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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长达3年极其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由于中断了和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相互之间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各游击区、根据地不得不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用最劣等的武器同持有优良装备且在数量上10倍、20倍、甚至50倍于己的敌人正规军作战,克服了无数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终于坚持了下来。这里记述的是陈毅5次遇险的经历:
第一次:转移途中遇敌,钻进路边水沟芦苇丛中得以脱险。
1935年4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围剿”。他的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了三四万兵力,设置了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粤赣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搜剿、追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下令进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埋伏,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搬迁几个地方,和敌人捉迷藏。一天下午5点钟,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在警卫员护卫下,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又搬了个新地方。当时并没发现什么敌情,搬一搬,是怕头天住的地方会暴露目标。敌人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要搬地方,结果途中遭遇了,双方打起来。一打枪人就散了,有的人跑得很远,有的躲在附近。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敌人搜过来搜过去,领头的是国民党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看到他们钻进去了。”他骂那个班长,班长仍叫士兵去搜,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会被打死的。”连长说:“走开,我去。”没走几步,他就喊:“谁的一只鞋子掉了?”又说:“你们看,鞋子在这里,一定人也在这里,下去!”陈毅和警卫员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今天跑不掉了,立即把枪举起,子弹上膛,决定先打死一个再说。这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陈毅和警卫员钻进来时,脸都划破了。敌连长命令敌排长下去,敌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敌连长说:“好,跑掉了,我不相信他能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到路上抽烟等候。陈毅听到敌兵说:“咳,我们打共产党,什么也没得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杀“回马枪”,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到对面一个小山坡上蹲着。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来了,在芦苇丛中东搜西搜,搜了一两个钟头,大声叫着:“你还不出来,我看到你了。”就这样吆喝一阵没有任何动静,敌连长拎着一只鞋子,说:“看呀,打死了,腿打断了,沉下水去了。”这才撤走。
第二次:叛徒引敌军进山搜剿,哨兵鸣枪报警得以安全转移。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多人,向湘南游击区突围。他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捉到了,随后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项英、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要他去捉项英、陈毅,给了他40个人做卫队,10个精干小伙子,有十几支转盘枪、快慢机、驳壳枪,后面还跟着一个连敌军。1935年10月,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与粤军余汉谋部假打了一阵,造成声势,尔后去寻找项英、陈毅的行踪。在行军路上,凑巧碰见了交通站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得他是参谋长,带他到交通站去。何长林见他衣服很新,部下都说广东客家话,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干脆露出狰狞面目,缴了何长林的短枪,说:“我现在是国民党,把陈毅、项英藏身的地方告诉我,我不杀你。”何长林怕死,立刻叛变了。他说:“陈毅的秘书今天下午要带七八个人来这里搞粮食,拿报纸,取情报,抓住他们,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龚楚说:“好,你很忠诚,我将来给你官做。只要抓到项英、陈毅,你就立了大功。”果然,陈毅派去的人一到交通站就被卡住了。龚楚也不暴露身份,说:“我是来找首长的,请领我去项英、陈毅那里。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的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他们二人去那里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还挑米,我们那里可不是这样。”秘书说:“参谋长,你是老首长,是不是你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回去报告,事先不报告怕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龚楚不同意,说:“我急着要见他们。”秘书说:“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几个便衣队,我们一路走,大队伍留下,一起去目标太大,会引起误会。”龚楚仍不同意,说:“不管,一起去。”秘书心知这里面有问题,便答道:“好,去吧,走吧。”秘书和一起去的几个人,挑起米,边走边观察动静。龚楚问:“你们有多少人啊?”秘书胡吹说:“我们那里人多,有50多人,还有几挺机枪,打了好多胜仗。”龚楚害怕了,派两个卫队跟秘书走前面,他落后十几米远,他怕死,叛徒总是怕死的。当走到离陈毅住地很近的地方时,何长林说:“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晓得了,陈毅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有五六公里。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很险要,他们几个人回去报告都来不及,我们走直路。”龚楚不同意,何长林坚持说:“我定要立这个头功。”龚楚坚持要自己带人去,从黄昏起,搞到凌晨4点多钟,陈毅派来的几个人都跑散了,龚楚抓住一个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想:我不带路,何长林也知道这地方。于是,就假装同意领路。龚楚派两个卫队挟着他走,一会儿就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哨兵喊:“什么人?”警卫员说:“不要开枪,自己人。”哨兵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叫警卫员去,警卫员对他说:“你要沉着,不沉着,一打枪,项英、陈毅就跑了。”警卫员一上山,就喊:“他们是反动派。”哨兵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敌人打死了。哨兵一开枪,龚楚他们站不住脚,冲锋也来不及,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登山,转了几个圈,等到龚楚把队伍集合起来,冲上哨兵阵地,哨兵就地一滚下山跑了。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一个营敌军上山,把陈毅他们住的棚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和项英等人在附近山上躲了3天,这才脱险。
