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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红岩烈士朱镜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献身已经70余年。
朱镜生前主要从事地下工作。由于曾数易其名，又刻意隐匿踪迹，同狱难友也尽皆牺牲，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革命斗争事迹所知仍不够详尽。
为此，笔者对朱镜生平进行了考证，以纪念这位用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的革命斗士。
有多个化名
因为地下工作的隐蔽性，朱镜曾使用多个化名。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化名造成了混淆，掣肘了朱镜评定烈士的进程和对其革命事迹的梳理。
1950年1月，在革命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定的第一批烈士名单中，朱镜被评定为“遇难于‘11·27’渣滓洞集体大屠杀的烈士”。同时，在剩余未定殉难人员里，一位名为“朱荣耀”的殉难者被登记为“未定性”。二人的斗争事迹皆不详。
直到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复查工作组遵照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对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监狱被害的未定烈士的95人进行复查，才发现朱荣耀与朱镜是同一人，并在1986年提交的《在“中美合作所”监狱被害的未定烈士人员复查情况统计》报告中进行了说明。
这一发现，揭开了朱镜烈士的神秘面纱。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朱荣耀的《被难烈士登記表》中可知，朱荣耀化名文学、晓村、进。也就是说，朱镜曾化名朱进、朱文学、朱晓村。
通过进一步查证发现，朱镜有时也被称作“朱竞”。如原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在《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中提及朱文学时，就在后面备注“朱竞”二字。另有部分资料在谈及老街三十二号死难烈士名单时，还将“朱文学”写作“朱荣跃”。
殉难地存疑
关于朱镜的殉难地，存在多种说法，是目前宣传朱镜的难点之一。主要说法有几种：
1949年12月《国民公报》连续刊登的《一一·二七血债的记录 殉难脱险志士名单》称：“老街三十二号（伪行辕二处）死难烈士名单：叚治光、司马德麟、高力生、李宗煌、朱文学。”
1950年出版的《如此中美合作所》称：“1949年11月29日由新世界提到中美合作所去枪毙的。”
1950年填制的朱荣耀《被难烈士登记表》称：“1949年11月27日，被难于磁器口中美合作所。”
1987年编撰的《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称：“1949年7月17日在重庆被捕，囚于渣滓洞监狱，同年11月29日殉难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时年24岁。”
1989年，凌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历年死难人数考》一文中，将朱镜归类为殉难于渣滓洞看守所的人员，把朱荣耀归类为殉难于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防空洞的人员。
综合以上说法，可将殉难地归纳为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渣滓洞看守所、中美合作所。那么，究竟哪一个说法更为准确呢？
1949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刊登的《血的债要用血来偿还 访“大屠杀”受害志士之家》一文中，关于王有余烈士被捕及关押，有这样一段描述：
今年7月17日那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她的儿子王有余独自在皇后餐厅吃冷饮，忽然去了两个便衣人员——蒋家残酷不仁的匪帮，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不问青红皂白就把王有余押走，还要他交出他的一位好友朱晓村，一口咬定他同朱都是“异党”，当时就一同押到他家去找朱不着，后又把他押到行营，第二天早上重新又把他押到他家来找朱;不幸的是，朱听到说王被抓，这天早上去王家探询，恰巧碰上了去找他的匪帮，因此两位青年就被活生生的送进了蒋匪专用以杀害青年而特设的看守所。王的母亲当时痛恨得几乎死去，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押在巴县衙门的看守所，一直到人民解放军快要解放重庆的那几天，王同朱才被匪帮们移禁“白公馆”。
