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安克南，生前长年累月忙于工作，我对他的了解仅限点滴，但却时时给我以感召、激励、警诫。
　　记得上小学时，淘气好动的我曾多次央求父亲讲他打仗的故事。可他总是很少讲自己，往往操着浓重的平遥口音，以“这是一座碉堡”开头，回溯太行山上生龙活虎地开展游击战、打日寇、锄汉奸，讲英烈面对敌人带血的屠刀慷慨赴义。1984年，父亲遽然谢世，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焦善民叔叔对我深情回忆：“在战争危难关头，你父亲曾三次救了我的命。”洛阳地委原副书记、行署专员赵定远叔叔恳切地问我，“你知道你父亲的过去吗？他打仗非常勇敢。”
　　1960年，为纠正“信阳事件”，河南省委派父亲到当地工作，组建新班子，父亲回来后黑瘦异常，深蓝色中山装已褪变得几近白色。父亲对我说：“离开信阳时，老乡们舍不得我走，他们流泪了，我也哭了。” 父亲承认自己哭了，给我带来极大的震动。因为从我记事起，就没见他掉过眼泪。
　　“文革”中父亲作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第一副检察长，因曾几次在会议上要求全省检察干部学习海瑞等，受到拘禁和批判。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服毒自杀，幸被及时发现抢救，挽回了生命。此后，他们这些“走资派”被押送罗山农场。押送列车途经我家附近的车站，我和妹妹得到消息，急匆匆赶去车站，想给久别的父亲送些食品、衣物，但却被监管人员冷冰冰地制止了。那一刻，父亲一动不动站着，脸色阴沉沉的，我们失望地哭着，成为脑海中无法抹去的一幕。可是后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和父亲谈起此事，他从没有过任何牢骚。
　　1975年8月，特大暴雨引发了河南驻马店地区的大洪水。考虑到父亲已年届六旬，组织上没有安排他参加一线抗洪斗争，但他却连夜向党组织写出参战申请。申请书的第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去了重灾区汝南县，带领群众迅速掩埋遇难者遗体、焚毁垃圾，避免灾区发生疫情。父亲不仅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冲锋在前、奋不顾身。
　　父亲并不是一个爱说笑的人，但是1964年他去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家时很兴奋，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与学员们合影的幸福情景。当时，父亲和其他学员排列整齐，热烈鼓掌，欣喜地看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他们中间。父亲模仿着用湘音说：“毛主席高声问‘艾思奇同志来了没有？’听到有人应答，毛主席又高声说：‘照相’。”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数十年后，我在云南腾冲参观艾思奇故居时，突然看到这幅照片，父亲就站在毛主席身旁，他的微笑永远定格那一刻，那是一名战士在历经千难万险后才会流露的笑容，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系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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