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试妻（又称庄妻劈棺）的故事，讲的是庄子装死后，庄妻喜欢上了一位儒雅英俊的公子，可惜公子有头痛病，要人的脑髓才能医好。于是，庄妻决定让死鬼丈夫捐献一下器官。哪知庄子不愿被废物利用，诈尸吓人，其结果是庄妻“羞愧上吊”。
　　欧洲也有类似的故事，叫“艾费苏斯的寡妇”，说的是有个年轻的女人死了丈夫，日夜哀哭，惊动了附近一个看守尸体的士兵。士兵循声找来，见此情形，竭力安慰，两人竟互生爱慕。谁知，第二天，士兵发现看守的尸体被人偷走。那些死囚尸体是用来示众的，被偷可是死罪一条。年轻的寡妇左思右想，最后居然劈开了丈夫的棺材，把尸体挂在绞架上充数，救了情郎一命。
　　同是寡妇救情人，故事结局为何如此悬殊？
　　“庄妻劈棺”的故事出自宋元话本，时值理学昌盛，宋明理学凡事都讲个名节，动不动就是“人兽之辨”，比如朱熹就认为，寡妇应“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因而有这样的故事不足为奇。而西方对待寡妇如此宽容，恐怕真正的原因还是经济制度。
　　在中国，经济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主要包括已婚夫妇、其父母和子女。这样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即便作为顶梁柱的丈夫去世，妻子还有父母、孩子以及族人的帮衬。
　　而在欧洲，少有中国这样亲族聚居，亲戚更是指望不上。孩子一旦长大，就会外出做学徒帮工，开始独立生活，且婚后也不和父母一起居住。另外，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农场的租佃期都很短，如果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寡妇，当租期届满后，续租遭到拒绝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失去丈夫，寡妇们将无法生存。
　　即使是城里的寡妇，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有行会控制着寡妇的生活，对寡妇的经营行为采取种种苛刻限制。比如，德国梅明根的行会就规定，寡妇不能既卖香肠又卖鲜肉，只能择其一。
　　如果某个师傅的遗孀和行会中的帮工结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她的新丈夫会在行业中取得一席之地。有一个寡妇叫乔基姆·尼特琳，當她请求行会让其继续经营亡夫的作坊时，行会方面委婉地告诉她，她缺乏必要的技术，她的性别也不能管理好帮工，不过，她还年轻漂亮，而且也不穷，言下之意就是让她再找个好男人嫁了。在这种情况下，寡妇改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欧洲的寡妇具有财产继承权，有钱的寡妇在婚姻市场上是抢手货。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晚期，有钱的老女人炙手可热，伦敦47%的商人寡妇，在六个月之内就可以改嫁成功。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梅德威尔的女子，29岁结婚。不料一个月后，丈夫就死了。18个月后，她重新嫁人。33岁时，她又一次成了寡妇。守寡后不到两年，她第三次结婚。到了1620年，弗朗西丝再一次光顾婚姻登记处，那一年她44岁。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寡妇就比较悲惨。《列女传》记叙了各种“贞烈”之事，比如一个林姓烈女在丈夫死后，饿了21天，以身相殉。庄子试妻的故事到了“五四”的时候，那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看不下去。他们老剧新编，有句台词专门讽刺庄子：“庄生空言齐物论，不责男人责女人。”
　　法国作家莫洛亚写过一个故事叫《时令鲜花》，讲的是一个中学教员和一个美貌少妇，各自失去所爱，不胜哀戚，不时去坟前供上一束鲜花以寄哀思。在墓地，两人认识并渐渐了解，各自供上的鲜花也从菊花变成了康乃馨、郁金香乃至玫瑰，色彩越来越鲜艳。最后，两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所以说，能让生者幸福生活，才是对死者的最好安慰，这也是最好的经济制度。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