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李院长又顺手递给了记者一张纸——“门诊住院统计日报表”，日期是2009年2月25日，即采访当天。在“床位使用率”一栏，合计是126.6%，其中，“住院中医科”最高，为200%，住院内二科，也达到了167%。
　　“今天还不是最高的，有时床位平均使用率高达140%，走廊里都住满了患者。”李剑平院长说，“尽管其他医院有床位，但很多患者宁愿在这里等，劝都劝不走。”
　　“2008年，全国二级医院的病人人均住院费是5524元，但我们只有 3005元。”他继续用数字说话：“在重庆，没有参与惠民医疗行动的二级医院，这一数字是5000元—8000元，三级医院在10000元—12000元。”
　　医院如何在3年多发生脱胎换骨般的改变？他直言不讳地说：“应归功于参与了惠民医疗行动，它对我们总收入的拉动占到了10%以上。尽管从单笔医药费收入看，因给会员患者报销了一定比例的费用而减少，但是，业务总量增加了；特别是，通过医药费用的大幅下降，直接解决了‘看病贵’的难题，医院树立了‘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品牌形象，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借助惠民医疗行动，我们找到了医院进行医疗绩效考核改革的契机。”李剑平院长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的医生开100元的处方还是开1000元的处方，都与其收入无关。医院的考核以科室为对象；考核指标中，医疗质量考核、护理质量考核占到了70%，如病人满意度、床位周转率、投诉率等。这为医生关注医术提高、技能提高等业务钻研提供了制度保证。”
　　他以阑尾炎手术为例：以前只能做切口开刀手术，术后7天出院；现在可以做微创，术后3天出院。而前者的医药费不到2000元，后者则为3000元—4000元（注：在重庆的三甲医院，则约为一万元）。
　　“惠民医疗行动和绩效改革，让医院实现了良性循环，即‘以量增收、以质取胜’。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大大提高，而且都是透明收入。”李剑平院长指指窗外的工地说：“你看我们正在施工建设中的17层大楼，只是我们新办公大楼的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正在审批中。今年6月份一期工程将完工使用，到时我们将拿出其中的一层楼，专门用作惠民医疗行动的‘会员健康服务部’。”
　　
　　创始人刘群
　　——“当初只是想驳斥‘药价虚高理论’，没想到这一想就是6年”
　　
　　“当年推出这一医改模式，是我在医药行业思考和探索6年的结果；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驳斥当时所谓的药价虚高理论，为药企洗脱‘罪名’。”3月1日，在这一民间医改模式推出3周年之际，作为创始人和主要发起人，刘群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并详述这一医改模式的来龙去脉。
　　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的刘群介绍说，他自1989年开始踏入医药行业，从事药品流通和药品生产，拥有自己的药厂和流通企业。
　　“1997年是我医药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而当年也是目前仍在探索中的国家医疗改革的真正开始。
　　“当时‘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已经暴露，而很多人将矛头直指药企，说医疗费用高是因为药价高带来的，‘药价虚高理论’成为当时主流声音。‘看病贵、看病难’的责任推给了药品生产企业。”刘群回忆说，“于是国家要求不断降低药价，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药品集中招标，县、市、省都搞；药企则忙于拼命应付，在招标上花费了大量费用——资料费、公关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此成本几乎占用了全部生产利润。当年不仅企业亏损，甚至是全行业亏损。事态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于是我开始想如何寻找一个办法来走出这一困境，如果全国的医药行业不能摆脱这一困境，我自己的药厂也就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利润，厂里的4000多名职工怎么办？工资、保险从哪里来？”刘群说。
　　他开始到医院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药价和医疗费用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医疗费用高并非是因为药价高，药价、药费、医疗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这是一个新发现和新理论，它与‘药价虚高理论’正好相反。”
　　刘群解释说，药价是药品自身价值的市场表现，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药费是医生开处方的各种药品的综合，取决于医生处方，具体说就是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数量——如本可以用低价格的青霉素，但医生开了高价的头孢，或是本可以用国产的，但医生开了进口的，或是3天量就够，但医生开了6天量；而医疗费，不仅仅是药费，还包括检查费、诊疗费、床位费等所有费用。因此，药价、药费、医疗费之间不能划等号。
