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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文化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开发利用无论在传统环境下，还是进入当下的数字人文时代，一直是档案界关注的议题，并且越来越引起重视。数字人文作为数字技术和人文领域相结合的产物，本质是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1]。档案文化资源作为新时期档案开发利用的主体目标，理当顺应数字人文发展的要求，创新开发理念，进而推动档案资源更深更广地服务社会。
一、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聚焦数字人文
1.数字时代要求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更高的标准
全面数字记忆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记忆与数字技术原有的平衡，新兴的技术不断冲击着固有的载体模式，工具性作用相较载体性作用更加突显。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不能以固有的思维，停留在基础数字的初始阶段，而应转变思路，跟上时代的步伐，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变革因素，视挑战为动力，敢于面对新兴技术、前沿信息，并将其变换成为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有力抓手，发挥传统信息技术无法达到的作用。数据作为数字人文的基本客体形式，基础数字档案本身的记载已经不能满足档案文化资源深度挖掘的需求，而是要在厘清数据类型、结构等因素的前提下，将数据从文本、时间、空间和社会网络等多个需求维度进行组织和分析，通过数据关联技术、信息化识别融合重组，构建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化主题数字资源库，以更高标准适应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信息化需求。
2.人文服务赋予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更高的使命
数字人文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人文，因此关注人文，服务人文是最终目标。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进入更高境界，人文环境，人文服务的高要求也带来文化资源开发的高标准。传统人文环境下，档案文化资源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与档案工作者研究的主体目标，文化传承和传播始终是人文知识生产的主要任务，而文化资源的开发更多采用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用较为传统单一的思维方式关注档案文本本身，开发的产品多为同一类文化资源形式的档案文献汇编。这种初级的传统开发模式难以满足公众对于人文服务的需求，资源和信息的价值也不能充足地实现。而数字人文时代的研究是把人文问题与数字技术与媒介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需要植于更高标准的人文服务环境，打破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运用实用先进的数字人文技术，加强对档案文化资源的识别和分析，用现代时尚的信息技术表达方式，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来展现文化资源的价值，以实现更大范围领域内的文化传播。
二、档案文化资源与数字人文的关系脉络
1.数字人文对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影响作用
数字人文的兴起对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带来质疑，推动传统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变化与创新。[2]档案文化资源的研究无疑不能避开数字人文的影响作用。
（1）数字人文是指导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理论依托
数字人文的主要范畴是改变人文知识的发现、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实现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升级和创新发展[3]，数字人文理论与理念以其时代性、时尚性、创新性对于新时期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数字人文理论主张资源开发的深度、广度，并关注其关联性，这给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方向。国际档案领域普遍开展的数字人文项目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数字人文理论应用的成功经验也为我国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2）数字人文为档案文化资源提供技术支持
数字人文项目实施的跨媒体性，跨平台性，动态互动性等对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挑战，而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践生成所依赖的技术支持则是數字人文技术层面所能给予的。从技术层面分析，数字人文中的技术可以为档案资源提供关联分析、知识发现、量化比较的支持，既有利于深挖档案资源深层内涵，还能厘清显性和隐性的关系[4]。现有的数字人文技术基本能实现文化资源材料分析结果的立体多维呈现与开发成果的高端展现。基于数字语言分析的档案资源开发工具，如文本挖掘与数据并联技术，可以对大量的档案资源数据进行快速地筛选，高效检索档案文化资源的价值构成，挖掘其潜在价值。而成果展示所依赖的数字技术，如可视化和GIS实现技术，能够把文化资源所反映的事物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相结合，为开发利用者提供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数据来探寻事物发展的历史文化轨迹。VR、AR虚拟再现技术的运用则可以重塑文化资源的可动形态，为用户带来更直观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使受众在全程真正参与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情感交流，也实现了档案文化资源需要大众参与体验开发的强烈愿望。
2.档案文化资源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关系
（1）档案文化资源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资源
数字人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可数字化的资源，而档案文化资源作为丰富的档案馆藏，其各种音视频资料，图像资料，格式化数据，都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资源要素，这些数据通过现代数字人文技术进行档案资源的识别与分析，文本检索和挖掘，并通过可视化技术等进行文本展示，从而实现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有效利用。
（2）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合作共赢关系
