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左”得不得了，有些事情极其荒谬。我曾亲身经历的一次卖糠，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那种极“左”思潮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想来，这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那时没有农贸市场，农民也没有更多的农副产品需要出售，自家种植的吃不了的大路菜可以拿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去卖，名曰“自由市场”，其实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哪会有什么自由？那时候，有个人人皆知的口号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大体上是：凡是在“一大二公”之外，只要搞一点副业，或者做点与买卖搭边的事，都叫“资本主义尾巴”，要一律割除。
　　1969年秋，当知青的我分到了一年的口粮：300来斤的大米，100多斤的玉米，还有杂七杂八的黄豆、小豆、粉条、豆油和稻糠……大米是细粮，城里人每月每人才供应3斤，这一次我就分到了300斤，心里甭提多乐了！只是那70多斤稻糠没处“消化”。家里没养猪、鸡，又舍不得送给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卖掉换点钱。那70斤糠，怎么也值个四五天的工钱啊！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糠去城里赶集。东西不重，只是那鼓鼓的大麻袋，时常将自行车晃得离了正道，30多里路竟累得我浑身是汗。
　　进了集市，我就近找了一处不挤不乱的僻静地儿，卸下麻袋，打开袋口，站在一边等候买主。不多会儿，经一路奔波浸透汗水的内衣便冷冰冰地贴在了身上，那滋味真不好受。我缩着身子待在麻袋旁，渴望着有人问价，然而好久了竟没人看上一眼。
　　眼见太阳升起老高，市场里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时，我见到几个衣袖上戴着胳膊箍的人正从市场里面朝我这边走来。他们边走边呵斥着，临近了我才发现，他们身后尾随着几个拎着米袋子的人。这不由得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可别把我也当成“投机倒把分子”呀！果不其然，一个戴胳膊箍的人冲我嚷道：“你！这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袋糠。
　　“这是稻糠……队里分的……”
　　“稻糠也不行！把东西拎着跟我们走！”根本沒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叫，语气更似命令，表情分明是逮住了“投机倒把分子”。看着他们那凶悍的眼神，我本想分辩，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拎着糠袋子跟他们走。
　　我和几名“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这是位于市场外围的一间平房，房舍很破旧，临街的门也七扭八歪地敞开着……粮袋和糠袋都被堆放在外屋，人则被带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当然是那几个卖粮的。那年月，私下卖粮可是大忌，那叫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轻者没收粮食，如果是倒买倒卖，还要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说不定还要给什么处罚。好在我心里有底，这70斤稻糠是队里分给我的，不是“投机倒把”。再者，这稻糠也绝非大米，怕也不够“上纲上线”的标准，我暗自在心里想着对策。“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投机倒把”。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卖粮者哭咧咧地哀求道：“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上分给我家的口粮，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装！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胳膊箍”恶狠狠地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应当剥去！”旁边的另一个“胳膊箍”则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卖粮人。
　　不过也有一位农妇在与他们据理力争，意思无非是粮食是自家产的，换点钱买点必要的生活品，不是倒买倒卖，更不是投机倒把。她因为理直气壮，嗓门自然越来越大，更惹怒了“胳膊箍”。
　　“咋的？你还不老实？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掉！我这是从邪路上往回拉你们，你还胡搅蛮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进去……”
　　我哪有心情听他们这些说教，只是一心在想脱身的主意。我看准他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审“粮贩子”上，便假装上厕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我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儿，抓起那袋稻糠撒丫子便跑，很快就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中。脱离了“胳膊箍”的视线，我松了口气，并暗自庆幸。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不敢到“自由市场”去了，生怕被“胳膊箍”们认出来再被逮去。
　　如今时代变了，生活好了。我真羡慕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绝不会再为生活而去卖稻糠，再去经受磨难。从知青到回城，从工作到考学，从生活到婚娶，我遇到数不清的困难，可不论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想起当年当知青时的苦和累，想起为挣几块钱而起早赶集卖糠，又差点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的情景，我就会倍增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因此，我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更珍惜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每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