按照王有余母亲刘成果的说法，朱镜与王有余既是好友又是上下级，同期被捕，又同地关押。
而孙曙编著的《公安缉凶揭秘——“3·13”惨剧到“11·27”大屠杀刽子手末日》中也有记载：“解放前夕，‘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关押有政治犯和嫌疑犯17人。27日一早，王有余、朱竞被移送渣滓洞看守所，在‘11·27’大屠杀中殉难。”正好印证了“朱镜被移禁到了渣滓洞看守所”的猜想。至于刘成果所说的“被移禁到了白公馆”，很可能是因为重庆解放前，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是戒备森严的禁地，人们普遍对其不甚了解，才导致了误称。
同时，这则材料后续还记载：“28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在旁的雷天元递上案卷，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去执行。肖光炯等打开门后，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的一个防空洞内，就算完成了任务。”
综合这则材料、1950年烈士评定委员会的误评及凌杰的考证来看，三者都认定朱镜殉难于渣滓洞看守所，朱荣耀殉难于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防空洞。但1986年烈士复查工作组已经确认朱荣耀就是朱镜，说明其中必有一处重复统计了。
而且，虽然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提及了“欧治光、司马德麟、高力生、李宗煌、朱荣耀5人牺牲在老街三十二号”，但细察会发现，这些表述多引用自《殉难脱险志士名单》。而《殉难脱险志士名单》关于朱镜的统计，本身也存在矛盾之处：既然与朱镜同时被移禁的王有余牺牲在渣滓洞，为什么朱镜又被认为牺牲在老街三十二号？鉴于《殉难脱险志士名单》只是脱险同志联络处对外发布的遗骸搜寻结果的初步统计，且文末特别备注“名单还存有错漏，只是初步统计，不能作为正式名单”，所以朱镜被错误归类是极有可能的。
同时，高力生的好友刘仁耀所作的《高力生传记》中记载：“至11月28日晚，解放大竹县直达渝郊之时，高君即在老街狱内被国特杀害，同时被难者三人。”同样是脱险同志联络处告知的数据，文中提到只有四人同时遇难，与前述的五人不相符。但如果结合朱镜已经被移禁走的说法，则恰好吻合。 据邓照明回忆，1949年12月1日，他与萧泽宽去白公馆、渣滓洞凭吊死难战友时，因尸体尚未腐化，還认出了朱镜、王有余、彭立人等几位同志。1950年1月15日，曾受过朱镜帮助的艾苏亦发表《悼死难的烈士》一文，称：“其中有一位，便是在渣滓洞，被蒋介石匪帮用枪打死，而又用火焚烧的朱进……现在才知道，他是被害在渣滓洞的。” 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推理，朱镜被难于渣滓洞看守所的说法更符合逻辑。
事迹历久弥新
厘清化名、殉难地等基本问题后，朱镜的革命事迹逐渐明晰，英雄形象也逐渐生动。
朱镜（1925—1949），原名朱荣耀（朱荣跃），曾化名朱进、朱文学、朱晓村、朱竞，四川省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悦来乡人。虽家境贫寒，但他自小勤奋刻苦，喜好阅读进步书籍。初中毕业后，他先后到和通银行当练习生，在江北悦来塆中心校做教员。1946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在华康银行当助理员，9月，入社会大学新闻系二期学习。
进入大学后，朱镜的革命性得到锻造，斗争实践能力迅速提升，开始广泛参与民主斗争。
1947年春，为抗议美军暴行，朱镜与同学们一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为“一群学生”的宣言书《认清两敌人：帝国主义和洋奴》，郑重警告“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并提出道歉、公审、退军三项坚决主张，在学运处于低潮时期，公开向美蒋投枪。
为扩大斗争影响，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名义，联合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四处宣传。1947年2月5日，宣传队在江北区公园宣传时，遭到特务突袭，朱镜等多人受伤。青年们用鲜血将运动推向了高潮，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后来，社会大学被强制查封，转入地下，上级党组织派苏海（苏星涛）对学校的组织形式进行整顿。其间，朱镜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凭借熟悉重庆市区商店店员、银行行员的优势，在他们中间做了大量工作，实绩突出。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朱镜仍在市区坚守，积极协助邓照明清理和恢复组织，并担负川东特委交通、联络、经费筹集等各项工作。社大党支部第一任书记李延伦在李文祥叛变后，预感处境危险，想与邓照明碰头，便派支委朱镜与邓照明会面。鉴于情况危急，邓照明决定让李延伦撤离重庆，社大支部由朱镜接手。当时，地下活动经费非常紧缺，川东特委未与王朴的母亲金永华联系上时，主要靠朱镜等人筹集钱款。
