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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的前一周,美国商务部长、候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对美国公司在华经营的环境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美国在华企业常常被排除在特定行业之外,被迫分享其技术以获得投资机会。他认为,中国政府近期采取的举措导致其经济的竞争力减弱,并且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也不如此前那么友好。
骆家辉强硬地为美国企业争取投资环境,是近两年美国在华企业不断抱怨的结果。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偏向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资形成了歧视。相比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更糟,因为它们没有像美国政府这样强硬的代理人为他们呼吁。从近两年中国市场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在中国市场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明显增强,这显著改变了中国市场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2011年3月,中国国务院再一次研究部署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引导民资进入交通电信能源等领域,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等措施。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给市场带来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的曙光。然而,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公布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破除了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障碍。现在所提的口号、部署的工作,实际上是6年前政策的一次重复而已。
6年来,民营经济进入国企垄断行业的状况很不理想,甚至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倒退。有数据显示,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金融业仅占9.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仅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仅占6.6%,许多领域仍然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近几年,国资委先后数次规定,国有经济要对若干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种来自官方“钦定”垄断的行业,根本谈不上市场化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新发展起来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业),国有资本利用资本优势和政策优势,联手抢先布局,争得了市场先机,在市场发展初期就奠定了领先地位。在一些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如高速铁路、大飞机等,国有企业当然是重点受益者。如果考虑到国企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的便利和低成本,它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更是无与伦比。
现在的形势是,要想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饼”,就必须不同程度与国有经济打交道。长期以来,中国的招商引资文化对外资给予了“超国民待遇”,但随着中国对资本需求的减少,对外资倾斜的情况在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改变,难怪许多外资表现得很不适应。外资如此,民营经济的投资和经营环境的恶化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环境变化之下,国内许多地方政府现在已经不“傍”外资了,转而“傍”有钱、有政策、有项目的大型国企了。
美国的研究指向清楚地显示,他们完全明白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国有企业之手,民营企业干不过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也干不过国有企业。正如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所言,国有企业与政府完全是一家,吃的一个锅里的饭,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投资环境只会越变越差。陈功认为,在此背景下,中美对话表面上谈的是国有企业问题,实际上是美国人在为外资和民营企业争利益。不过,这种争利益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以国有企业和政府为核心,中国的利益集团板块已经清楚地形成并且在固化。
对中国的改革决策者来说,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长期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向何处发展?2007年中国出台《反垄断法》时,中国官方媒体曾发出过这样的呼声:“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垄断的最大弊端在于扰乱市场的优胜劣汰规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已成为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时至今日,经济向特定利益集团集中的趋势并未因《反垄断法》的出台而有改观。
骆家辉强硬地为美国企业争取投资环境,是近两年美国在华企业不断抱怨的结果。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偏向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资形成了歧视。相比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所处的环境更糟,因为它们没有像美国政府这样强硬的代理人为他们呼吁。从近两年中国市场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国有经济在中国市场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明显增强,这显著改变了中国市场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2011年3月,中国国务院再一次研究部署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引导民资进入交通电信能源等领域,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等措施。表面上看起来,这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给市场带来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的曙光。然而,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公布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破除了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障碍。现在所提的口号、部署的工作,实际上是6年前政策的一次重复而已。
6年来,民营经济进入国企垄断行业的状况很不理想,甚至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倒退。有数据显示,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金融业仅占9.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仅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仅占6.6%,许多领域仍然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近几年,国资委先后数次规定,国有经济要对若干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种来自官方“钦定”垄断的行业,根本谈不上市场化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新发展起来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业),国有资本利用资本优势和政策优势,联手抢先布局,争得了市场先机,在市场发展初期就奠定了领先地位。在一些国家投资的重大项目,如高速铁路、大飞机等,国有企业当然是重点受益者。如果考虑到国企在获得金融资源方面的便利和低成本,它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更是无与伦比。
现在的形势是,要想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饼”,就必须不同程度与国有经济打交道。长期以来,中国的招商引资文化对外资给予了“超国民待遇”,但随着中国对资本需求的减少,对外资倾斜的情况在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改变,难怪许多外资表现得很不适应。外资如此,民营经济的投资和经营环境的恶化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环境变化之下,国内许多地方政府现在已经不“傍”外资了,转而“傍”有钱、有政策、有项目的大型国企了。
美国的研究指向清楚地显示,他们完全明白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国有企业之手,民营企业干不过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也干不过国有企业。正如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所言,国有企业与政府完全是一家,吃的一个锅里的饭,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投资环境只会越变越差。陈功认为,在此背景下,中美对话表面上谈的是国有企业问题,实际上是美国人在为外资和民营企业争利益。不过,这种争利益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以国有企业和政府为核心,中国的利益集团板块已经清楚地形成并且在固化。
对中国的改革决策者来说,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长期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向何处发展?2007年中国出台《反垄断法》时,中国官方媒体曾发出过这样的呼声:“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垄断的最大弊端在于扰乱市场的优胜劣汰规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已成为国家基本的法律制度”。时至今日,经济向特定利益集团集中的趋势并未因《反垄断法》的出台而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