数字人文理念具有多学科交融、文理协作的特点，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体现了多元协作的理念，数字人文所追求的复杂人文思维、先进的现代化数字技术都给课题研究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在开发过程中，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资源要素、文化产品等开发成果作为数字人文研究服务的对象，实现了数据转化与人文价值，数字人文技术在过程中得到提升，数字人文项目也取得预期的成果。“数字敦煌”作为档案文化资源与数字人文项目的合作开发项目，其数字化扫描、VR虚拟重构等数字人文技术的运用，使处于危险境况的石窟图像、壁画、档案文献资源进行数字信息化，世人可在全球各地即时浏览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资源，敦煌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得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数字人文研究均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实现了合作共赢。 （3）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状况是检验数字人文项目的依据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人文项目开展实践的重要方向，文化资源开发的状况，开发成果能否最大化地发挥数字技术和人文研究的优势成为检验数字人文项目开展的重要依据。首先，档案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程度可以检验数字人文项目的深度和广度。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成果最终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呈现，产品产生过程中的数字化程度，产品能否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为更多用户服务，开放方式与开放形式是否更加适合人民大众的文化品味与接受能力，是检验数字人文项目价值的重要依据。其次，公众文化消费需求，情感归属状况也是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与现代数字人文技术结合程度的检验。公众通过现代数字人文技术进行的情感体验，能否获得情感认同，文化接收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字人文技术项目的开发内容与开发层次。
三、数字人文背景下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新理念
1.借力东风：信息化发展新机遇
国际国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普遍开展，成功示范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字人文技术已然成为档案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东风”，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必然要寻求借力的支点。当下，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新的《档案法》已经颁布实施，信息化作为时代发展特别的存在，提上了档案事业发展的日程。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作为机关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必然将数字化、智慧化档案馆的建设列为发展的重点，并竭能发展。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一定要搭上这班列车，借力信息化建设的东风，在数字化、智慧化搭建的平台上，争取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一席之地，设计板块，谋取发展的重要空间，成为数字化、智能化档案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对省级以上二十多家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的关注调查结果看，笔者很遗憾地看到，只有苏州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几家档案馆将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馆际交流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另外十几家档案馆并未将文化资源的开发纳入现代化档案管理的范围。
2.优化平台：人文发展新环境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最终服务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产品无论是公益福利，抑或是产品销售，广大人民群众必然是存在的或潜在的主体对象，赢得大众即获得了成功。创设人文表现平台，营造文化氛围在新时期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显得尤为重要。瑞士沃州档案馆设计师科龙将档案馆设计建在公园里：“凡有工作的地方都面对树林，接待处靠近草坪，一打开窗户就可看到风景。馆内色调和谐，环境卫生、静谧，使人感到舒服。”如此可贵的文化意境，文化气息吸引人们亲近文化，在闲适自在的日常中了解档案，汲取文化营养，也给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成果的展览推广提供了可能的人文环境。随着我国社会制度不断完善和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大众的优质文化生活更多通过增加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品也更多向文化休闲、文化记忆传承倾斜，开放的形式更趋生动有趣，文化品味与创意设计也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VR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再现还原影像档案中所记录的故事场景，“虚拟紫禁城”“数字敦煌”允许参观者360度零距离体验故事所反映的历史画面，营造一个“沉浸式的环境”，普通大众在舒松的人文环境下，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3.融合发展：多元合作新模态
数字人文理念具有多学科交融、文理协作的特点，其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档案工作的思维方式，推动档案工作思维由单一性、有限性、独立性向多样性、可扩展性及融合化发展。数字人文理念重视数字技术转换、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组配、选择、比较、协作[5]。在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数字人文时代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学科交融、部门融合、技术合作、文化产业互补共生，多元合作，资源整合正成为资源开发的一大趋势。
当前，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已经不局限于馆际之间的合作发展，而是追寻符合数字人文核心内涵的跨界合作模式。新型跨界模式是在大的人文背景下，以项目开发为依托，建立在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基础上，不局限于馆际之间的融合，调动社会力量与普通公众参与的热情，提升档案文化资源开发项目的“融合度”与资源整合能力。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即是文化资源融合发展的典型。依托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数据资料库，博物院与专业开发机构建立专项产品合作基地，利用现代数字人文技术进行资源分析与文体挖掘，在现代信息化平台开辟网上销售体验店，建立社会力量与普通大众多元参与的产品评价体系。近年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共生也助推了文化深耕和旅游经济的增长，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已经将旅游产业纳入了融合范围。
4.集成服务：多元服务新模式
