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蓝煤矿中方员工伤亡事件情况通报”“就科蓝煤矿中方员工伤亡事件的声明”等，已在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网站上张贴数日，但还不断有媒体记者拨打使馆官员的电话，希望了解这一突发事件的“内幕”，以此观察并反思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使馆新闻官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这只是一起孤立事件，不会影响中赞关系大局，也不会影响中国企业对赞比亚乃至非洲的投资。”尽管如此，8月4日发生的那一幕总是令人心有余悸。
　　那一天中午12点20分左右，煤矿约三四百名当地员工突然聚集，冲击矿井，“疯狂打砸抢，并威胁仍在工作的当地员32"。煤矿的中方员工意识到危险后，跑到矿井巷道躲避，被闹事者发现后追打，先向巷道内投掷石块，后将运煤轨道车推入45度斜坡巷道，一名50岁左右的中方经理躲避不及被撞身亡。
　　赞比亚劳工部长沙曼达5日晚发表声明，谴责发生在科蓝煤矿的赞比亚工人骚乱，“非人道的、罪恶的”。而赞比亚劳工部副部长姆布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科蓝煤矿的管理层和工人之间“一直存有敌意”。
　　“老非洲”的传奇故事
　　科蓝煤矿在局势动荡的赞比亚大名鼎鼎，位于赞南部省锡纳宗圭地区，距离首都卢萨卡以南约320公里处，是赞比亚铜矿和钴矿的主要煤炭供应商。据煤矿去年招聘广告所述，其年产能在24万吨左右，中国管理人员70人左右，当地工人1000人左右。
　　“科蓝”的老板是一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人——徐建学。
　　1991年，作为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翻译，徐建学随援建队伍来到赞比亚。成立于1983年的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先后在亚、非、欧、美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400余个工业和民用建筑、农田水利、城乡基础设施等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和对外援助项目，在非洲赞比亚、肯尼亚等国设立代表处。
　　这家公司是江西乐平人徐建学的起点。
　　“别小看翻译，我们在国外做项目，他起到沟通当地员工的作用，甚至比项目经理要更了解、更融入当地。”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李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他听说过徐建学，“据说头脑挺灵光的，发了大财。”
　　那年，徐建学负责翻译的工程结束后，中方人员大都回国，但他留了下来，看准赞比亚一片空白的建筑业市场，注册了扬子江建筑企业有限公司，做起“国际包工头”。
　　扬子江建筑公司的简介中有这样的文字：我公司已经成为驻赞比亚华^建筑企业的翘楚。作为赞比亚共和国反贪污局大楼修建工程、日本清水公司援建赞比亚中等教育机构工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府维修工程、国际机场总统候机室工程等项目的主承包商，年业务总额达数千万美元，在赞比亚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企业形象。
　　通过扬子江建筑的原始积累，徐建学在赞比亚站稳脚跟。2000年前后，他将4个弟弟从老家接了过来。
　　“他个子不高，待人接物都显得很热情。跟赞比亚政府上层、地方势力等都有关系，你知道，在赞比亚这些国家，能发展起来，没有一些手段是不行的。”在卢萨卡工作多年的中国商人冯在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他介绍，很多成功的中国老板创业初期都跟徐建学一样，在各地奔波，哪里有项目就在哪里做，“通过项目疯狂地建立人脉，滚雪球。现在功成名就了，就在卢萨卡安享太平。”
　　科蓝煤矿是徐建学投资的一个大项目。
　　据媒体报道，2003年，赞比亚开放矿业开采和经营权，徐建学把目光投射到位于赞比亚南部与津巴布韦接壤处的一片煤炭矿区。
　　那里靠近水库，地质状况不稳定。作为反对党爱国阵线的大本营，当地工会势力很强大，素质普遍不高的工人在工会支持下，抗争精神高涨。
　　虽然风险不小，徐建学还是揽下了这桩前景莫测的采矿生意。4个兄弟是他在煤炭业务上的得力帮手。
　　2006年，主要竞争者赞比亚国有曼巴煤矿宣告关闭，科蓝煤矿成为赞比亚境内唯一正常经营的煤炭公司。
　　“凭借建筑和煤矿，徐家兄弟早已成了亿万富豪了。尤其是老大，在赞比亚浸淫多年，是‘老非洲’了。他好像跟谁都认识，都是老乡。国企给他提供了机会，后又白手起家，通过生意，把关系网络织得很密，反过来又推动生意。”冯在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劳资冲突屡屡发生
　　徐建学2008年前后曾想购买国有曼巴煤矿，但失败了。
　　当地工会和地方政府坚决反对让一家外企垄断一种矿藏资源。2008年正是赞比亚总统大选年，反对党爱国阵线领袖迈克尔·萨塔将这项交易塑造成“中国掠夺”题材，打着“赞比亚是赞比亚人的赞比亚”旗号，向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发难。
