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批评性报道是为了通过揭露各种问题，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最终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要做到“帮忙，不添乱”，需要媒体和记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站在大局高度思考问题，努力消除舆论监督的负效应。
　　对于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诸如下岗、再就业、三农、国企改革等关于国计民生的复杂问题，一味地盲目批评，只会造成公众的心理恐慌，增加政府的压力，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媒体应该站在大局的立场上，选择一定的典型，平衡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创造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媒体也要注意正面引导。如反腐败的批评性报道往往涉及国家机关和社会的敏感问题，应该坚持慎重选题、坚决揭露、注重效果的原则，以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又比如当一些大要案频频曝光时，民怨沸腾，通过选取典型案例，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在细节问题上过多渲染，摆清事实即可，侧重分析深刻原因可以警示后人；在报道分寸、口径、数量以及时机上，要适度、适宜。第一，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不可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不顾社会效果，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用曝光的方式来解决；第二，要揭露，但不要渲染，有的问题可以点到为止，能引起人们的警惕，引以为戒是底线，不必猎奇，比如在报道一些贪官时，不要对一些细节大肆渲染；第三，对事不对人，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留有回旋余地。批评不是为了激起强烈反响，而是要解决问题，让被批评者心悦诚服；第四，掌握好批评性报道的“量”。负面报道版面不宜过多。总之，必须在进行批评性报道之前，对其社会效果有所预见，并根据预见来采取恰当的方式，以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
　　社会上的热点、焦点、难点，一般与人们的生活秩序、经济利益等密切相关，所以群众十分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为民众代言人的新闻媒体当然不能回避这些“点”，但是也决不能盲目迎合大众猎奇心理，而要客观冷静，积极引导群众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首先，立足于淡化矛盾，解决问题。经验告诉我们，有些问题的冲突过于激烈或被媒体过度渲染，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面对热点、焦点、难点，新闻媒体要给其适当“降温”，使冲突先缓和，再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其次，对于重大交通事故和恶性事件等偶发性问题，不要以偏概全，随意扩大化。批评性报道要就事论事，不要随意上纲上线，渲染其所谓的“深层背景”。
　　舆论监督尽管是为社会“治病”，但也要讲究时机。首先，在矛盾激发前报道，起到预防效果，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促进问题在矛盾激发前得到解决。其次。有的批评性报道应适当延缓，不能只“抢”不“压”，这样会更有利于事态的发展和解决。如群众的一些批评性来稿反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较小的问题，媒体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与被批评单位取得联系，最后将处理结果和批评性来稿一起刊登，既进行了有效批评，又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其三，有的报道要 “趁热打铁”才能有好的效果。如对环保问题的批评性报道，一些空泛的预见性、警示性的报道往往缺乏说服力，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如果有一个环境严重被破坏的案例，借此机会，批评性报道可以用事实为依托，来一个“当头棒喝”，会更显得有力量和深度。
　　现阶段，新闻媒体接受群众监督的机制以及媒体自身纠错制度还很不完善。新闻媒体要更好进行舆论监督，不仅应该完善自我监督制度，更要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如果只强调监督别人，而不接受必要的社会和群众对自身的监督，就会出现诸如滥用监督权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以监督为幌子，行不义之事的问题。此外，频频发生的新闻官司告诫记者：要做守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模范，树立接受法律监督的思想。只有守法、知法、懂法，不断提高法律素养，记者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失误。遇到重大事件，记者要尽可能地咨询法律专家，切莫想当然；在记者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更要勇敢地拿起身边的法律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