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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执政成效是衡量党治国理政水平的重要标尺，是党获取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取得令人民满意的执政成效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践行这一理念，我们党需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现阶段的战略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根本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要求。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执政党;执政成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7-0031-04
在“时”与“势”总体有利、“艰”与“险”逐渐增多的新情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的企盼，以人民群众满意与否为评判标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为提高党的执政成效明确了目标方向、根本保障、根本动力和根本要求。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执政成效的阶段性战略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在我们离这一目标渐行渐近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需要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给我们提供的有利条件，又需要积极应对矛盾风险叠加的严峻考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党执政成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1]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党执政的全过程，尊重人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检验党执政成效的重要标准。
从领域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五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为目标，党提高执政成效就是把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问题解决好、实现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执政成效必然要通过党领导发展的能力与效果来检验。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有道理，乱发展更没有道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们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实现发展转型，促进科学发展，明确了方向和思路。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以人民的愿景为党执政的目标，体现了党执政的价值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民愿景的总概括，随着人民需求层次的提升，在需求的广度和深度上对党的执政成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区域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判断党的执政成效不仅要考察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发展境况，更为重要的是看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发展成效。法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卢梭认为，“我们在边远省份才最能看出一个政府的好坏。”[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只有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挖掘发展潜力，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社會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历史、地理、政策等方面的缘故，东部沿海地区相较其他地区发展较快，这是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为了国家的发展大局不得已的一个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的，我们绝不能让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持续时间太长，否则，不仅会影响党的执政成效，甚至有可能危机党的执政安全。推进“西部大开发”“中原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补上国家整体发展的“短板”，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
从覆盖的人群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示，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按照人均年收入2800元的贫困线衡量，当前我们国家还有7000万左右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主要集中在农村，意味着消除贫困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察党的执政成效不是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也不能仅仅用平均数来衡量，因为平均数往往会造成贫困已被消除的假象，遮蔽贫困的事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是依靠贫苦大众取得执政地位的，我们当然不能忘本，更不能忘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消除贫困，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继续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关键，也是检验党执政成效的重要标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消除贫困只是我们党执政的底线目标，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所要追求的执政效果。
二、全面深化改革：党执政成效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是人类社会最为先进的一种制度。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自发地显现出来，同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效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高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改革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我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样的跨越为我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制度的跨越并没有马上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这一历史事实。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性质固然与其他社会制度不同，属于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基本矛盾存在的客观事实正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我们不能不顾事实人为地遮蔽这一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则，无异于窒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因而，改革也会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换言之，“改革永远在路上”。 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无先例可循，改革的过程既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又是在把握规律基础上理性变革的过程，需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起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大幕以来，党领导下的改革愈加全面、深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使我们党的执政成效既面临着战略机遇的垂青，又面临着深层次矛盾风险叠加的考验。党需要在领导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进行调适，摒弃“封闭僵化的老路”的同时，也要坚决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加强党执政理论的创新，破解影响党执政成效的矛盾和问题。
三、全面依法治国：党执政成效的根本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的执政形象。党领导人民科学立法，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治国理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必须于法有据，奉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准则，没有超越法律的任何特权。同时，厘清党纪与国法的界限，不能将党纪等同于法律。事实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党员干部易受市场经济交换法则的影响和各种利益的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设租，搞权钱、权色交易，堕入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公敌”。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引发“破窗效应”，污染党的执政环境，降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执政形象和党的执政公信力，久而久之，甚至会使党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境地，引发执政危机。公信力和执政形象是党的软实力，也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前提条件。一个公信力缺失和执政形象不佳的执政党，付出的执政成本必然高，执政效果很难得到人民的认可。因而，全面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违犯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确保党的干部严于用权，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以优良的党风影响政风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就是要遵循执政规律，依靠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执政。提高党的执政成效就是要以较小的执政成本，实现执政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而只有科学执政才可能把执政成本降到合理限度，反之，则易使执政脱离理性的轨道，增加执政成本。毋庸置疑，执政是一门科学，忽视这一点，凭主观意志和热情执政，不仅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执政成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民主执政是党在遵循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主人而不是旁观者，党只能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执行与监督，而不是代替包办，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确保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履职尽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民主是党和社会主义的生命，也就是说，民主关乎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是破解“历史周期律”难题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根本路径。依法执政就是党依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实现党执政的制度化、法律化。宪法和法律是党执政的根本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是对党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领导党。其掌握公共权力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西方一些国家执政党无法比拟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成为人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从根本上解决权力任性的问题，需要依法划定权力的边界，才能使人民赋予的權力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依法执政不仅是对法律的敬畏，更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敬畏，切实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享。
