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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上的读书、荐书和编书，关涉全党和全国的重大实践活动，具有政治上的考虑和突出的针对性。他的日常阅读，则既有工作需要，也是个人兴趣，还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径，三者相融，不分彼此。书香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所润之“物”，既是毛泽东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面向统战人士的情感通道
1949年冬，毛泽东约谈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民主人士。当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文字学家符定一，曾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毛泽东知道他有一个口头禅，爱说“你认得几个字”。大家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毛泽东随即背了一段庾信的《谢滕王赉马启》，开玩笑地问符定一：“他（指庾信）总能认得几个字吧？”引得符老和众人心怡大笑。以这种方式和老先生们交流，就像今天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交流对话，不得不懂些网络语言一样，在那个时代是必须的。而毛泽东恰恰有这样的文史优势。或许正是因为这次接触，符定一送来自己写的《联绵字典》，希望为其再版题词。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难题，自己在文字学上的发言权不够，作为国家领袖，为学术专著题词也不甚妥，终没有应允。
这样的情况不绝如缕。毛泽东经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的来信，其中不少是谈论学问之事；有的寄来自己的著述，希望得到评价。通常情况下，毛泽东对寄来的著述，总是收读后作一回信，私下里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来是个人交往，实际上把阅读和做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亚子是民国时期旧体诗坛领袖，又是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度写诗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几度奉韵应答。既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说，又有共享“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喜悦。此番唱和，此类交流，既是诗人情趣，文化对话，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渠道。
爱国将领陈铭枢，寄来自己写的《论佛法书》，请提意见。毛泽东虽然工作忙，但仍然“略读”，回信说，“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
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陈寄生寄来自己的专著，毛泽东“读悉”后回信：“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
民主人士叶恭绰寄来参加过甲午海战、民国时期曾任海军总长的萨镇冰诗作一首，以及自己的诗作两首，毛泽东读后回信：“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
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多次写信，先后寄来诗作《积雪西陲》《告成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等，毛泽东均一一复信，说其“积雪西陲一诗甚好”“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
文字学家杨树达来信要求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庼甲文说》自序，并批评中国科学院审查该书时有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回复：“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
从湖南一师老同学周世钊来信中，得知“某先生”写了本研究《楚辞》的书，不乏见解，毛泽东随即回复：“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
看了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立刻致信：“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進取的意愿方面。”
前清和伪满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还没有公开出版时，毛泽东就要来读过，并在1963年对外宾谈到：“我们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寄来《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老子正诂》等研究著述和词作《水调歌头》，毛泽东回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对老先生寄来的著述，毛泽东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长达100万字的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柳文指要》，还关注该书的修改和出版。
毛泽东读此书稿，认真改掉一些错别字，指出书中序言的引文，尚有不当之处，还在“跋”文中加写一段话说：“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读过一遍，毛泽东还想再读一遍，给章写信催要已经退回的上部，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把《柳文指要》推荐给康生读，附信告诉康生这部书稿在学术上的贡献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此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章士钊请毛泽东看《柳文指要》，原意是希望他支持出版，不料此书出版事宜，在“文革”开始后生出曲折。这里先按下不表。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手持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外许多具有深厚文史素养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交往频繁。他的阅读优势，也就转化为一条别有洞天的通道，通向这些统一战线领域的朋友们内心世界，成为和他们沟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指导学术讨论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刊，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的具体工作方法。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教学与研究》1957年初发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还转告周谷城说，你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这场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1957年春天，毛泽东还几次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座谈。第一次是3月15日，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座谈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负责人，足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逻辑学的讨论情况。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集周谷城、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哲学名家，到中南海专门讨论逻辑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国领袖，为讨论逻辑话题，用力如此之深，或许仅毛氏一人。他提出把近几十年来中外逻辑学著述，和近年以来逻辑学讨论文章，汇编成系列出版，即发端于1957年的这场讨论。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的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讲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学术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2月23日，他同秘书林克专门谈到当时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应该恢复名誉。这期间，他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又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1950年代末就如何评价曹操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羲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真迹。毛泽东得知，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張发表高二适文章，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面向统战人士的情感通道
