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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大学的老师是世界级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又回到战斗部队，我心里特别高兴，和第四师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还有翌年3月渡过黄河参加的东征战役。
东征战役以后，部队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1936年5月14日，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全日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有利时机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到校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培养一批优秀军政人才。红军大学选址在保安城附近，那时也没有什么校舍，就决定用陕北到处可见的窑洞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没有木头桌椅，就用石头、砖块搭成桌椅的形状。黑板自然也没有，就利用窑洞内的石灰黄土墙作为黑板。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红军大学采访，生动地称之为“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
我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分配在红军大学的一科。当时一科里的38名学员都是师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27岁，人均负伤3处，均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像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谭政、刘亚楼、杨成武等都是一科学员。记得有些学员来时还带有情绪，因为当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进行了改编，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由于指挥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批干部不得不降职使用。这样原红一、红三军团的干部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央才决定在红军大学里开设一科，集中师以上干部住校学习，以便在部队扩充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毛泽东对红大的创办极为重视，他任命林彪为校长，自己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军校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红大一科的这批学员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成为我军各个方面赫赫有名的重要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更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帅（从中将到元帅），验证了主席的预言。
红军大学初期没有专职的教师，都是军团首长和党中央的一些高级干部授课。
按当代人的标准看，也许会认为红军大学设备简陋、师资匮乏，称不上是一所大学。可是我却很骄傲：红军大学了不起，像毛主席给我们讲战略学，那是世界级的大师；林彪讲战役学，要是卖门票，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会来买。
的确，要看看当时的授课人，实在令人惊诧！比如军事课，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讲授，战术课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政治课：政治经济学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由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由洛甫（张闻天）讲授。文化课由革命老人、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讲授。
就是用现在的标准评估也绝对是一流的师资力量。当然，对红军大学的老师，我们也有自己直观的评价：毛主席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毛泽东的战略学紧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事例，是最有吸引力的。他说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立体攻势。敌人的目的就是寻求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红军的指挥员此时应该避免进行战略决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运动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去，方能图生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认为这种主张是逃跑主义、游击主义，会断送革命，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就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导致红军在作战上一再失利，数万红军被优势敌人打得一退再退，连根据地都丢掉，最后被迫长征。
林彪讲课则深入浅出，一场战役如何布阵，攻击何时展开，首尾如何呼应，没有一点废话。
吴亮平讲述的政治经济学通俗易懂，本来这门课大家都不想听，因为觉得听不懂，但没想到听了以后还是挺有意思的。他用生活中通俗的事例去比喻政治经济学中的深奥道理，我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在红军大学里，徐特立是学员们最尊重的一位教员。他年过六旬仍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他本来是可以好好享享清福的，但他仍然为了红军的事业兢兢业业。在红军大学里，他讲的新文化课程大家都特别爱听。徐老特别注重因人施教。因为一科的不少学员文化水平低，有许多人连拼音都不认识，徐老就手把手地教学员们学拼音、写字母。他从来没有急躁的时候，总是那样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曾反对过毛泽东的凯丰老师
凯丰的课讲得不活泼，尽套大概念，没有多少人爱听。凯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官腔很重，我们这些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军事干部不太适应。对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也很有看法，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对凯丰的客观评价。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舌战凯丰的往事。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首脑们走进了遵义柏公馆二楼。凯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同王明、博古同属“米夫派”，他过去就贬低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他在遵义会议上是反对毛泽东的干将之一。
遵义会议上，凯丰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这次会议开始之前，他就四处游说，要大家在会上支持博古。他直言不讳地说：“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
凯丰还公开地散布尖刻的言论：“毛泽东是山沟里出来的，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是很有胸怀的，他笑着问：“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
凯丰说不出来。
毛泽东说话软中带硬：“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呢？”
李德看到他们的辩论不知其意，他用俄语问伍修权：“他们在说什么？”
伍修权说：“在说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军事家。” 毛泽东显然占了上风，但是他没有挖苦已经理输的凯丰：“如果凯丰同志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我劝你还是读一读。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收益不小。”
这次交锋给遵义会议最后的结果奠定了基础。会议第一天，本来不明朗的形势，以毛泽东的雄辩而渐渐明朗起来。
对李德老师的历史评价
我们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大家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的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教员，但总体来说我对李德的印象并不坏。