　　“随后为了验证我的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我找了很多医院、医生，但找不到突破口。”刘群说，“直到2003年，我想出了‘药房托管’的办法，即通过对药品流通的控制，不给医生处方费、开单费。”
　　刘群说他的企业当时托管了价值约84万元的药品，参与的医院包括重庆的垫江县人民医院、南川县人民医院、丰都县人民医院等。他把凡是在医院做促销的药全部换成了没有促销的药，对独家生产的促销药用了相同类型的药来替换。“没想到，这么一搞，效果非常好，药费一下子降了下来，降幅达40%以上。在用药方面，医院的医生全用了有同样效果的低价药，如青霉素。”刘群说。
　　此时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推行药房托管，重庆当地其他医院也自己搞了药房托管，“但他们的药费并没有降下来，有的地方更高了”。
　　“于是，我意识到，药房托管这一方式肯定存在问题，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托管药房的企业有很大的可操作性，既可以降低药费，也可以提高药费。”刘群剖析说，“从理论上说，如果托管药房的企业为了销售更多的药，就会鼓励促销，就可能更多地给予医生回扣，于是药费自然就又涨上去了。”
　　“有没有另外一种更好的模式？可以克服药房托管的这一人为因素？”刘群又开始对医、药、患三者之间现有的药品流通模式进行解剖：“我发现药费的很大一块是用于支付医药代表和医生，即促销费。那么，可否把这一块拿出来直接补给患者，从而降低药费？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让医生失去开高价药和多开药的积极性，让医药代表从源头上不再有推销高价药的基础。这是惠民医疗行动最初思考的雏形。”
　　
　　惠民医疗行动
　　——“这是一条干净的利益链，一种新的药品利益分配模式，从机制上根除‘看病贵’。”
　　
　　“基于上述想法，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医、药、患三者之间设计一个全新的医药模型。”刘群说，这个模型必须具备三个重要因素。第一，要有一个较大的医疗人群，“把患者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团队实行会员制；第二，会员有自己的定点医院，即会员组成的团队跟医院谈判，让医院为团队的会员服务，并由这个团队自己组织药品，供团队的会员使用，这个药品既不受医院的干扰，也不受医生干扰；第三，有药企愿意以低于一定比例的市场价为团队供货，即药企要把临床用药促销的费用拿出来补给会员。
　　于是，刘群先向当地的公立医院“推介”他的这一模式，同时还要求医院拿出其检验和检查费的5%—20%给会员提供补贴，并为会员提供必要的紧急救治和绿色通道服务等。“没想到有很多医院对这一模式非常欢迎，愿意做我们会员的定点医院。”刘群说。
　　“当时我们之所以同意做定点医院，有三个原因：为医院带来更多患者，实现医院发展；规范医院的药品使用方式，让医生安全；改变医院的服务模式，根治医生开高价药和大处方的制度基础，为医院创新和寻找新的发展提供突破口。”最早相应和参与发起惠民医疗行动、且是定点医院中唯一一家三甲医院的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院长李庆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医院培养多年、医术逐渐成熟的医生，如果因拿回扣等商业贿赂而违法犯罪，对医院来说是最大的损失。所以，医院也希望有一种新的医药供应机制来规范医生行为，理顺医患关系。
　　有了医疗人群和定点医院的参与后，刘群又开始与医药企业谈判。“记得当时我们召集了500多家医药企业开会，我亲自向他们讲解我们的设计模式，希望他们给这一团队的会员提供所需药品，但前提是必须把药品流通中的促销费拿出来，比例为药品费用的20%，用于支付给团队中的会员患者（注：扣除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支付给患者的为13.6%）。”
　　“药企的反应也出乎我的意料，大部分药企都痛快地答应我们的条件，愿意做会员的药品供应商。”刘群回忆说。
　　药企为何愿意接受低于市场价20%的条件来做供货商？“对于已经成长起来的药企来说，也在寻求更高效、更规范的经营方式，希望安全发展。”供货商之一、成都康弘药业的销售负责人何晓宇这样回答记者。
　　刘群认为，他设计的惠民医疗行动，对于药企来说，不仅不必再靠给医生回扣等违规促销进入医院，销售成本大大降低。“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与医院签了合同，药企的药品进入医院不需要再花各类进院和促销费用，由我们统一建立和组织一个医药物流平台为所有药企统一配送，我们只收取5%的配送费，这些对所有药企都是公开透明的；不同药企的相同的药进入这个平台后实行等额配送，对每个药企都是公平的。”
　　“我们也因此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独立开放的药品供应平台。”刘群说，“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现了三统一：统一药品名称、统一价格、统一药品规格。这一平台改变了原有的一药多名、一药多价、一药多规的药品流通领域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药品体系。这一体系不再受医院和医生的干扰，这规范了药品流通体系，而混乱的药品流通体系则让医疗失去监管，推高医疗费用。”
　　在获得医院和药企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后，2006年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正式在重庆启动；同年6月，“重庆市医药惠民促进会”成立，刘群旗下的重庆长龙集团和当地4家公立医院（万州三峡中心医院、南川人民医院、垫江人民医院、丰都人民医院）为共同发起单位；“重庆市医药惠民促进会”作为惠民医疗行动的会员平台，入会会员享受20%药品报销和5%—20%检验检查费报销。