1948年11月，邓照明与萧泽宽相约在铜梁见面，朱镜又特意请他的未婚妻龚大芬掩护邓照明，帮助他应付各类盘查。
后来，朱镜还通过南岸学运特支的李诗秾联系上了南岸学运特支负责人赵硕生，为邓照明与赵硕生建立了联系。也正是与赵硕生会面，邓照明才得知钱瑛让他尽快去香港会面的消息，朱镜与石麟又设法为邓照明弄到了去香港的路费和机票。
邓照明对朱镜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实际上起了领导人的秘书的作用”。
此外，朱镜还曾两度参与《挺进报》发行工作，并在第二次发行工作中起到领导作用。
1947年7月《挺进报》正式创刊后，特支书记刘熔铸辗转将邮寄报纸的任务交派给游楫等在邮局工作的社大学生。接受任务后，游楫等人按照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相近为原则，设定了操场坝和白象街两个工作点。在华康银行任职的朱镜，按地区可以与游楫划进同一个片区，同时又与另一片区的李友辉等人相熟，因此被选为两点之间的联络员。
每当报纸送到操场坝工作点后，朱镜就五份、十份地分次传送到白象街工作点。有多余报纸时，他便零星地传递一些给社大的同学。在同伴们利用同舍同事外出之际完成封装、写地址、贴邮票等准备工作时，朱镜还负责利用往来之便观察临近街道动静，望风放哨。邮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8年4月《挺进报》被敌特破获。
1949年2月，邓照明指示社大支部再次恢复和发行《挺进报》，朱镜重新担负起《挺进报》的发行工作。据宋禾回忆，《挺进报》再次出刊时没有单独建立党支部，直接由朱镜领导。每当他和董夏民、马华滋把《挺进报》印好后，就交朱镜发行。
同时，朱镜还积极参与川东地区武装斗争的后勤保障工作。据卓绿波在《关于社会大学第二期后阶段的点滴记事》一文中回忆：“朱进、王有余、卓绿波、高原、王绍金等几个党员在邓照明同志领导下联系陈继凡、余生荣等人搞武装斗争，筹集购买枪支弹药等，社大是支持了大量经费的。”
1949年7月，朱镜不幸被捕入狱。面对各种威逼利诱、酷刑折磨，虽然手里掌握着许多同志的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未曾吐露任何消息，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党组织的安全。
1949年11月27日，朱镜殉难于渣滓洞，时年24岁。
编辑/王尧
朱镜生前主要从事地下工作。由于曾数易其名，又刻意隐匿踪迹，同狱难友也尽皆牺牲，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革命斗争事迹所知仍不够详尽。
为此，笔者对朱镜生平进行了考证，以纪念这位用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的革命斗士。
有多个化名
因为地下工作的隐蔽性，朱镜曾使用多个化名。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化名造成了混淆，掣肘了朱镜评定烈士的进程和对其革命事迹的梳理。
1950年1月，在革命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定的第一批烈士名单中，朱镜被评定为“遇难于‘11·27’渣滓洞集体大屠杀的烈士”。同时，在剩余未定殉难人员里，一位名为“朱荣耀”的殉难者被登记为“未定性”。二人的斗争事迹皆不详。
直到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复查工作组遵照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对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监狱被害的未定烈士的95人进行复查，才发现朱荣耀与朱镜是同一人，并在1986年提交的《在“中美合作所”监狱被害的未定烈士人员复查情况统计》报告中进行了说明。
这一发现，揭开了朱镜烈士的神秘面纱。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朱荣耀的《被难烈士登記表》中可知，朱荣耀化名文学、晓村、进。也就是说，朱镜曾化名朱进、朱文学、朱晓村。
通过进一步查证发现，朱镜有时也被称作“朱竞”。如原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在《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中提及朱文学时，就在后面备注“朱竞”二字。另有部分资料在谈及老街三十二号死难烈士名单时，还将“朱文学”写作“朱荣跃”。
殉难地存疑
关于朱镜的殉难地，存在多种说法，是目前宣传朱镜的难点之一。主要说法有几种：