第三次:被敌军重兵围困在梅山岩洞中20多天,西安事变才解了围。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企图借此问鼎中原。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不到3个月,就瓦解了“两广事变”,又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移民并村,将分散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的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民党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时,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地爬回了家。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从洞外不时传来上山搜剿的敌人走过的脚步声,使他又不敢冒然行事。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陈毅这才知道,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国民党一撤,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第四次:受骗进大余县城与“中共代表”接头,机智逃脱。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第二天上午,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他们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的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进一家茶馆里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县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这些负责人来,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上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3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陈毅当机立断,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住的棚子已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的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中钻出来。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10几公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
第五次:下山找谭余保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被误认作叛徒险遭枪杀。
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带支驳壳枪、戴副墨镜、戴顶红军帽子,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看过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了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他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们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的经过全部供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到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就要砍你的脑袋,还松绑?”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过几天也从南京回来了。”谭说:“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陈毅火了,说:“你混蛋,你是土匪头子,我说了这么多都在忍耐,我以为你是共产党员。你们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党不怕牺牲,你们是光荣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这很容易理解,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我讲我是叶剑英、朱德派来的,你就抓起来,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也要抓。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怎么能抓?你已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怎么当省委书记?我们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搞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该。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头子,就枪毙我,枪毙吧!”
到了第4天,看守陈毅的游击队员对陈毅说:“谭书记要你好好准备,好好把问题讲一讲。你要把叛党经过全部老实讲出来,还要讲这次怎么与敌人勾结来进攻的。你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
第5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苏维埃是正确的,现在苏维埃不能用了,取消苏维埃,这当然是机会主义!第二个,是土地革命,他主张阶级合作;第三,改编红军,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摘帽子投降敌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知识分子吃不得游击战争的苦,对国民党有幻想,他去投机,相信合作,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他影响,但也不要把他当叛徒对待。”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陈毅问:“讲什么?”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陈毅又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哪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做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这才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第一次:转移途中遇敌,钻进路边水沟芦苇丛中得以脱险。
