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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和《乔家大院》是两部商业题材电视连续剧，它们均根植于深厚的山西文化，围绕晋商的创业题材展开叙述，描绘了山西人创造的商业传奇。不同的是，晋商创业主题一线贯穿于《乔家大院》中，剧情结构比较集中明晰，而《走西口》糅合了晋商题材、移民题材、革命题材三个题材，情节发展相对分散。
山西祁县素有“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之称，却凭借《乔家大院》和《走西口》等剧作逐渐广为人知，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在新时期历史剧创作中，商业题材影视作品如何深入发掘文化内涵。
一、西北文化的再发现
在海外及港台影视作品中，《大话西游》及《新龙门客栈》等作品最先选择银川市荒野上的镇北堡古城作为拍摄地，画面中的长河落日和大漠古城，让世人首次领略了西北风情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种文化联系衍生了后来很多影视佳作。不过，诸如周星驰的无厘头影片等港台影片，只取西北壮阔苍凉之美景，并未描摹西北文化之风貌。
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同，《走西口》和《乔家大院》都是篇幅较长的电视剧，情节更为复杂。其中，《乔家大院》的剧情结构比较明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汇通天下”的商业理想，展现山西儒商在成长和经营中的方方面面，《走西口》则偏重于描绘在社会局势动荡的条件下，山西人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其中夹杂的爱情线索、革命线索，让剧作本身的主线索显得不那么清楚。
两部影视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以西北地区广袤的地理风光为背景，兼述西北独特的风俗人情，把剧情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示，其产生的强烈视觉冲击效果，也在意料之中。
二、儒商文化影视题材之勃兴
当下，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商业奇迹不断被中国人创造，中国人逐渐重拾信心，大众心态逐渐由崇洋媚外转变为反躬自省，渴望了解自己，了解儒家文化是如何与商业社会融合无间的。在这种大众心态驱使下，反映儒商的影视作品就开始成为众多导演感兴趣的题材。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热播，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成为推动后续徽商影视剧作层出不穷的动力。继徽商影视题材之后，国内掀起了京商文化题材作品的创作热情。而具有浓郁京味的《大宅门》的播出，毫无悬念地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当大众接受了儒家商人的共同价值观后，文化多样性就显得十分必要，除了北京、安徽以外，山西商业地域文化也开始呈现在影视创作的视野中。
不难发现，在《乔家大院》之前的商业文化题材影片中，反映同仁堂家族故事的《大宅门》最值得注意，不仅是由于《大宅门》是京派地域文化的影视代表作，还在于《大宅门》提供了儒商文化题材历史剧可供模仿的范式，其情节不再以人事恩怨为主，而偏重于商道文化的艺术演绎。
那么，如何通过影视媒介让山西文化也进入大众视野呢？如何用影视语言重新诠释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呢？这是《乔家大院》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其突破性意义所在。这部电视剧的成功，是基于对晋商文化准确的地理定位和文化定位，迎合了当今中国经济腾飞、商业文化勃兴的大背景，从实际效果来说，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山西商业文化逐渐展现出它动人的魅力。继此之后，电视剧《走西口》也应运而生。
像《大宅门》中的“白家老号”老匾一样，《走西口》开头部分徐木匠带着田青及其母亲离开田家大院时，也带走了一块乾隆皇帝钦赐给田家祖上的牌匾，上书“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这块匾成为整部电视剧表现的创业精神的支点，虽然皇帝赐匾这件事本身让人难以置信。问题在于，这样的情节安排，无形中使田青的各种举措与儒商的道德取向相符合，在人情与商情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它成为决定田青行为的最终标准。由此，在《走西口》中，表现的不再是逃荒的流民，而是有抱负和商业道德的儒商。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诚信更能体现晋商的儒家商道，有关山西商人讲诚信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这是晋商得以立足扬名的根本，更能体现晋中文化的独特气质。比起“红色偶像”杜淳的俊朗，《乔家大院》中的陈建斌在儒雅中多了几分霸气，对人物心里的揣摩也更到位。
三、主题之聚與散
文学与影视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影视与文学的联姻实属必然。文学让读者超越他们的生活和时空，同样也使读者看清现世生活。文学可以帮助读者去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人生经验，更好地理解他人的人生经验，其中与影视创作密切相关的小说艺术尤其如此。简单来说，就是一部历史剧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一部出色的原著小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部小说还必须具备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主题。就像麦茨说的那样：“没有戏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就没有影片。”例如，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基于高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加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胡雪岩的同类题材文学作品很多，让影视再创造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些特点注定文学创作成为影视作品汲取营养的重要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剧本创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走西口》和《乔家大院》创作之初所遇到的问题，即相关的历史原典很少，文学原创作品并不多。