1949年12月《国民公报》连续刊登的《一一·二七血债的记录 殉难脱险志士名单》称：“老街三十二号（伪行辕二处）死难烈士名单：叚治光、司马德麟、高力生、李宗煌、朱文学。”
1950年出版的《如此中美合作所》称：“1949年11月29日由新世界提到中美合作所去枪毙的。”
1950年填制的朱荣耀《被难烈士登记表》称：“1949年11月27日，被难于磁器口中美合作所。”
1987年编撰的《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称：“1949年7月17日在重庆被捕，囚于渣滓洞监狱，同年11月29日殉难于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时年24岁。”
1989年，凌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历年死难人数考》一文中，将朱镜归类为殉难于渣滓洞看守所的人员，把朱荣耀归类为殉难于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防空洞的人员。
综合以上说法，可将殉难地归纳为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渣滓洞看守所、中美合作所。那么，究竟哪一个说法更为准确呢？
1949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刊登的《血的债要用血来偿还 访“大屠杀”受害志士之家》一文中，关于王有余烈士被捕及关押，有这样一段描述：
今年7月17日那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她的儿子王有余独自在皇后餐厅吃冷饮，忽然去了两个便衣人员——蒋家残酷不仁的匪帮，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不问青红皂白就把王有余押走，还要他交出他的一位好友朱晓村，一口咬定他同朱都是“异党”，当时就一同押到他家去找朱不着，后又把他押到行营，第二天早上重新又把他押到他家来找朱;不幸的是，朱听到说王被抓，这天早上去王家探询，恰巧碰上了去找他的匪帮，因此两位青年就被活生生的送进了蒋匪专用以杀害青年而特设的看守所。王的母亲当时痛恨得几乎死去，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押在巴县衙门的看守所，一直到人民解放军快要解放重庆的那几天，王同朱才被匪帮们移禁“白公馆”。
按照王有余母亲刘成果的说法，朱镜与王有余既是好友又是上下级，同期被捕，又同地关押。
而孙曙编著的《公安缉凶揭秘——“3·13”惨剧到“11·27”大屠杀刽子手末日》中也有记载：“解放前夕，‘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关押有政治犯和嫌疑犯17人。27日一早，王有余、朱竞被移送渣滓洞看守所，在‘11·27’大屠杀中殉难。”正好印证了“朱镜被移禁到了渣滓洞看守所”的猜想。至于刘成果所说的“被移禁到了白公馆”，很可能是因为重庆解放前，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是戒备森严的禁地，人们普遍对其不甚了解，才导致了误称。
同时，这则材料后续还记载：“28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在旁的雷天元递上案卷，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去执行。肖光炯等打开门后，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的一个防空洞内，就算完成了任务。”
综合这则材料、1950年烈士评定委员会的误评及凌杰的考证来看，三者都认定朱镜殉难于渣滓洞看守所，朱荣耀殉难于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防空洞。但1986年烈士复查工作组已经确认朱荣耀就是朱镜，说明其中必有一处重复统计了。
而且，虽然很多文章和著作都提及了“欧治光、司马德麟、高力生、李宗煌、朱荣耀5人牺牲在老街三十二号”，但细察会发现，这些表述多引用自《殉难脱险志士名单》。而《殉难脱险志士名单》关于朱镜的统计，本身也存在矛盾之处：既然与朱镜同时被移禁的王有余牺牲在渣滓洞，为什么朱镜又被认为牺牲在老街三十二号？鉴于《殉难脱险志士名单》只是脱险同志联络处对外发布的遗骸搜寻结果的初步统计，且文末特别备注“名单还存有错漏，只是初步统计，不能作为正式名单”，所以朱镜被错误归类是极有可能的。
同时，高力生的好友刘仁耀所作的《高力生传记》中记载：“至11月28日晚，解放大竹县直达渝郊之时，高君即在老街狱内被国特杀害，同时被难者三人。”同样是脱险同志联络处告知的数据，文中提到只有四人同时遇难，与前述的五人不相符。但如果结合朱镜已经被移禁走的说法，则恰好吻合。 据邓照明回忆，1949年12月1日，他与萧泽宽去白公馆、渣滓洞凭吊死难战友时，因尸体尚未腐化，還认出了朱镜、王有余、彭立人等几位同志。1950年1月15日，曾受过朱镜帮助的艾苏亦发表《悼死难的烈士》一文，称：“其中有一位，便是在渣滓洞，被蒋介石匪帮用枪打死，而又用火焚烧的朱进……现在才知道，他是被害在渣滓洞的。” 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推理，朱镜被难于渣滓洞看守所的说法更符合逻辑。
