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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平安夜，他被神父捡回了收容院。朦胧中，他喊出了16年来的第一句“Father”。神父是“Father”，也成了他生命中真正意义的父亲。
后事
保罗神父昏迷在医院里已超过十二天，医生断定他只能再活一周。多出来的几天，让余凡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后事。
火葬那天，“洛克之家”的小教堂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守着神父的遗体。他跪在灵柩前，握着十字架项链上的念珠，默默诵经。念诵一遍便数一颗，一百六十五颗珠子数完，冬日的太阳已经偏斜，从小教堂的天窗冉冉透射进来。那串项链是保罗神父的遗物，年代久了，琥珀色的珠子磨出了温润的光泽来。
诵完经，他仍旧把项链挂在神父胸前，退后一步，看着神父在灵柩里的样子。神父化过妆，几绺银丝梳得妥妥帖帖，闭着眼睛，好像在沉沉酣睡。
盖棺前，余凡把自己戴的十字架项链取下来，擎着那枚赤铜十字架贴到神父唇上亲了一下。保罗神父把项链送给他以后，余凡戴了十年，一天也没取下来过。
拯救
十年前，余凡十六岁，在曼哈顿的街头已经流浪一年多，偷窃、贩毒、卖淫、靠捡垃圾箱的残食果腹。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平安夜，他高烧四十摄氏度，晕倒在中央公园外近六十六街的雪地上。
保罗神父发现了余凡，把他带回了圣方济收容院。
据说也是在一个大风雪的圣诞夜里，神父主持完午夜弥撒，正要关闭教堂，突然发现教堂一角躲着四个孩子。两个白孩子，一个黑孩子，一个拉丁裔孩子，十五六岁光景，身上穿着破烂的单衣，冻得面色发青直打哆嗦。这些逃离家庭的小流浪汉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圣诞夜无处可去，只得溜进教堂来取暖。
神父把他们留了下来，他认为这是上帝选在大风雪的夜里把孩子送来交到他手上，要他照顾。从那次起，他发愿创办了这所“四十二街收容院”，接纳了一批又一批从各地流浪过来、身体心灵都伤痕累累的孩子。
而每年圣诞夜做完午夜弥撒过后，保罗神父便会领着一两位助手，开着一辆旅行车，在曼哈顿街头巷尾巡逻。每次总会遇见几个深夜里走投无路的青少年，在绝境中等待援助。和他们一样，那晚余凡如果没有遇见保罗神父，他一定会僵死在大雪夜里。
噩梦
余凡活到十六岁，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柔地对待过他。他是个私生子，跟着母亲在曼哈顿中国城里长大。母亲是香港人，偷渡入境，躲在餐馆里打了一辈子的工。他不知道父亲是谁，问起母亲，母亲就会白他一眼，恨恨道：“死了！早就死了！”
母亲跟过一连串的男人：跑堂的、送货的、打杂的……有时男人养她，有时她养男人。她还跟过一个白人警察，那个壮汉警察喝醉酒，用一根警棍把余凡的头打开了花，还强奸了他。十五岁时，母亲病亡，他开始流浪。
余凡从小就对“父亲”这个词特别敏感，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或者听到这个词，他都感到特别揪心。被保罗神父救回来时，他睁开眼，朦胧中，唤出一声“Father”（英文中神父与父亲同词）。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把这个单词说出来，从那一刻起，他对保罗神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
余凡在收容所呆了两个多月，那段日子里，每天进进出出他都紧跟着神父，一步都不愿离开。收容所里还收留了二十个青少年，那间仓库勉强放得下十张上下铺的铁床，保罗神父领着几个志愿工从早到晚忙着照顾离家的小流浪汉，替他们解决问题，安排出路。
余凡跟着保罗神父替他打杂，乐滋滋地被对方支使着做这做那。他愿意替Father卖命，做他的小跟班。四十二街那间简陋的仓库收容院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精神依托所在。
他的爱
后来保罗神父把余凡送到了圣约瑟书院去念书，还替他申请了三年的奖学金。每个星期天，余凡一定会一大早就从布鲁克林坐一个钟头的地铁回到曼哈顿的收容院。回到那间仓库收容院，他才有回家的感觉。
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收容院的义工。义工团里有八十岁高龄的家庭医生、老太太心理咨询师、退休的男护士、煮大锅饭的大厨师，以及余凡这样受过神父恩惠又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受到保罗神父的感召，来收容院帮忙照顾那些进进出出的年轻流浪汉。
他能在每个十几岁就逃离家庭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沦落为妓，在时报广场边缘第八大道的红灯区徘徊彷徨，直到他们被皮条客殴打致伤，性命受到威胁，才逃到收容院；有的吸毒，被警察抓走，出狱后无处可去，转送到收容院，投靠保罗神父。
那群候鸟般的青少年，来来去去，有的出去了又回头，因为毒瘾又发作了；有的回到时报广场红灯区，继续卖身，直到染上艾滋病，踉踉跄跄地跑回来求救。看护这批患了艾滋病的孩子耗费了保罗神父最大的力量，他照顾他们，抱上抱下，直到最后替他们送终安葬。
年复一年，圣方济收容院渐渐出了名。《城市之声》杂志登出保罗神父跟他那一群小流浪汉的照片，称他为“红灯区的救世主”。来投靠圣方济收容院的青少年愈来愈多，神父肩上的担子愈来愈重，往往他写信给那些捐款人要写到天亮，告诉他们每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的故事。那些信感动了所有的捐款人，许多人都成为了长期的捐助者，有两个连身后的遗产都捐给了圣方济收容院。