　　外资与地方的利益冲突被升格为政治话题。政府遂不再将曼巴煤矿卖给徐氏兄弟。很快，出价更大方的印度公司抢走了煤矿。
　　2011年9月，有“眼镜王蛇”之称的萨塔登上总统宝座。分析人士指出，多党民主运动与爱国阵线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推崇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后者则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烙印，特别是对待外资的态度。
　　萨塔曾批评过来自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投资，认为有些中国矿业投资者不能善待当地工人，不尊重当地文化。
　　媒体不断报道，新总统上任后，在赞比亚一些地方，打砸中国餐馆的事情不时发生。但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周欲晓曾表示，即使是反对派上台，其对华政策也只是不确定性多一些，不会动摇中赞关系的根基。
　　8月12日晚，中国驻赞比亚大使周欲晓在赞比亚国家电视台接受《全国观察》栏目专访，并就科蓝煤矿中方员工伤亡事件、赞新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影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周欲晓强调指出，中赞关系来之不易，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历届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维护的结果，他希望并相信赞方能够处理好这一孤立事件，维护好中国在赞企业和人员的安全及合法权益，推动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继续前行。
　　此前，赞比亚劳工部长沙曼达率调查组抵达科蓝煤矿。沙曼达说，政府将调查这起令人遗憾的事件，“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科蓝煤矿的中国投资者与工人之间总是关系紧张。”
　　观察科蓝等徐氏公司的发展史，劳资纠纷导致的事端乃至冲突屡屡发生。2010年，该煤矿中方管理人员在工人因不满工资而发起的一起抗议活动中开枪打伤了13名矿工。这些场景与徐家兄弟最初在当地开发煤矿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中国人的到来提升了就业率……他们受到各界的欢迎。”赞比亚《每日邮报》网站曾如此报道。 　　今年7月，执政党爱国阵线领导的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最低工资政策，要求在煤矿等工地工作且拿最低工资的工人，每月薪水至少为230美元。科蓝煤矿矿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50美元，这意味着50％以上的涨幅。8月4日这一新规开始实施，矿工们认为煤矿延迟执行新工资标准，便发起冲击。
　　煤矿中方管理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矿已在8月2日与当地矿业工会就最低工资达成协议，但工会没来得及通报给工人。加上中方管理人员存在语言障碍，未能与骚乱工人做好沟通，这才导致冲突升级。
　　协助调查的前科蓝煤矿翻译黄磊认为，矿工误解了政策的执行时间。他在博客上写道，最低工资政策发布后，“整个国家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瞬间对立，同时，雇主协会及一些政府部门也对法案进行抨击和反对，各方争执不休，此法案也暂时未推行。科蓝煤矿管理层在政府的介入下，通过工会组织，与矿工达成涨薪协议。按照新法案，8月工资上涨，但8月的工资应该9月份才收到。工人不顾这些，操之过急。”
　　中国驻赞比亚使馆支持这一看法，称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使馆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在赞比亚的中资企业提高警惕，加强安全意识。
　　及时更新的“领事通告”指出：据赞比亚有关部门通告，赞政府已经发现，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缺乏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为此，赞政府正紧锣密鼓地编写细则，就最低工资标准涉及的对象、实施程序和实施时间表等做出说明，并于近日公布。
　　赞比亚政府也对事件处置态度积极，针对已被捕的12名涉案嫌犯，赞南部省警方负责人穆唐德8月7日表示，“以谋杀罪指控了1人，并以骚乱和盗窃罪指控了另外11人。”警方还保证，所有参与犯罪的人员都将得到应有惩罚。
　　有媒体援引赞比亚政府主管官员的讲话说，即使有劳资纠纷，工人也应通过理性、合法的手段表达诉求，而不应采取暴力手段。
　　该如何援助非洲，同时获得利益
