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以前，曾读过一本《城堡》的小说，扉页后有一幅作者像，使我既感到惊诧，又觉得震怵：削瘦的脸庞上，大而亮的眼睛冷彻得宛如锋刃上的折光，紧闭而僵硬的唇线同样显出一种苦涩的忧虑，尤其是头部两侧那尖尖的挺挺的耳廓，既如兔耳般的异常敏感，又似鹰隼那样的倾听四方。随后，我又从一幅夸张的漫画肖像中，再次注意到他的那双眼睛和耳朵。哦，是的，这是卡夫卡的特征——与常人绝然迥异的怪杰般的特征。
　　一个似乎有些穷愁潦倒的小公务员，一个时常闭门苦思的业余作家，一个似乎天然就有畏惧父亲又憎恨父亲的犹太儿子，一个经常把自己书信视为倾诉一切的工具的独身者。大概人们从一开始，随着读他的杰作时，也随着探究他的处世。当他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的似乎与他的小说同样“荒诞”的故事众所周知时，人们一面哑然失笑，另一面又不可思议。
　　面对这些谜团，传记作家应竭尽全力来揭示它、破译它。因为伟大而古怪的作家身后除了流芳百世的杰作外，还有与这杰作千丝百缕并且错综复杂的身世联系的奥秘所在。也就是说怪态的背后必定有怪状。英国学者罗纳德·海曼撇开作品分析法和思想阐释法的传记方法，独辟蹊径地以书信作为串连卡夫卡身世变化的中心线索，并且真知灼见地通过史料分析而描摹卡夫卡三次婚事的前后嬗变。
　　海曼先生透过卡夫卡写作与结婚异常对立这一事实，以及他无力买房的物质困境和他家人门第观念的纠缠的种种干拢，直观到卡夫卡受“两个世界”的激烈纷争和搏斗而耗尽他的精神源泉。卡夫卡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完全可佐证他的濒临精神崩溃的心态：“一切好像都终结了……不可能睡，不可能醒，不可能忍受生活——更正确地说——生活的连续性。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地，或者说着魔似地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
　　据一位卡夫卡研究者分析，他在这里用形象的语言说的“两个时钟”可以理解为超验领域与经验领域，即他在超验领域(内心的时钟)思考得非常远，非常深，而经验领域(外部的时钟)却障碍重重，走不快，实际上是表达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矛盾。因而海曼阐述道：“长期不断地与他内心的困难打交道使他精疲力尽，神经衰弱。几年来他不得不经常考虑同样的东西，元论他的认识如何清楚——这些认识不但没能使他的情况好转，反而加剧了他的神经紧张。由于他分析了是什么东西将与他与世隔开，他增强了自己的与世隔绝感，这种难以摆脱恶性循环的感觉现在把他推到了发疯的边缘”。(见387页)这些都是卡夫卡去世前两年的内心激烈撕裂的真实写照。我们可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中间几乎没有贯通的渠道，更不要说有融合的可能，正是超验世界的强烈诱惑，使他炽热得要焚尽自身的创作机制，而经验世界的缓慢步履，令他忍受不了这种老牛破车拖延自身的飞速梦幻。恐怕三次婚事的变故，也是超验与经验之间不可水乳交融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抗争与阻隔的象征，一种撕裂与弥合的象征。
　　然而，卡夫卡终将把死作为“两个世界”的纷争与撕裂的终结形式，它尽管带来一时的肉体上的平息，可在精神上永无尚息之日。我们只要再细读他的一系列小说，发现这中间的荒诞形象、荒诞寓言和荒诞故事，几乎都是这种纷争后的酷状、撕裂后的残骸。卡夫卡兑现了“向最后的尘世边界进行的冲击”的诺言。
　　
　　(《卡夫卡传》〔英〕罗纳德·海曼著，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3.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