近年来，信息整合服务、云服务、知识服务、大数据获取等已成为数字时代不断升温的关注热点，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也不能忽视信息平台的建设。档案文化资源需要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整合组成，而整合的结果又需要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门户平台，进行多元服务的集成展示应用。国内外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成果展示也通过集成平台提升了服务利用效果。基于文化资源内容的知识服务模式，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基于多元需求的跨媒体服务模式，基于資源共享的集成服务模式，正是将多样化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集成到统一的数据平台，集多元主体、社会机构、科研团队、广大民众集体智慧于一体，集中展示资源需求与实践成果。用户通过现代化集成展示平台，满足一站式获得信息资源的愿望，不仅能够获得档案文化资源成果带来的人文知识，文化精髓，而且能真实体验文化资源带来的智能性、系统性文化追求，并真正参与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5.创新转向：数字记忆、众包新形式
数字记忆从本质上讲，就是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对承载记忆属性的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一种建构活动[6]。“采用不断发展进步的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呈现、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手段，将特定记忆资源转换成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共享的数字记忆形态，实现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新的主体加以参与、新的专题加以组织、新的方式记忆呈现和新的需求进行利用”，数字记忆作为档案资源开发推崇的新形式，是现代数字技术与文化记忆深度融合的模式，它依赖数字技术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真实的思考与重构。荷兰“记忆宫殿”、意大利“威尼斯时光机”等项目，均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与呈现[7]，我国近年来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建设项目也引入数字记忆的模态，精彩纷呈，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数字人文的现实境况下，众包作为一种新兴的项目开发形式，已经在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中展现了它的独特作用和魅力，也是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人文发展的需要。从人文层面看，数字人文视角注重提升公众参与式管理的范围，既重视参与者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鼓励公众的全程参与，众包即是公众直接参与开发的新兴形式。公众通过众包平台将部分工作承担下来，不仅减轻了档案资源开发科研人员的负担，同时将公众的智慧纳入开发过程，使档案文化资源项目实现由数字人文研究团队、专业素养的研究人员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合作研究团队，合力打造新时期档案文化产业的精品。
参考文献：
[1]潘连根.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中应用的理性思考[J].档案与建设，2010（07）：6-10
[2]（张斌，李子林.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馆发展的新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19（06）：68-76）
[3]朱本军，聂华.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5）：16-21
[4]韩瑞鹏.数字人文视角下舆图档案开发层次构建[J].档案管理，2020（03）：46-48
[5]龙家庆，王玉珏等，数字人文对我国档案领域的影响：挑战、机遇与对策[J].档案学研究，2020（01）：104-110
[6]牛力，曾静怡，刘丁君.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创新开发利用“PDU”模型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9（03）：65-72
[7]牛力，刘慧琳，曾静怡，韩小汀.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9（05）：67-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YJA870020）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
一、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聚焦数字人文
1.数字时代要求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更高的标准
全面数字记忆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记忆与数字技术原有的平衡，新兴的技术不断冲击着固有的载体模式，工具性作用相较载体性作用更加突显。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不能以固有的思维，停留在基础数字的初始阶段，而应转变思路，跟上时代的步伐，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变革因素，视挑战为动力，敢于面对新兴技术、前沿信息，并将其变换成为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有力抓手，发挥传统信息技术无法达到的作用。数据作为数字人文的基本客体形式，基础数字档案本身的记载已经不能满足档案文化资源深度挖掘的需求，而是要在厘清数据类型、结构等因素的前提下，将数据从文本、时间、空间和社会网络等多个需求维度进行组织和分析，通过数据关联技术、信息化识别融合重组，构建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化主题数字资源库，以更高标准适应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信息化需求。
2.人文服务赋予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更高的使命
数字人文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人文，因此关注人文，服务人文是最终目标。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进入更高境界，人文环境，人文服务的高要求也带来文化资源开发的高标准。传统人文环境下，档案文化资源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与档案工作者研究的主体目标，文化传承和传播始终是人文知识生产的主要任务，而文化资源的开发更多采用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用较为传统单一的思维方式关注档案文本本身，开发的产品多为同一类文化资源形式的档案文献汇编。这种初级的传统开发模式难以满足公众对于人文服务的需求，资源和信息的价值也不能充足地实现。而数字人文时代的研究是把人文问题与数字技术与媒介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需要植于更高标准的人文服务环境，打破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运用实用先进的数字人文技术，加强对档案文化资源的识别和分析，用现代时尚的信息技术表达方式，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来展现文化资源的价值，以实现更大范围领域内的文化传播。
二、档案文化资源与数字人文的关系脉络
1.数字人文对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影响作用
数字人文的兴起对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带来质疑，推动传统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变化与创新。[2]档案文化资源的研究无疑不能避开数字人文的影响作用。
（1）数字人文是指导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理论依托
