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刊登的《大藤峡瑶民起义烽烟二百年》，揭示出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因由及其历史教训。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是一部官逼民反的悲壮无比的历史剧。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直至崇祯末年（1644年），持续时间长达270多年。瑶民在韦公广、覃公专、蓝受贰、侯大狗、侯公丁等首领的领导下，“啸聚万余之众”，大大小小武装起义数十次，其中较大规模起义达14次之多，迫使明王朝先后派遣韩雍、王守仁、蔡经、陈金等数十名御史、总督、总兵领兵60万前往大藤峡地区进剿，损兵折将逾20万，瑶民被杀10万多人，被俘3万多人。大藤峡瑶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坚韧性和持久性，斗争时间延续之长，是中国乃至世界农民革命史上所罕见，而斗争之悲壮惨烈，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明朝初年，官军进入广西之后，对境内的僮（壮）、瑶少数民族，极端歧视和不信任，强摊伕役，又肆意入山劫掠财物、强伐木材等，逐渐激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如火如荼的“反夺田”斗争就发生在浔州府城官员的眼皮底下，明朝派往广西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军政头目，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这些领兵大员为了获得皇帝的恩宠，竞相采取形形色色的对策或“剿”或“抚”或滥杀平民以邀功，以此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朝廷还设置了专门对付大藤峡瑶民起义的“武靖州”，对此伏彼起的“瑶乱”加以“痛剿”，但武靖州的设置，并没有达到明王朝预期的目的，瑶民们压而不服，屡平屡叛，武装起义依然接连不断。此后，尽管他们不断变换手法，却始终没能达到消灭义军的目的。以侯大狗为首的瑶民起义军，趁着官军无暇顾及，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将数千义军的大部分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向四周各州县分头出击，官军顾此失彼，手足失措。不到半年时间，起义军先后攻下广西浔州、梧州、郁林、桂林、柳州五府，广东六府（雷州、廉州、高州、肇庆、韶关、广州），以及赣南、湘南的二三十个州县，声势浩大，“广东十府，被瑶民攻陷者六”，使明朝大为震惊，以致“两广守臣皆待罪”。两广督抚在哀叹“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终难靖乱”中，宣告“剿乱”的失败。
　　现实迫使封建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单靠“武力绥靖”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曾有一段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让步政策，“瑶乱”趋于缓和。嘉靖十八年（1539年），广西按察副使翁万达在镇压侯公丁起义后上奏《藤峡善后议》，请求朝廷改“剿”为“抚”，给少数民族人民以一定的生存权利，他一方面请求“改州治以建屯所”，充分发挥武力绥靖的作用；另一方面请求在加强武力绥靖的同时，对瑶民采取怀柔政策，让瑶民们离开深山峡谷，迁居平原，“垦作便田”，给予出路，生活上有了保障，便不会聚众闹事了。明王朝采纳了这一奏议。于是，绝大部分起义瑶民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解甲归田，他们走出瑶山，在平原地区开垦耕种，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之后，金田平原上便出现了一个个壮村、瑶寨与稻菽百里香飘的“金田”。
　　中国农民以勤劳善良、朴素诚实称著于世，是一个最本分也最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即使不堪重负也绝不会无故犯上作乱，只有当他们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受到威胁时，才会铤而走险走上反抗之路。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因由及其“剿”与“抚”政策的教训和得失，是颇有教育意义的；而《藤峡善后议》的建议，虽然是为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是在客观上也得到了瑶民们的认可，起义斗争才逐渐趋于缓和。试想：耕者有其田，生活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谁还会去动干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