李德其实不是一个草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他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再由大连坐船，（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接上了关系。1933年10月初，李德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身份，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满怀抱负和理想。李德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李德到达瑞金后，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应尽可能地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李德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声势浩大，形势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还是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影响，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口号。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
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没有当年的狂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比如，他举了我指挥的长征中的垭口战役。这个战役是由教导营独立完成的，当时李德正好就在教导营里。垭口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路口。两面山上都有敌兵守卫，正前方更是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我决定派一个连正面佯攻，两个连迂回包抄，断敌后路。战斗打响后，我正面部队佯攻积极，敌人集中火力拼力抵抗，没想到后面突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我迂回部队已经占领了后面的制高点。敌人立刻乱了阵脚，我军两面夹击，迅速清掉了这块横在路上的绊脚石。
李德当时就赞叹不已。打完仗他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向翻译伍修权绘声绘色描绘了打垭口的经过，让伍修权告诉军团首长：红一军团是模范，教导营是模范中的模范。
后来，李德见了周恩来，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话。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职位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惊人的巧合。李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中国，另一个德国人冯·西克特也同期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个西克特也是个军事家，为蒋介石制定战术可谓“用心良苦”。而李德对这个德国人的伎俩了如指掌，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无论红军还是国民党军将领都感到佩服，只是他虽然知彼，却未能知己。
后来，在红大他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也死不认账。李德在授课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李德是唯一跟随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对其历史评价应客观公正。
1937年4月，红大从保安迁到延安，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实现了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又回到战斗部队，我心里特别高兴，和第四师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还有翌年3月渡过黄河参加的东征战役。
东征战役以后，部队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1936年5月14日，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全日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有利时机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到校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培养一批优秀军政人才。红军大学选址在保安城附近，那时也没有什么校舍，就决定用陕北到处可见的窑洞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没有木头桌椅，就用石头、砖块搭成桌椅的形状。黑板自然也没有，就利用窑洞内的石灰黄土墙作为黑板。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红军大学采访，生动地称之为“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
我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分配在红军大学的一科。当时一科里的38名学员都是师以上的干部，平均年龄27岁，人均负伤3处，均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像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谭政、刘亚楼、杨成武等都是一科学员。记得有些学员来时还带有情绪，因为当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进行了改编，红三军团并入了红一军团。由于指挥关系发生了变化，大批干部不得不降职使用。这样原红一、红三军团的干部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央才决定在红军大学里开设一科，集中师以上干部住校学习，以便在部队扩充时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毛泽东对红大的创办极为重视，他任命林彪为校长，自己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军校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即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红大一科的这批学员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均成为我军各个方面赫赫有名的重要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更成为共和国的高级将帅（从中将到元帅），验证了主席的预言。
红军大学初期没有专职的教师，都是军团首长和党中央的一些高级干部授课。
按当代人的标准看，也许会认为红军大学设备简陋、师资匮乏，称不上是一所大学。可是我却很骄傲：红军大学了不起，像毛主席给我们讲战略学，那是世界级的大师；林彪讲战役学，要是卖门票，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会来买。
的确，要看看当时的授课人，实在令人惊诧！比如军事课，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讲授，战术课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政治课：政治经济学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由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由洛甫（张闻天）讲授。文化课由革命老人、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徐特立讲授。
就是用现在的标准评估也绝对是一流的师资力量。当然，对红军大学的老师，我们也有自己直观的评价：毛主席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毛泽东的战略学紧密结合红军反“围剿”的事例，是最有吸引力的。他说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立体攻势。敌人的目的就是寻求红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红军的指挥员此时应该避免进行战略决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运动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去，方能图生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认为这种主张是逃跑主义、游击主义，会断送革命，必须“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就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导致红军在作战上一再失利，数万红军被优势敌人打得一退再退，连根据地都丢掉，最后被迫长征。
林彪讲课则深入浅出，一场战役如何布阵，攻击何时展开，首尾如何呼应，没有一点废话。
吴亮平讲述的政治经济学通俗易懂，本来这门课大家都不想听，因为觉得听不懂，但没想到听了以后还是挺有意思的。他用生活中通俗的事例去比喻政治经济学中的深奥道理，我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在红军大学里，徐特立是学员们最尊重的一位教员。他年过六旬仍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他本来是可以好好享享清福的，但他仍然为了红军的事业兢兢业业。在红军大学里，他讲的新文化课程大家都特别爱听。徐老特别注重因人施教。因为一科的不少学员文化水平低，有许多人连拼音都不认识，徐老就手把手地教学员们学拼音、写字母。他从来没有急躁的时候，总是那样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曾反对过毛泽东的凯丰老师