数字人文的主要范畴是改变人文知识的发现、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实现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升级和创新发展[3]，数字人文理论与理念以其时代性、时尚性、创新性对于新时期档案文化资源开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数字人文理论主张资源开发的深度、广度，并关注其关联性，这给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方向。国际档案领域普遍开展的数字人文项目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数字人文理论应用的成功经验也为我国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2）数字人文为档案文化资源提供技术支持
数字人文项目实施的跨媒体性，跨平台性，动态互动性等对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挑战，而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践生成所依赖的技术支持则是數字人文技术层面所能给予的。从技术层面分析，数字人文中的技术可以为档案资源提供关联分析、知识发现、量化比较的支持，既有利于深挖档案资源深层内涵，还能厘清显性和隐性的关系[4]。现有的数字人文技术基本能实现文化资源材料分析结果的立体多维呈现与开发成果的高端展现。基于数字语言分析的档案资源开发工具，如文本挖掘与数据并联技术，可以对大量的档案资源数据进行快速地筛选，高效检索档案文化资源的价值构成，挖掘其潜在价值。而成果展示所依赖的数字技术，如可视化和GIS实现技术，能够把文化资源所反映的事物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相结合，为开发利用者提供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数据来探寻事物发展的历史文化轨迹。VR、AR虚拟再现技术的运用则可以重塑文化资源的可动形态，为用户带来更直观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使受众在全程真正参与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与情感交流，也实现了档案文化资源需要大众参与体验开发的强烈愿望。
2.档案文化资源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关系
（1）档案文化资源是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资源
数字人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可数字化的资源，而档案文化资源作为丰富的档案馆藏，其各种音视频资料，图像资料，格式化数据，都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资源要素，这些数据通过现代数字人文技术进行档案资源的识别与分析，文本检索和挖掘，并通过可视化技术等进行文本展示，从而实现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有效利用。
（2）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与数字人文研究的合作共赢关系
数字人文理念具有多学科交融、文理协作的特点，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体现了多元协作的理念，数字人文所追求的复杂人文思维、先进的现代化数字技术都给课题研究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在开发过程中，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资源要素、文化产品等开发成果作为数字人文研究服务的对象，实现了数据转化与人文价值，数字人文技术在过程中得到提升，数字人文项目也取得预期的成果。“数字敦煌”作为档案文化资源与数字人文项目的合作开发项目，其数字化扫描、VR虚拟重构等数字人文技术的运用，使处于危险境况的石窟图像、壁画、档案文献资源进行数字信息化，世人可在全球各地即时浏览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资源，敦煌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得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数字人文研究均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实现了合作共赢。 （3）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状况是检验数字人文项目的依据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数字人文项目开展实践的重要方向，文化资源开发的状况，开发成果能否最大化地发挥数字技术和人文研究的优势成为检验数字人文项目开展的重要依据。首先，档案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程度可以检验数字人文项目的深度和广度。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成果最终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呈现，产品产生过程中的数字化程度，产品能否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为更多用户服务，开放方式与开放形式是否更加适合人民大众的文化品味与接受能力，是检验数字人文项目价值的重要依据。其次，公众文化消费需求，情感归属状况也是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与现代数字人文技术结合程度的检验。公众通过现代数字人文技术进行的情感体验，能否获得情感认同，文化接收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字人文技术项目的开发内容与开发层次。
三、数字人文背景下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新理念
1.借力东风：信息化发展新机遇
国际国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普遍开展，成功示范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字人文技术已然成为档案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东风”，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必然要寻求借力的支点。当下，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新的《档案法》已经颁布实施，信息化作为时代发展特别的存在，提上了档案事业发展的日程。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内，作为机关事业单位的档案部门，必然将数字化、智慧化档案馆的建设列为发展的重点，并竭能发展。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一定要搭上这班列车，借力信息化建设的东风，在数字化、智慧化搭建的平台上，争取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一席之地，设计板块，谋取发展的重要空间，成为数字化、智能化档案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对省级以上二十多家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的关注调查结果看，笔者很遗憾地看到，只有苏州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几家档案馆将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馆际交流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另外十几家档案馆并未将文化资源的开发纳入现代化档案管理的范围。
2.优化平台：人文发展新环境
