的脊梁，也是当时诗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挟其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三）于是有“相府山人”，如“分宜（严嵩）有吴扩，华亭（徐阶）有沈明臣，袁文荣（炜）有王稚登，申吴门（时行）有陆应阳诸人，皆降礼为布衣交”（《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而自称山人，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如王九思称紫阁山人，何景明称大复山人，李维桢称大泌山人，王世贞称州山人，甚至明王朝宗室朱载也称句曲山人。此所谓冠带山人，虽是徒有其名，也颇能够反映出山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大。
（四）山人泛滥，鱼龙混杂，以致朝廷颁发了驱逐山人的诏书。身为山人的钱希言，在其《戏瑕·山人高士》中谈到：“夫所谓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鸥狎鹿之俦，而后可以称其名耳。今也一概溷称，出于何典？词客称山人，文士称山人，征君通儒称山人，喜游子弟亦称山人，说客辩卿谋臣策士亦称山人，地形日者医相讼师亦称山人。甚者公卿大夫弃其封爵而署山人为别号，其义云何？今娄江诸士子为人题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绝倒。”其末流，有“山人星相医卜诸人，持刺诣督抚将官，有所求为，及买窝占窝，干碍盐法者”（《万历疏钞·枢急务疏》）。《万历野获编·恩诏逐山人》：“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怨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山人之危害，也正说明其存在的普遍，势力的广大。
明朝灭亡，满人入主中原，讲究气节者拒绝与清朝合作，成为遗民一族。痛心于汉族政权的覆灭，士人们痛定思痛，总结朱明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明末之清谈误国，痛心疾首，晚明山人也在他们的挞伐之列，所以进入清代，在总体上，山人呈式微的态势。尽管如此，山人群体，也依然存在。就清代山人而言，其与明代相较，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如明清之际稽留山人陈祚明，“家贫卖文以给食。顺治十三年入都，以诗酒遨游公卿间”（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华苹山人吴懋谦，“喜吟咏，遨游缙绅间，诗名甚著”（董含《三冈识略》）；顺治朝青门山人邵长蘅，“所志皆未就，而宋公牧仲开府吴会，礼致之幕府，谈道论文”（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乾隆朝樊桐山人顾列星，尝为奎将军所赏，“将以书招之，既而出师西征，不果”（吴文溥《南野草堂笔记》）等，或以诗歌文艺游缙绅公卿间，或做幕僚，都与明朝山人相类。到了清朝，山人有依附商人、靠干谒商人而谋取衣食资费的，如乾隆时期看云山人张栋，“晚依扬商汪怡士以终”（袁枚《随园诗话》卷十），这应该说是清代盐商崛起以后，山人谋食之道的一个新动向了。整个清朝，知名山人寥寥可数，最有名的，或许还应推由明入清、跨越两朝的李笠翁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清朝山人是远不如明朝中后期那样为社会广为关注的。
综括地讲，从最初的山林之官，到山中之人、山野草民，再到不仕的士人、隐士，递嬗演变，最后到了明代中后期，山人才正式形成一个以不仕、多艺、能诗、好游、不事产业、以诗干谒为特征的特殊知识群体——山人阶层，这便是山人生成演变史的轨迹。探讨山人文化，揭示山人的心灵世界，是研究中国文化之必需，认识中国历史之必需，批判继承传统之必需，发展健康的新文化之必需。总之，对于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阶层，我们只有彻底认识其过去，才会推动其今日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研究探讨山人文化最主要的目的。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