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全面爆发之际，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关键物资供应者，占据了欧美个人防护设备进口总量的半壁江山，正如《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所指出的，“中国已经奠定了在未来数年内主导防护和医疗用品市場的基础”。
　　中国医疗用品制造业的强大实力，并非源自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纽约时报》的报告，详细解释了该国政府是如何向国内工厂提供廉价土地，发放补贴贷款，指示国企生产核心物料，以及要求医院和企业使用本地原料来构建国内供应链的。例如，四川省将允许采购进口产品的医疗设备种类减少了一半。大多数医院都必须在当地采购所有物品，只有顶级医院才获准从国外进口物资。
　　尽管如今西方媒体再次充斥着中国“旨在把持全球工业机器中的某些重要部件”（摘自《纽约时报》内文）的论调，但是我们不应让经济学沦为地缘政治的人质。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模式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
　　如果说，中国有一半的经济奇迹源于它在1970年代末向市场的转型，那么另一半则是积极的政府政策保护了国有企业等旧有经济架构的结果，同时通过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催生了众多新产业。
　　经历了有史以来最迅速脱贫进程的中国人民，显然是上述做法的主要受益者。但这些成就并没有以损害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反而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正是凭借这些增长政策，才最终成为了西方出口商和投资者眼中的巨大市场。
　　对于中国的产业政策对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是否有失公平，我们在作出断言之前应当三思。实施产业政策的常规理据，是新兴产业会产生学习溢出效应、技术外部性和其他广泛社会效益，因此国家应当予以支持。但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并不擅长确定哪些行业值得扶持，而最终大部分成本都会落在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身上。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被误导和误用，结果就是该国自身经济蒙受损失。
　　参照这一逻辑，如果中国政策制定者实质上找到了某些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活动，从而借此提高自身经济表现，那么外国人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解决市场失灵”，外部人士想要阻止中国政府推行此类政策的做法，就跟与防止竞争对手释放自身市场一样毫无理据。
　　而当所涉及的外部性是全球范围（比如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补贴，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了，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巨大收益。
　　在存在垄断和市场主导型企业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所涉及的经济学，会变得更加复杂。推高价格是掌控市场的标志性动作，但很少有人指责中国生产商这样做，对它们的抱怨通常是反向的。这并非其他国家在中国向更先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自己选择原地踏步的理由。
　　美国拥有施行成功产业政策的悠久历史，特别是在国防相关技术方面。现在美国政界各派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认定该国需要针对优质就业、创新和绿色经济，出台更明确的产业政策。美国一位声望极高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就提出了一项法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花费1000亿美元去推动新技术。
　　在欧美地区，许多推动新工业政策的措施，都是由人们认定的中国“威胁”激发的。但从经济上考虑，我们不应聚焦于此，而要专注于国内领域的需求和补救措施。目标应该是在国内建立更具生产力和包容性的经济，而不是简单地想要超越中国，或试图削弱它的经济进步。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