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部富有想象力的影视作品，总是试图把一种观点传递给观众：在《乔家大院》中，这种观点是晋商乔致庸“汇通天下”的商业理想，主题单一集中，其秉持的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儒商道德，则赋予了这部电视剧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走西口》中，这种观点显得不那么明显，主角田青更多地陷入了恩怨纠葛中，缺乏宏大的商业理想，正是这样的剧情安排，田青最后没有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巨贾，却成为一名投身革命的志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现当代文学中，有关西北民风民俗的作品层出不穷，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的出现，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遗憾的是，有关晋商文化的小说并不多，表现“走西口”这段移民历史的历史小说就更少了，换句话说，这两部剧本的创作可以依凭的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数量是很有限的，这对电视剧《乔家大院》和《走西口》的剧本创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剧作的主题遂成为关键因素。
从演员的表演来说，陈建斌和蒋勤勤通过《乔家大院》结缘，假戏真做，终成眷属，从侧面说明二人在戏中的表演饱含情感，动人至深。在《走西口》这部电视剧中，导演也突破传统，尽量起用青年演员来表现“走西口”这一古老主题，使本来很沉重的历史话题充满了青春气息，用影视语言重塑了一个激情年代。影片的主角田青，由青年演员杜淳扮演，从《敌营十八年》中的红色偶像江波到《走西口》中靠双手打拼天下的晋商，这对演惯革命题材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戏路转变，好在兼具阳刚与儒雅之气的杜淳与《走西口》中的田青这一角色气质相近，加之表演认真投入，已经实现了形象的改变，只是缺少了本应有的沧桑、稳重和老成，留下了一点遗憾。其他如苗圃饰演的豆花、王静饰演的淑贞，都能表现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贤惠善良的本质，富大龙饰的梁满囤是其中的另一亮点，作为反面人物，其表演恰到好处，准确地揣摩人物的心态、不温不火的表演，都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另外，《乔家大院》中人物造型的真实和自然，颇受业界好评。而《走西口》中捉襟见肘的化妆和美工，与《乔家大院》营造的富贵气象相距甚远，甚至也难赶上之前的《闯关东》。很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再次审视这两部电视剧作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两部电视剧的结尾比较唐突，匆匆收场。
四、结语
随着徽商、京商等商业题材影片的勃兴，地域色彩鲜明的山西商人传奇故事也被逐渐搬上荧幕，《乔家大院》和《走西口》是其中的代表作。《乔家大院》以山西商人的商道文化为中心，塑造了乔致庸这个充满商业理想和爱国爱民情怀的儒商形象，而《走西口》在商业文化题材之外更进一步，力求新的变化，融入了移民主题和革命因素，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贵阳市甲秀小学）
山西祁县素有“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之称，却凭借《乔家大院》和《走西口》等剧作逐渐广为人知，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在新时期历史剧创作中，商业题材影视作品如何深入发掘文化内涵。
一、西北文化的再发现
在海外及港台影视作品中，《大话西游》及《新龙门客栈》等作品最先选择银川市荒野上的镇北堡古城作为拍摄地，画面中的长河落日和大漠古城，让世人首次领略了西北风情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种文化联系衍生了后来很多影视佳作。不过，诸如周星驰的无厘头影片等港台影片，只取西北壮阔苍凉之美景，并未描摹西北文化之风貌。
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不同，《走西口》和《乔家大院》都是篇幅较长的电视剧，情节更为复杂。其中，《乔家大院》的剧情结构比较明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汇通天下”的商业理想，展现山西儒商在成长和经营中的方方面面，《走西口》则偏重于描绘在社会局势动荡的条件下，山西人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其中夹杂的爱情线索、革命线索，让剧作本身的主线索显得不那么清楚。
两部影视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以西北地区广袤的地理风光为背景，兼述西北独特的风俗人情，把剧情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来展示，其产生的强烈视觉冲击效果，也在意料之中。
二、儒商文化影视题材之勃兴
当下，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商业奇迹不断被中国人创造，中国人逐渐重拾信心，大众心态逐渐由崇洋媚外转变为反躬自省，渴望了解自己，了解儒家文化是如何与商业社会融合无间的。在这种大众心态驱使下，反映儒商的影视作品就开始成为众多导演感兴趣的题材。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热播，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成为推动后续徽商影视剧作层出不穷的动力。继徽商影视题材之后，国内掀起了京商文化题材作品的创作热情。而具有浓郁京味的《大宅门》的播出，毫无悬念地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当大众接受了儒家商人的共同价值观后，文化多样性就显得十分必要，除了北京、安徽以外，山西商业地域文化也开始呈现在影视创作的视野中。
不难发现，在《乔家大院》之前的商业文化题材影片中，反映同仁堂家族故事的《大宅门》最值得注意，不仅是由于《大宅门》是京派地域文化的影视代表作，还在于《大宅门》提供了儒商文化题材历史剧可供模仿的范式，其情节不再以人事恩怨为主，而偏重于商道文化的艺术演绎。