　　“科蓝煤矿麻烦不断，表面上看主要矛盾只有一个，就是劳资纠纷，但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如今，我们该怎么援助非洲，同时获得利益?”曾在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进行工程援助的李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20年来，当中国“走出去”战略由政府主导的“国际主义无偿援助”逐渐调整为企业主导行为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国企，是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主体，一般操作比较规范，都建立了成熟的工会组织，通过谈判定期加薪。但一些国家往往介意它们的政府背景，而个别民营和私人企业虽然运营比较灵活，也为当地经济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发展，但管理机制往往不健全，容易引起纠纷甚至冲突。”李岩说。
　　据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统计，截至2009年，中资企业约200家，在赞比亚实际投资额约8.8亿美元，其中国企7.8亿美元，民企1亿美元。民企投资额虽然只占九分之一，但企业数量多，更易出问题，也更难监管。
　　赞比亚属于不发达国家，全国失业率高达50％，但该国劳动法等法律比较健全。
　　按照赞比亚劳动法和雇佣法，雇主须向雇员提供住房，或支付住房补贴，其标准为基本工资的30％。雇员有权得到7万克瓦查(约合90元人民币)的午餐补贴，除非雇主提供足够免费饭食。雇员工作岗位与住处半径超过3公里时，将得到8万克瓦查(约合100元人民币)的交通补贴，除非雇主提供交通工具。
　　在雇员生病时对其提供诊疗和药品，必要时提供到医疗单位的交通工具。雇主还需要为雇员缴纳养老基金。雇员每周工作时间不应该超过48小时，超过部分按小时工资标准的1.5倍付薪，公共假日或是周日(非正常工作日)工作，可得到双倍薪水。
　　多个国家在赞比亚都有投资，然而，赞比亚严格的劳动法规和劳动文化令一些国家的企业难以适应。正如赞比亚贸易与工业部部长费利克斯·穆塔蒂所说，“这里的人可以十年没活儿干，外国投资者来了，给他们活儿干，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工!”
　　“据我了解，当地工人上班时间也是公司说了算，甚至是工头说了算。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散。像科蓝这样的土生外资企业，在赞比亚当地注册，在中国没有母公司支持，经营的又都是利润低、风险高的项目，在保障劳工权益方面就可能难令当地工人满意。”冯在军说。
　　不过，人民网报道说，科蓝煤矿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就业，科蓝煤矿是最先执行新劳工法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之一。科蓝煤矿在南方省工资是非常高的，附近还有一个印度人经营的煤矿，没有科蓝煤矿工资高。煤矿还在矿区修建了很多免费住宅，给当地人居住。
　　作为“老非洲”，徐建学不会不了解赞比亚“矿带地区”和首都卢萨卡的矛盾。赞中央政府为吸引外资、创造就业岗位，鼓励外国人投资开矿办厂。而在“矿带地区”的人看来，资源开发受益者主要是外国投资者和首都的官僚，当地人则承受资源枯竭、工资低下的成本。对他们来说，中央政府是强大的，于是往往将斗争矛头转向外资公司。
　　徐建学尽管招募了一部分专业人员，但真正重用的还是自家兄弟。矿区一线管理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徐氏兄弟在江西乐平老家的亲戚和朋友。这些人在出国前也多是普通工人、农民，但一到赞比亚就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
　　“草莽的管理方式，家族内部、企业内部在利益分配等问题上，都容易出乱子。”冯在军说。科蓝煤矿至今缺乏专业翻译人员，上.隋下达甚至要靠“中层”比划。
　　笔者曾赴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中方高管往往住独立别墅，外面有保安，进出乘专车。连一些聚会等活动，都是在中国人之间进行，缺乏和当地人的沟通。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小事变大，毫无缓冲可言。
　　“中国企业要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同时，赞比亚劳工素质也有待提高，双方都需做出改善。”中国驻赞比亚使馆政务参赞刘征杰说。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政府宣布将向非洲追加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以此来展示中国政府支持非洲发展的决心。与此同时，提高在赞比亚等国的投资门槛、加强研究和指导以避免某些投资非洲的企业无视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等，已在中非相关机构那里形成共识。
　　“中国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那些趁火打劫、敲诈勒索的行为是不对的。政府应该保持清醒，纠正错误的行为。”在北京留学的赞比亚人索鲁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