　　有人评价说，惠民医疗行动相当于酒店消费中的“自带酒水”，或者像房地产市场中的“团购”。刘群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这种比喻远远不能体现这一模式的深层意义。
　　“因为它不仅拥有自带酒水或团购的低价格，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手抓医院、一手抓药企，让患者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把医、药、患三方的利益进行了重新调整和有机整合；这一模式挑战的最大对象是原有的供药模式和供药途径，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建立会员制的医疗互助联盟，并以联盟的形式购买医疗服务，从而让患者在医药定价中有了发言权，重塑和新建药品利益分配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医疗服务和医药服务原有的游戏规则，在让医院和医生不再靠开大处方和高价药来赚钱的前提下，让患者真正享受低药费，从体制上消除了‘看病贵’的根源。”
　　
　　3年后再推新举措
　　——“百万农民免费健康大体检”
　　
　　2008年 3月1日，即惠民医疗行动3周年之际，刘群和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院长李庆平，联合当地7家公立医院共同发起了国内医疗界另一项首创——为农民量身定做的“百万农民免费健康大体检”。
　　李庆平院长介绍说，免费普查对象为三峡库区移民中的百万农民，普检项目是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乙型肝炎、肺结核、妇科疾病”常见五大疾病；并以此为基础为每一个参加体检的农民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该档案将存放在专门为此建立的网站上，实现个人医疗健康档案的资源共享。
　　免费普查预计将历时5年，参与各方共同分担和提供普查所需的人物财，如刘群和他的重庆医药惠民促进会先期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购买体检所需的彩超设备等；各家医院免费提供专家队伍、医疗场所等。
　　“除了公益性，活动的更深层意义在于提出了‘无病先防、有病快治、防病致富’的健康新理念。”身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李庆平院长，以其数十年来的医疗经验曾首创“医院管健康”的新学说。
　　“百万农民免费健康大体检”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万州区委书记吴政隆就当着记者的面，跟刘群和李庆平提出了三点要求：“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活动要有可持续性；模式可以拷贝。”
　　也有人认为，这一公益活动的背后是否也是商业考虑？当地医药系统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这一公益行动其实也是一次商业营销活动，它首先通过公益行为给农民实惠、汇聚人气，然后把庞大的潜在的农民患者吸引到惠民医疗行动中来。这在逐渐由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的医疗领域，无疑是一种抢占市场先机的聪明做法。”
　　“公益行动客观上可以带来商业机会。”刘群坦然回答：“如果免费体检后的农民愿意，可以加入惠民中国医疗，成为我们的新会员。”
　　对于已运行3年的惠民医疗行动，刘群也毫不避讳其个人受益：“通过发起和参与这一医改行动，我自己的企业也实现了利益：一是每人每年20元的会员费，二是药企5%的物流费。”
　　但他特别强调说：“我赚的既不是暴利，同时也是干干净净的劳动服务所得，因为惠民医疗行动本身建立的就是一条干干净净的利益链；这条干净的利益连之所以能保证各方受益共赢，是因为这条利益链聚集了人气（会员）、聚集了医院、聚集了药厂，最终理顺了医疗体系的五大因素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医疗体系有五大因素：医疗服务、医疗用药、医疗人群、医疗政策、医疗保障，如果不从制度层面上理顺这五大因素之间的关系，那么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惠及惠者，医改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不过让记者不明白的是，既然惠民医疗行动从设计理念和实际效果看，对医、药、患三方都有利，可为何3年才有30多万会员，而且绝大多数为农民，而城市人口很少参加？
　　“因为我们没有进行宣传推广，既没有广告，也没有到居民驻地发动推广，现有的30万会员都是自发加入的，靠的是口碑相传。不像新农合，各级政府都给予大力支持和推广。”刘群回答说。
　　那又为何不进行宣传推广？“因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一直没有表态，如我们一直在向当地的卫生部门汇报和反应，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哪怕说一句话也可以。但是，一直没有说法，既不说反对，也不说支持。我理解其中原因，可能是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他们希望我们先实践探索，看看效果如何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