1935年4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围剿”。他的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了三四万兵力,设置了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粤赣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搜剿、追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下令进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埋伏,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搬迁几个地方,和敌人捉迷藏。一天下午5点钟,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在警卫员护卫下,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又搬了个新地方。当时并没发现什么敌情,搬一搬,是怕头天住的地方会暴露目标。敌人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要搬地方,结果途中遭遇了,双方打起来。一打枪人就散了,有的人跑得很远,有的躲在附近。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敌人搜过来搜过去,领头的是国民党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看到他们钻进去了。”他骂那个班长,班长仍叫士兵去搜,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会被打死的。”连长说:“走开,我去。”没走几步,他就喊:“谁的一只鞋子掉了?”又说:“你们看,鞋子在这里,一定人也在这里,下去!”陈毅和警卫员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今天跑不掉了,立即把枪举起,子弹上膛,决定先打死一个再说。这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陈毅和警卫员钻进来时,脸都划破了。敌连长命令敌排长下去,敌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敌连长说:“好,跑掉了,我不相信他能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到路上抽烟等候。陈毅听到敌兵说:“咳,我们打共产党,什么也没得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杀“回马枪”,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到对面一个小山坡上蹲着。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来了,在芦苇丛中东搜西搜,搜了一两个钟头,大声叫着:“你还不出来,我看到你了。”就这样吆喝一阵没有任何动静,敌连长拎着一只鞋子,说:“看呀,打死了,腿打断了,沉下水去了。”这才撤走。
第二次:叛徒引敌军进山搜剿,哨兵鸣枪报警得以安全转移。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多人,向湘南游击区突围。他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捉到了,随后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项英、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要他去捉项英、陈毅,给了他40个人做卫队,10个精干小伙子,有十几支转盘枪、快慢机、驳壳枪,后面还跟着一个连敌军。1935年10月,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与粤军余汉谋部假打了一阵,造成声势,尔后去寻找项英、陈毅的行踪。在行军路上,凑巧碰见了交通站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得他是参谋长,带他到交通站去。何长林见他衣服很新,部下都说广东客家话,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干脆露出狰狞面目,缴了何长林的短枪,说:“我现在是国民党,把陈毅、项英藏身的地方告诉我,我不杀你。”何长林怕死,立刻叛变了。他说:“陈毅的秘书今天下午要带七八个人来这里搞粮食,拿报纸,取情报,抓住他们,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龚楚说:“好,你很忠诚,我将来给你官做。只要抓到项英、陈毅,你就立了大功。”果然,陈毅派去的人一到交通站就被卡住了。龚楚也不暴露身份,说:“我是来找首长的,请领我去项英、陈毅那里。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的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他们二人去那里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还挑米,我们那里可不是这样。”秘书说:“参谋长,你是老首长,是不是你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回去报告,事先不报告怕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龚楚不同意,说:“我急着要见他们。”秘书说:“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几个便衣队,我们一路走,大队伍留下,一起去目标太大,会引起误会。”龚楚仍不同意,说:“不管,一起去。”秘书心知这里面有问题,便答道:“好,去吧,走吧。”秘书和一起去的几个人,挑起米,边走边观察动静。龚楚问:“你们有多少人啊?”秘书胡吹说:“我们那里人多,有50多人,还有几挺机枪,打了好多胜仗。”龚楚害怕了,派两个卫队跟秘书走前面,他落后十几米远,他怕死,叛徒总是怕死的。当走到离陈毅住地很近的地方时,何长林说:“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晓得了,陈毅住处离这里不远,还有五六公里。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很险要,他们几个人回去报告都来不及,我们走直路。”龚楚不同意,何长林坚持说:“我定要立这个头功。”龚楚坚持要自己带人去,从黄昏起,搞到凌晨4点多钟,陈毅派来的几个人都跑散了,龚楚抓住一个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想:我不带路,何长林也知道这地方。于是,就假装同意领路。龚楚派两个卫队挟着他走,一会儿就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哨兵喊:“什么人?”警卫员说:“不要开枪,自己人。”哨兵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叫警卫员去,警卫员对他说:“你要沉着,不沉着,一打枪,项英、陈毅就跑了。”警卫员一上山,就喊:“他们是反动派。”哨兵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敌人打死了。哨兵一开枪,龚楚他们站不住脚,冲锋也来不及,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登山,转了几个圈,等到龚楚把队伍集合起来,冲上哨兵阵地,哨兵就地一滚下山跑了。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一个营敌军上山,把陈毅他们住的棚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和项英等人在附近山上躲了3天,这才脱险。
第三次:被敌军重兵围困在梅山岩洞中20多天,西安事变才解了围。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企图借此问鼎中原。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不到3个月,就瓦解了“两广事变”,又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编保甲,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村为一保,设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主任,“一家通匪,十家连坐”;移民并村,将分散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计口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还把16岁至40岁的男子编成壮丁队,配合国民党搜剿、追剿。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多亏梅关黄坑一个名叫张千妹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夜间上山送情报、送粮菜,这才存活下来。张千妹最后一次上山时,遇上了搜山的敌军,她无处可藏,只好眼一闭,就地一滚,掉下几丈深的谷底,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晚上,她才拖着摔伤的一条腿,一步一步地爬回了家。张千妹负伤后,没人送粮菜,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从洞外不时传来上山搜剿的敌人走过的脚步声,使他又不敢冒然行事。