事迹历久弥新
厘清化名、殉难地等基本问题后，朱镜的革命事迹逐渐明晰，英雄形象也逐渐生动。
朱镜（1925—1949），原名朱荣耀（朱荣跃），曾化名朱进、朱文学、朱晓村、朱竞，四川省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悦来乡人。虽家境贫寒，但他自小勤奋刻苦，喜好阅读进步书籍。初中毕业后，他先后到和通银行当练习生，在江北悦来塆中心校做教员。1946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在华康银行当助理员，9月，入社会大学新闻系二期学习。
进入大学后，朱镜的革命性得到锻造，斗争实践能力迅速提升，开始广泛参与民主斗争。
1947年春，为抗议美军暴行，朱镜与同学们一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署名为“一群学生”的宣言书《认清两敌人：帝国主义和洋奴》，郑重警告“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并提出道歉、公审、退军三项坚决主张，在学运处于低潮时期，公开向美蒋投枪。
为扩大斗争影响，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名义，联合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四处宣传。1947年2月5日，宣传队在江北区公园宣传时，遭到特务突袭，朱镜等多人受伤。青年们用鲜血将运动推向了高潮，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后来，社会大学被强制查封，转入地下，上级党组织派苏海（苏星涛）对学校的组织形式进行整顿。其间，朱镜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凭借熟悉重庆市区商店店员、银行行员的优势，在他们中间做了大量工作，实绩突出。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朱镜仍在市区坚守，积极协助邓照明清理和恢复组织，并担负川东特委交通、联络、经费筹集等各项工作。社大党支部第一任书记李延伦在李文祥叛变后，预感处境危险，想与邓照明碰头，便派支委朱镜与邓照明会面。鉴于情况危急，邓照明决定让李延伦撤离重庆，社大支部由朱镜接手。当时，地下活动经费非常紧缺，川东特委未与王朴的母亲金永华联系上时，主要靠朱镜等人筹集钱款。
1948年11月，邓照明与萧泽宽相约在铜梁见面，朱镜又特意请他的未婚妻龚大芬掩护邓照明，帮助他应付各类盘查。
后来，朱镜还通过南岸学运特支的李诗秾联系上了南岸学运特支负责人赵硕生，为邓照明与赵硕生建立了联系。也正是与赵硕生会面，邓照明才得知钱瑛让他尽快去香港会面的消息，朱镜与石麟又设法为邓照明弄到了去香港的路费和机票。
邓照明对朱镜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实际上起了领导人的秘书的作用”。
此外，朱镜还曾两度参与《挺进报》发行工作，并在第二次发行工作中起到领导作用。
1947年7月《挺进报》正式创刊后，特支书记刘熔铸辗转将邮寄报纸的任务交派给游楫等在邮局工作的社大学生。接受任务后，游楫等人按照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相近为原则，设定了操场坝和白象街两个工作点。在华康银行任职的朱镜，按地区可以与游楫划进同一个片区，同时又与另一片区的李友辉等人相熟，因此被选为两点之间的联络员。
每当报纸送到操场坝工作点后，朱镜就五份、十份地分次传送到白象街工作点。有多余报纸时，他便零星地传递一些给社大的同学。在同伴们利用同舍同事外出之际完成封装、写地址、贴邮票等准备工作时，朱镜还负责利用往来之便观察临近街道动静，望风放哨。邮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8年4月《挺进报》被敌特破获。
1949年2月，邓照明指示社大支部再次恢复和发行《挺进报》，朱镜重新担负起《挺进报》的发行工作。据宋禾回忆，《挺进报》再次出刊时没有单独建立党支部，直接由朱镜领导。每当他和董夏民、马华滋把《挺进报》印好后，就交朱镜发行。
同时，朱镜还积极参与川东地区武装斗争的后勤保障工作。据卓绿波在《关于社会大学第二期后阶段的点滴记事》一文中回忆：“朱进、王有余、卓绿波、高原、王绍金等几个党员在邓照明同志领导下联系陈继凡、余生荣等人搞武装斗争，筹集购买枪支弹药等，社大是支持了大量经费的。”
1949年7月，朱镜不幸被捕入狱。面对各种威逼利诱、酷刑折磨，虽然手里掌握着许多同志的组织关系，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未曾吐露任何消息，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党组织的安全。
1949年11月27日，朱镜殉难于渣滓洞，时年24岁。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