1949年冬，毛泽东约谈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民主人士。当时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文字学家符定一，曾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毛泽东知道他有一个口头禅，爱说“你认得几个字”。大家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毛泽东随即背了一段庾信的《谢滕王赉马启》，开玩笑地问符定一：“他（指庾信）总能认得几个字吧？”引得符老和众人心怡大笑。以这种方式和老先生们交流，就像今天的领导干部和年轻人交流对话，不得不懂些网络语言一样，在那个时代是必须的。而毛泽东恰恰有这样的文史优势。或许正是因为这次接触，符定一送来自己写的《联绵字典》，希望为其再版题词。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难题，自己在文字学上的发言权不够，作为国家领袖，为学术专著题词也不甚妥，终没有应允。
这样的情况不绝如缕。毛泽东经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的来信，其中不少是谈论学问之事；有的寄来自己的著述，希望得到评价。通常情况下，毛泽东对寄来的著述，总是收读后作一回信，私下里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来是个人交往，实际上把阅读和做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亚子是民国时期旧体诗坛领袖，又是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度写诗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几度奉韵应答。既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说，又有共享“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喜悦。此番唱和，此类交流，既是诗人情趣，文化对话，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渠道。
爱国将领陈铭枢，寄来自己写的《论佛法书》，请提意见。毛泽东虽然工作忙，但仍然“略读”，回信说，“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
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陈寄生寄来自己的专著，毛泽东“读悉”后回信：“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
民主人士叶恭绰寄来参加过甲午海战、民国时期曾任海军总长的萨镇冰诗作一首，以及自己的诗作两首，毛泽东读后回信：“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
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多次写信，先后寄来诗作《积雪西陲》《告成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等，毛泽东均一一复信，说其“积雪西陲一诗甚好”“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
文字学家杨树达来信要求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庼甲文说》自序，并批评中国科学院审查该书时有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回复：“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
从湖南一师老同学周世钊来信中，得知“某先生”写了本研究《楚辞》的书，不乏见解，毛泽东随即回复：“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
看了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立刻致信：“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進取的意愿方面。”
前清和伪满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还没有公开出版时，毛泽东就要来读过，并在1963年对外宾谈到：“我们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寄来《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老子正诂》等研究著述和词作《水调歌头》，毛泽东回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对老先生寄来的著述，毛泽东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长达100万字的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柳文指要》，还关注该书的修改和出版。
毛泽东读此书稿，认真改掉一些错别字，指出书中序言的引文，尚有不当之处，还在“跋”文中加写一段话说：“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读过一遍，毛泽东还想再读一遍，给章写信催要已经退回的上部，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把《柳文指要》推荐给康生读，附信告诉康生这部书稿在学术上的贡献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此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章士钊请毛泽东看《柳文指要》，原意是希望他支持出版，不料此书出版事宜，在“文革”开始后生出曲折。这里先按下不表。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手持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外许多具有深厚文史素养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交往频繁。他的阅读优势，也就转化为一条别有洞天的通道，通向这些统一战线领域的朋友们内心世界，成为和他们沟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指导学术讨论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刊，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的具体工作方法。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教学与研究》1957年初发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还转告周谷城说，你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这场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1957年春天，毛泽东还几次同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座谈。第一次是3月15日，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参加座谈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负责人，足见其重视程度。第二次是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几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员谈逻辑学的讨论情况。第三次是4月11日，他出面邀集周谷城、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哲学名家，到中南海专门讨论逻辑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国领袖，为讨论逻辑话题，用力如此之深，或许仅毛氏一人。他提出把近几十年来中外逻辑学著述，和近年以来逻辑学讨论文章，汇编成系列出版，即发端于1957年的这场讨论。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以及越剧演员范瑞娟的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讲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学术矛盾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2月23日，他同秘书林克专门谈到当时史学界关于为曹操翻案的讨论，提出曹操和秦始皇都应该恢复名誉。这期间，他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又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1950年代末就如何评价曹操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羲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羲之真迹。毛泽东得知，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張发表高二适文章，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