陈毅正是在这苦虑不得脱身的环境下,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陈毅纳闷之时,张千妹给陈毅送吃的来了,她告诉陈毅,山下的敌人都撤走了。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随张千妹下山。被敌人冲散的警卫员宋生发找来了,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陈毅这才知道,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国民党一撤,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第四次:受骗进大余县城与“中共代表”接头,机智逃脱。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见到陈宏来信特别兴奋,陈毅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第二天上午,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他们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的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进一家茶馆里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县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没等到项英、陈毅这些负责人来,估计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国民党军,顺着山路悄悄包围上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示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马上拿起枪走出棚子,钻到附近一个树木不多、茅草很深的小山包里隐藏起来。3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方圆不足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搜到一个人,便放火烧棚子,火刚烧起来,天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到黄昏时分,敌人才吹集合号,整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敌兵正巧被陈毅撞上了,陈毅当机立断,钻进路边草丛藏起来,等到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住的棚子已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估计附近藏有自己人,就高声喊:“我是老刘(陈毅当时的化名),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听到声音是首长的,便第一个从草丛里钻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人也先后从草丛中钻出来。大家估计敌人明早还要来搜山,便连夜转移到10几公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
第五次:下山找谭余保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被误认作叛徒险遭枪杀。
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如浙江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担架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后,搞“北和南剿”,调兵遣将加紧“围剿”红军游击队,又觉得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带支驳壳枪、戴副墨镜、戴顶红军帽子,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看过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了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又说:“你们领导人怕死,带走了红军,留下陈洪时这个叛徒在这里领导。你现在要合作,阶级斗争怎么能合作,你们全去合作,我不合作,我要革命到底。”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他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们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的经过全部供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到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谭说:“松绑呀,我们今晚就要砍你的脑袋,还松绑?”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不要这样。你用枪毙那套不行,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你派人到吉安、到南昌、到延安去,就会查清楚我这次来,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朱总司令他们到南京了,叶剑英在武汉,项英过几天也从南京回来了。”谭说:“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陈毅火了,说:“你混蛋,你是土匪头子,我说了这么多都在忍耐,我以为你是共产党员。你们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我非常佩服。你们为了党不怕牺牲,你们是光荣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这很容易理解,你们怀疑我是应该的,你们站在阶级立场上,很难突然接受统一战线。我讲我是叶剑英、朱德派来的,你就抓起来,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也要抓。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怎么能抓?你已离开了党的立场,你怎么当省委书记?我们大家站稳阶级立场,搞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该。谭余保,你枪毙我好了,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头子,就枪毙我,枪毙吧!”
到了第4天,看守陈毅的游击队员对陈毅说:“谭书记要你好好准备,好好把问题讲一讲。你要把叛党经过全部老实讲出来,还要讲这次怎么与敌人勾结来进攻的。你坦白了可以宽大处理。”
第5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是过去苏维埃是正确的,现在苏维埃不能用了,取消苏维埃,这当然是机会主义!第二个,是土地革命,他主张阶级合作;第三,改编红军,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摘帽子投降敌人,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知识分子吃不得游击战争的苦,对国民党有幻想,他去投机,相信合作,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受他影响,但也不要把他当叛徒对待。”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陈毅问:“讲什么?”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陈毅又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哪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做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于是,谭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这才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