那么，如何通过影视媒介让山西文化也进入大众视野呢？如何用影视语言重新诠释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呢？这是《乔家大院》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其突破性意义所在。这部电视剧的成功，是基于对晋商文化准确的地理定位和文化定位，迎合了当今中国经济腾飞、商业文化勃兴的大背景，从实际效果来说，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山西商业文化逐渐展现出它动人的魅力。继此之后，电视剧《走西口》也应运而生。
像《大宅门》中的“白家老号”老匾一样，《走西口》开头部分徐木匠带着田青及其母亲离开田家大院时，也带走了一块乾隆皇帝钦赐给田家祖上的牌匾，上书“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这块匾成为整部电视剧表现的创业精神的支点，虽然皇帝赐匾这件事本身让人难以置信。问题在于，这样的情节安排，无形中使田青的各种举措与儒商的道德取向相符合，在人情与商情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它成为决定田青行为的最终标准。由此，在《走西口》中，表现的不再是逃荒的流民，而是有抱负和商业道德的儒商。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诚信更能体现晋商的儒家商道，有关山西商人讲诚信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这是晋商得以立足扬名的根本，更能体现晋中文化的独特气质。比起“红色偶像”杜淳的俊朗，《乔家大院》中的陈建斌在儒雅中多了几分霸气，对人物心里的揣摩也更到位。
三、主题之聚與散
文学与影视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影视与文学的联姻实属必然。文学让读者超越他们的生活和时空，同样也使读者看清现世生活。文学可以帮助读者去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人生经验，更好地理解他人的人生经验，其中与影视创作密切相关的小说艺术尤其如此。简单来说，就是一部历史剧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一部出色的原著小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部小说还必须具备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主题。就像麦茨说的那样：“没有戏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就没有影片。”例如，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基于高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加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胡雪岩的同类题材文学作品很多，让影视再创造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些特点注定文学创作成为影视作品汲取营养的重要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剧本创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走西口》和《乔家大院》创作之初所遇到的问题，即相关的历史原典很少，文学原创作品并不多。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部富有想象力的影视作品，总是试图把一种观点传递给观众：在《乔家大院》中，这种观点是晋商乔致庸“汇通天下”的商业理想，主题单一集中，其秉持的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儒商道德，则赋予了这部电视剧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走西口》中，这种观点显得不那么明显，主角田青更多地陷入了恩怨纠葛中，缺乏宏大的商业理想，正是这样的剧情安排，田青最后没有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巨贾，却成为一名投身革命的志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现当代文学中，有关西北民风民俗的作品层出不穷，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的出现，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遗憾的是，有关晋商文化的小说并不多，表现“走西口”这段移民历史的历史小说就更少了，换句话说，这两部剧本的创作可以依凭的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数量是很有限的，这对电视剧《乔家大院》和《走西口》的剧本创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剧作的主题遂成为关键因素。
从演员的表演来说，陈建斌和蒋勤勤通过《乔家大院》结缘，假戏真做，终成眷属，从侧面说明二人在戏中的表演饱含情感，动人至深。在《走西口》这部电视剧中，导演也突破传统，尽量起用青年演员来表现“走西口”这一古老主题，使本来很沉重的历史话题充满了青春气息，用影视语言重塑了一个激情年代。影片的主角田青，由青年演员杜淳扮演，从《敌营十八年》中的红色偶像江波到《走西口》中靠双手打拼天下的晋商，这对演惯革命题材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戏路转变，好在兼具阳刚与儒雅之气的杜淳与《走西口》中的田青这一角色气质相近，加之表演认真投入，已经实现了形象的改变，只是缺少了本应有的沧桑、稳重和老成，留下了一点遗憾。其他如苗圃饰演的豆花、王静饰演的淑贞，都能表现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贤惠善良的本质，富大龙饰的梁满囤是其中的另一亮点，作为反面人物，其表演恰到好处，准确地揣摩人物的心态、不温不火的表演，都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另外，《乔家大院》中人物造型的真实和自然，颇受业界好评。而《走西口》中捉襟见肘的化妆和美工，与《乔家大院》营造的富贵气象相距甚远，甚至也难赶上之前的《闯关东》。很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再次审视这两部电视剧作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两部电视剧的结尾比较唐突，匆匆收场。
四、结语
随着徽商、京商等商业题材影片的勃兴，地域色彩鲜明的山西商人传奇故事也被逐渐搬上荧幕，《乔家大院》和《走西口》是其中的代表作。《乔家大院》以山西商人的商道文化为中心，塑造了乔致庸这个充满商业理想和爱国爱民情怀的儒商形象，而《走西口》在商业文化题材之外更进一步，力求新的变化，融入了移民主题和革命因素，也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贵阳市甲秀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