四、全面从严治党：党执政成效的根本要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党的执政成效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从思想、作风、制度、纪律等方面严格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总开关”，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思想建设抓起。表面上看，思想建设是“虚”的，起不了太大作用，不必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思想建设的效果体现党的“软实力”，而“软实力”又会影响甚至决定党“硬实力”的强弱。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6]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引领中华民族赢得解放与独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党在初创时期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强调思想建党。正是有了坚定信仰的支撑，我们党才历经艰险，愈挫愈奋，用“小米加步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思想建设从严，就是要把“虚”的东西做实，不是仅仅在形式上或口头上重视，做表面文章，也不是将思想建设和党员干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对立起来。相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恰恰需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维护党员干部的实际利益挂钩。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7]也就是说，在党内要形成一种风气，使思想觉悟高的党员干部受到重用，不断聚集风清气正的正能量。
思想建设从严要抓“早”抓“小”。“上医治未病”，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往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能够被及时发现，提前打上“预防针”，在抓“早”上多下些功夫，就能把许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众多案例表明，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大多是从不守规矩的“小错”开始的，从而越陷越深，最终沦为阶下囚。抓“小”才能防微杜渐，以免“温水煮青蛙”，由“小错”酿成“大祸”。
加强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制度作为一种“硬”约束，其重要性无需赘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将任性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发挥好制度的作用，首先，树立起制度的权威，培育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其次，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制度不严密，就如同“牛栏关猫”，起不到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作用。制度的设计要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循民主原则和程序原则制订制度，确保制度体现的是“公意”，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再次，严格地执行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制度一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出来，就要具有刚性。否则，就会销蚀制度的权威，其危害甚至比没有制度还要大，因为制度缺失可能会让一些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虚置则可导致人们不再相信制度的严重后果。此外，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监督是严格执行制度的关键环节，没有严密的监督体系，制度往往会成为“稻草人”。监督就是设想任何一个人都有违犯制度的可能性，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地执行制度。事实表明，自律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他律”相配合，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自觉地遵纪守法。 党的作风关乎党的执政形象，并影响党的执政环境，因而，从严治党必须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执政环境从不同方面制约着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影响着执政效果。自然环境的恶化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执政环境的恶化则会影响党自身肌体的健康。我们不能幻想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事实上，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系列“窝案”“串案”，甚至“塌方式腐败”的发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靠教育也要靠法治，一刚一柔同时发力，才能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高党抵御风险与诱惑的“免疫力”;另一方面，通过法治建设清除党内的“害群之马”，保持党的纯洁性。
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坚持“高压反腐”，对腐败分子“零容忍”。腐败是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癌细胞”，是危害党执政成效的“硬伤”，不清除这一毒瘤，再好的执政成效也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党新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腐败分子的较量是党输不起的“一场战争”。反腐败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构筑起“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确保权为民所用，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02）.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3][法]卢梭著.爱弥儿（下）[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2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04.
[6]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N/OL].新华网，2015-01-2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4/c_1114116751.htm.
[7]本書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
[8]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
责任编辑 彭 坤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执政党;执政成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7-0031-04
在“时”与“势”总体有利、“艰”与“险”逐渐增多的新情势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的企盼，以人民群众满意与否为评判标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为提高党的执政成效明确了目标方向、根本保障、根本动力和根本要求。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执政成效的阶段性战略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在我们离这一目标渐行渐近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需要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给我们提供的有利条件，又需要积极应对矛盾风险叠加的严峻考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党执政成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1]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党执政的全过程，尊重人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并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检验党执政成效的重要标准。
从领域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五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为目标，党提高执政成效就是把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问题解决好、实现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执政成效必然要通过党领导发展的能力与效果来检验。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有道理，乱发展更没有道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们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实现发展转型，促进科学发展，明确了方向和思路。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以人民的愿景为党执政的目标，体现了党执政的价值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民愿景的总概括，随着人民需求层次的提升，在需求的广度和深度上对党的执政成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区域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判断党的执政成效不仅要考察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发展境况，更为重要的是看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发展成效。法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卢梭认为，“我们在边远省份才最能看出一个政府的好坏。”[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只有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挖掘发展潜力，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社會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历史、地理、政策等方面的缘故，东部沿海地区相较其他地区发展较快，这是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我们为了国家的发展大局不得已的一个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的，我们绝不能让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持续时间太长，否则，不仅会影响党的执政成效，甚至有可能危机党的执政安全。推进“西部大开发”“中原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补上国家整体发展的“短板”，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
从覆盖的人群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示，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按照人均年收入2800元的贫困线衡量，当前我们国家还有7000万左右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主要集中在农村，意味着消除贫困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察党的执政成效不是看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也不能仅仅用平均数来衡量，因为平均数往往会造成贫困已被消除的假象，遮蔽贫困的事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是依靠贫苦大众取得执政地位的，我们当然不能忘本，更不能忘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消除贫困，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继续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关键，也是检验党执政成效的重要标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消除贫困只是我们党执政的底线目标，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党所要追求的执政效果。