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最终服务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产品无论是公益福利，抑或是产品销售，广大人民群众必然是存在的或潜在的主体对象，赢得大众即获得了成功。创设人文表现平台，营造文化氛围在新时期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显得尤为重要。瑞士沃州档案馆设计师科龙将档案馆设计建在公园里：“凡有工作的地方都面对树林，接待处靠近草坪，一打开窗户就可看到风景。馆内色调和谐，环境卫生、静谧，使人感到舒服。”如此可贵的文化意境，文化气息吸引人们亲近文化，在闲适自在的日常中了解档案，汲取文化营养，也给档案文化资源开发成果的展览推广提供了可能的人文环境。随着我国社会制度不断完善和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大众的优质文化生活更多通过增加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品也更多向文化休闲、文化记忆传承倾斜，开放的形式更趋生动有趣，文化品味与创意设计也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VR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再现还原影像档案中所记录的故事场景，“虚拟紫禁城”“数字敦煌”允许参观者360度零距离体验故事所反映的历史画面，营造一个“沉浸式的环境”，普通大众在舒松的人文环境下，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3.融合发展：多元合作新模态
数字人文理念具有多学科交融、文理协作的特点，其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档案工作的思维方式，推动档案工作思维由单一性、有限性、独立性向多样性、可扩展性及融合化发展。数字人文理念重视数字技术转换、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组配、选择、比较、协作[5]。在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数字人文时代资源开发的路径选择，学科交融、部门融合、技术合作、文化产业互补共生，多元合作，资源整合正成为资源开发的一大趋势。
当前，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已经不局限于馆际之间的合作发展，而是追寻符合数字人文核心内涵的跨界合作模式。新型跨界模式是在大的人文背景下，以项目开发为依托，建立在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基础上，不局限于馆际之间的融合，调动社会力量与普通公众参与的热情，提升档案文化资源开发项目的“融合度”与资源整合能力。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即是文化资源融合发展的典型。依托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数据资料库，博物院与专业开发机构建立专项产品合作基地，利用现代数字人文技术进行资源分析与文体挖掘，在现代信息化平台开辟网上销售体验店，建立社会力量与普通大众多元参与的产品评价体系。近年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共生也助推了文化深耕和旅游经济的增长，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已经将旅游产业纳入了融合范围。
4.集成服务：多元服务新模式
近年来，信息整合服务、云服务、知识服务、大数据获取等已成为数字时代不断升温的关注热点，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也不能忽视信息平台的建设。档案文化资源需要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整合组成，而整合的结果又需要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门户平台，进行多元服务的集成展示应用。国内外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成果展示也通过集成平台提升了服务利用效果。基于文化资源内容的知识服务模式，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基于多元需求的跨媒体服务模式，基于資源共享的集成服务模式，正是将多样化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集成到统一的数据平台，集多元主体、社会机构、科研团队、广大民众集体智慧于一体，集中展示资源需求与实践成果。用户通过现代化集成展示平台，满足一站式获得信息资源的愿望，不仅能够获得档案文化资源成果带来的人文知识，文化精髓，而且能真实体验文化资源带来的智能性、系统性文化追求，并真正参与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建设。
5.创新转向：数字记忆、众包新形式
数字记忆从本质上讲，就是运用新兴数字技术对承载记忆属性的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一种建构活动[6]。“采用不断发展进步的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呈现、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手段，将特定记忆资源转换成可保存、可关联、可再组、可共享的数字记忆形态，实现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新的主体加以参与、新的专题加以组织、新的方式记忆呈现和新的需求进行利用”，数字记忆作为档案资源开发推崇的新形式，是现代数字技术与文化记忆深度融合的模式，它依赖数字技术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真实的思考与重构。荷兰“记忆宫殿”、意大利“威尼斯时光机”等项目，均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建设与呈现[7]，我国近年来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建设项目也引入数字记忆的模态，精彩纷呈，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数字人文的现实境况下，众包作为一种新兴的项目开发形式，已经在档案文化资源开发中展现了它的独特作用和魅力，也是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人文发展的需要。从人文层面看，数字人文视角注重提升公众参与式管理的范围，既重视参与者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鼓励公众的全程参与，众包即是公众直接参与开发的新兴形式。公众通过众包平台将部分工作承担下来，不仅减轻了档案资源开发科研人员的负担，同时将公众的智慧纳入开发过程，使档案文化资源项目实现由数字人文研究团队、专业素养的研究人员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合作研究团队，合力打造新时期档案文化产业的精品。
参考文献：
[1]潘连根.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中应用的理性思考[J].档案与建设，2010（07）：6-10
[2]（张斌，李子林.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馆发展的新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19（06）：68-76）
[3]朱本军，聂华.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5）：16-21
[4]韩瑞鹏.数字人文视角下舆图档案开发层次构建[J].档案管理，2020（03）：46-48
[5]龙家庆，王玉珏等，数字人文对我国档案领域的影响：挑战、机遇与对策[J].档案学研究，2020（01）：104-110
[6]牛力，曾静怡，刘丁君.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创新开发利用“PDU”模型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9（03）：65-72
[7]牛力，刘慧琳，曾静怡，韩小汀.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9（05）：67-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YJA870020）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