凯丰的课讲得不活泼，尽套大概念，没有多少人爱听。凯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官腔很重，我们这些常年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军事干部不太适应。对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也很有看法，这多少影响了我们对凯丰的客观评价。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舌战凯丰的往事。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首脑们走进了遵义柏公馆二楼。凯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同王明、博古同属“米夫派”，他过去就贬低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他在遵义会议上是反对毛泽东的干将之一。
遵义会议上，凯丰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这次会议开始之前，他就四处游说，要大家在会上支持博古。他直言不讳地说：“让毛泽东出来领导，他懂得什么马列主义？”
凯丰还公开地散布尖刻的言论：“毛泽东是山沟里出来的，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是很有胸怀的，他笑着问：“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
凯丰说不出来。
毛泽东说话软中带硬：“马列主义是革命经典，《孙子兵法》是军事经典，都是财富，都是宝贝。军事规律，中外皆然，我们能学外国的，为什么不能学老祖宗的呢？”
李德看到他们的辩论不知其意，他用俄语问伍修权：“他们在说什么？”
伍修权说：“在说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军事家。” 毛泽东显然占了上风，但是他没有挖苦已经理输的凯丰：“如果凯丰同志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我劝你还是读一读。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收益不小。”
这次交锋给遵义会议最后的结果奠定了基础。会议第一天，本来不明朗的形势，以毛泽东的雄辩而渐渐明朗起来。
对李德老师的历史评价
我们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大家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的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教员，但总体来说我对李德的印象并不坏。
李德其实不是一个草包。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资历并不浅。他应征加入奥匈帝国军队时仅仅14岁。后来，他被俄国军队俘获，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他从士兵做起，由于作战勇敢，一直升到骑兵团、旅参谋长（或团长）的职务。后来，又返回德国搞革命。之后，又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前往中国，任务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他经满洲里到哈尔滨，再由大连坐船，（当年秋天）到达上海，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德国人）接上了关系。1933年10月初，李德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身份，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满怀抱负和理想。李德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李德到达瑞金后，屡经失败的中国革命的确企盼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尽管苏区条件艰苦，人们仍千方百计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在中共中央、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参谋部等中央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盖了一所三间房的住宅，房子四周是稻田，还养了几只水鸭。博古叮嘱他，为了安全，应尽可能地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独立房子”。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给李德的权限是“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去中央苏区，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他，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李德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声势浩大，形势十分紧张，我们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情况明摆着，敌强我弱，无论人数、装备还是后勤供应，我们都无法与敌人正面死拼。我们那时候已经非常信服毛泽东了，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运动战，避实就虚、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当时还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李德也受到了王明、博古的影响，对毛泽东很有成见。他们给毛泽东扣上了“逃跑主义”“断送革命”等大帽子，还提出了很激进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口号。主张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坚决保住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李德等人的口号虽然激荡人心，但是战役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也感到异常焦虑。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找到李德，向他讲明中国尤其是苏区的特殊情况，希望能够改变战略。但是，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还是一意孤行，甚至完全抛开了周恩来、朱德，指挥了一场十分拙劣的广昌战役，结果打了一场完败之仗。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
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没有当年的狂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比如，他举了我指挥的长征中的垭口战役。这个战役是由教导营独立完成的，当时李德正好就在教导营里。垭口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路口。两面山上都有敌兵守卫，正前方更是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我决定派一个连正面佯攻，两个连迂回包抄，断敌后路。战斗打响后，我正面部队佯攻积极，敌人集中火力拼力抵抗，没想到后面突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我迂回部队已经占领了后面的制高点。敌人立刻乱了阵脚，我军两面夹击，迅速清掉了这块横在路上的绊脚石。
李德当时就赞叹不已。打完仗他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向翻译伍修权绘声绘色描绘了打垭口的经过，让伍修权告诉军团首长：红一军团是模范，教导营是模范中的模范。
后来，李德见了周恩来，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话。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职位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有个惊人的巧合。李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中国，另一个德国人冯·西克特也同期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个西克特也是个军事家，为蒋介石制定战术可谓“用心良苦”。而李德对这个德国人的伎俩了如指掌，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确的。无论红军还是国民党军将领都感到佩服，只是他虽然知彼，却未能知己。
后来，在红大他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也死不认账。李德在授课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李德是唯一跟随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外国人，对其历史评价应客观公正。
1937年4月，红大从保安迁到延安，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