二、全面深化改革：党执政成效的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是人类社会最为先进的一种制度。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自发地显现出来，同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效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高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改革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我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样的跨越为我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制度的跨越并没有马上改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这一历史事实。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矛盾的性质固然与其他社会制度不同，属于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基本矛盾存在的客观事实正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我们不能不顾事实人为地遮蔽这一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否则，无异于窒息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因而，改革也会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换言之，“改革永远在路上”。 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无先例可循，改革的过程既是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又是在把握规律基础上理性变革的过程，需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起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大幕以来，党领导下的改革愈加全面、深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使我们党的执政成效既面临着战略机遇的垂青，又面临着深层次矛盾风险叠加的考验。党需要在领导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进行调适，摒弃“封闭僵化的老路”的同时，也要坚决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加强党执政理论的创新，破解影响党执政成效的矛盾和问题。
三、全面依法治国：党执政成效的根本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的执政形象。党领导人民科学立法，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治国理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必须于法有据，奉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准则，没有超越法律的任何特权。同时，厘清党纪与国法的界限，不能将党纪等同于法律。事实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党员干部易受市场经济交换法则的影响和各种利益的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设租，搞权钱、权色交易，堕入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公敌”。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引发“破窗效应”，污染党的执政环境，降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执政形象和党的执政公信力，久而久之，甚至会使党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境地，引发执政危机。公信力和执政形象是党的软实力，也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前提条件。一个公信力缺失和执政形象不佳的执政党，付出的执政成本必然高，执政效果很难得到人民的认可。因而，全面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治党，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违犯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确保党的干部严于用权，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以优良的党风影响政风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全面依法治国有助于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就是要遵循执政规律，依靠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执政。提高党的执政成效就是要以较小的执政成本，实现执政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而只有科学执政才可能把执政成本降到合理限度，反之，则易使执政脱离理性的轨道，增加执政成本。毋庸置疑，执政是一门科学，忽视这一点，凭主观意志和热情执政，不仅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执政成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民主执政是党在遵循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是主人而不是旁观者，党只能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执行与监督，而不是代替包办，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确保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履职尽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民主是党和社会主义的生命，也就是说，民主关乎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是破解“历史周期律”难题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根本路径。依法执政就是党依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实现党执政的制度化、法律化。宪法和法律是党执政的根本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是对党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领导党。其掌握公共权力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西方一些国家执政党无法比拟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成为人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从根本上解决权力任性的问题，需要依法划定权力的边界，才能使人民赋予的權力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依法执政不仅是对法律的敬畏，更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的敬畏，切实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享。
四、全面从严治党：党执政成效的根本要求
“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党的执政成效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从思想、作风、制度、纪律等方面严格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是“总开关”，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思想建设抓起。表面上看，思想建设是“虚”的，起不了太大作用，不必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思想建设的效果体现党的“软实力”，而“软实力”又会影响甚至决定党“硬实力”的强弱。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6]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起来，引领中华民族赢得解放与独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党在初创时期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强调思想建党。正是有了坚定信仰的支撑，我们党才历经艰险，愈挫愈奋，用“小米加步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思想建设从严，就是要把“虚”的东西做实，不是仅仅在形式上或口头上重视，做表面文章，也不是将思想建设和党员干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对立起来。相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恰恰需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维护党员干部的实际利益挂钩。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7]也就是说，在党内要形成一种风气，使思想觉悟高的党员干部受到重用，不断聚集风清气正的正能量。
思想建设从严要抓“早”抓“小”。“上医治未病”，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往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能够被及时发现，提前打上“预防针”，在抓“早”上多下些功夫，就能把许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众多案例表明，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大多是从不守规矩的“小错”开始的，从而越陷越深，最终沦为阶下囚。抓“小”才能防微杜渐，以免“温水煮青蛙”，由“小错”酿成“大祸”。
加强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制度作为一种“硬”约束，其重要性无需赘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将任性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发挥好制度的作用，首先，树立起制度的权威，培育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其次，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制度不严密，就如同“牛栏关猫”，起不到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作用。制度的设计要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循民主原则和程序原则制订制度，确保制度体现的是“公意”，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再次，严格地执行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制度一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出来，就要具有刚性。否则，就会销蚀制度的权威，其危害甚至比没有制度还要大，因为制度缺失可能会让一些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虚置则可导致人们不再相信制度的严重后果。此外，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监督是严格执行制度的关键环节，没有严密的监督体系，制度往往会成为“稻草人”。监督就是设想任何一个人都有违犯制度的可能性，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党员干部能够自觉地执行制度。事实表明，自律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他律”相配合，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自觉地遵纪守法。 党的作风关乎党的执政形象，并影响党的执政环境，因而，从严治党必须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执政环境从不同方面制约着执政党的执政活动，影响着执政效果。自然环境的恶化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执政环境的恶化则会影响党自身肌体的健康。我们不能幻想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事实上，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系列“窝案”“串案”，甚至“塌方式腐败”的发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靠教育也要靠法治，一刚一柔同时发力，才能标本兼治。一方面，通过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高党抵御风险与诱惑的“免疫力”;另一方面，通过法治建设清除党内的“害群之马”，保持党的纯洁性。
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坚持“高压反腐”，对腐败分子“零容忍”。腐败是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癌细胞”，是危害党执政成效的“硬伤”，不清除这一毒瘤，再好的执政成效也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党新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腐败分子的较量是党输不起的“一场战争”。反腐败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构筑起“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确保权为民所用，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02）.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3][法]卢梭著.爱弥儿（下）[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2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04.
[6]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N/OL].新华网，2015-01-2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4/c_1114116751.htm.
[7]本書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3.
[8]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3.
责任编辑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