你无法拯救所有人
可是有几个人在乎神父呢？余凡看着Father一天天衰老下去，他那胖胖的身躯行走起来脚步愈来愈沉重。他发病的前两个星期，一个初冬的黄昏，天气已经萧瑟，有了寒意。余凡到四十二街收容院去，他在教堂里找到神父。神父正独自一人跪在圣坛前默默祈祷，余凡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悄悄等候着。
焦黄的夕阳从左边的玻璃窗斜射进来，有一束昏淡的阳光落在Father的黑袍上，好像蒙了一层尘埃似的，使他那匍伏的身影显得分外孤独。
神父祈祷完毕，余凡迎上前去，拥抱了他一下。
“Father……”余凡轻轻地叫了一声。看到他，神父展开他那惯有的温煦的笑容，可是不知怎的，这一次，那双温柔的大眼睛中有一股深沉而巨大的哀伤。他引着余凡蹒跚地往外走去，走到一半，他突然回过头来对余凡说：“阿凡，我们坐下来，我想跟你谈谈。”保罗神父打量了余凡一下，轻轻地拍拍他的手背。“我很为你高兴，阿凡，你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保罗神父望着余凡点头说道，接着他长叹了一口气，“那些孩子个个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是他们有的又跑回到街上去了。我想到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在寒夜里瑟瑟发抖地立在街头，我就难过，好像是我把他们遗弃了似的……”
余凡赶忙安慰他：“可是你也救回了不少孩子啊！”“我没有做好……”保罗神父沉痛地说道，“我辜负上帝所托了！”他的眼眶竟溢出了泪水。
保罗神父吁了一口气，沉默片刻，然后几乎自言自语地颤声说道：“也许我太爱他们了，我的那些孩子们。”
这是余凡与Father的最后一次长谈。两周后，他再回到教堂，神父已倒在圣坛前多时了。他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像10年前Father把他抱回收容院一样，把保罗神父抱上了救护车。
医院那12天里，不断有人来探视，但愿意终日守着Father的只有余凡。那些孩子，Father放不下的那些孩子们，以后会何去何从呢？收容院对他来说，Father在，就是家；Father没有了，家也没有了。余凡想，和我抱着同样想法的人，这么多年来，会有几个呢？
火化后，他把那座古铜骨灰匣捧回自己位于第十街的地下室公寓，搁在壁炉上端的架子上。他吞了两粒镇静剂，蒙头大睡了一天一夜。梦中，他跟神父一起做完午夜弥撒，神父带着他开了教堂那部旧旅行车，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巡逻，带回几个在寒夜里彷徨街头的流浪孩子，给他们一个庇护的居所。
就如同余凡自己在那个风雪夜里，保罗神父给予他的一模一样。
后事
保罗神父昏迷在医院里已超过十二天，医生断定他只能再活一周。多出来的几天，让余凡有充裕的时间准备后事。
火葬那天，“洛克之家”的小教堂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守着神父的遗体。他跪在灵柩前，握着十字架项链上的念珠，默默诵经。念诵一遍便数一颗，一百六十五颗珠子数完，冬日的太阳已经偏斜，从小教堂的天窗冉冉透射进来。那串项链是保罗神父的遗物，年代久了，琥珀色的珠子磨出了温润的光泽来。
诵完经，他仍旧把项链挂在神父胸前，退后一步，看着神父在灵柩里的样子。神父化过妆，几绺银丝梳得妥妥帖帖，闭着眼睛，好像在沉沉酣睡。
盖棺前，余凡把自己戴的十字架项链取下来，擎着那枚赤铜十字架贴到神父唇上亲了一下。保罗神父把项链送给他以后，余凡戴了十年，一天也没取下来过。
拯救
十年前，余凡十六岁，在曼哈顿的街头已经流浪一年多，偷窃、贩毒、卖淫、靠捡垃圾箱的残食果腹。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平安夜，他高烧四十摄氏度，晕倒在中央公园外近六十六街的雪地上。
保罗神父发现了余凡，把他带回了圣方济收容院。
据说也是在一个大风雪的圣诞夜里，神父主持完午夜弥撒，正要关闭教堂，突然发现教堂一角躲着四个孩子。两个白孩子，一个黑孩子，一个拉丁裔孩子，十五六岁光景，身上穿着破烂的单衣，冻得面色发青直打哆嗦。这些逃离家庭的小流浪汉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圣诞夜无处可去，只得溜进教堂来取暖。
神父把他们留了下来，他认为这是上帝选在大风雪的夜里把孩子送来交到他手上，要他照顾。从那次起，他发愿创办了这所“四十二街收容院”，接纳了一批又一批从各地流浪过来、身体心灵都伤痕累累的孩子。
而每年圣诞夜做完午夜弥撒过后，保罗神父便会领着一两位助手，开着一辆旅行车，在曼哈顿街头巷尾巡逻。每次总会遇见几个深夜里走投无路的青少年，在绝境中等待援助。和他们一样，那晚余凡如果没有遇见保罗神父，他一定会僵死在大雪夜里。
噩梦
余凡活到十六岁，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柔地对待过他。他是个私生子，跟着母亲在曼哈顿中国城里长大。母亲是香港人，偷渡入境，躲在餐馆里打了一辈子的工。他不知道父亲是谁，问起母亲，母亲就会白他一眼，恨恨道：“死了！早就死了！”
母亲跟过一连串的男人：跑堂的、送货的、打杂的……有时男人养她，有时她养男人。她还跟过一个白人警察，那个壮汉警察喝醉酒，用一根警棍把余凡的头打开了花，还强奸了他。十五岁时，母亲病亡，他开始流浪。
余凡从小就对“父亲”这个词特别敏感，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或者听到这个词，他都感到特别揪心。被保罗神父救回来时，他睁开眼，朦胧中，唤出一声“Father”（英文中神父与父亲同词）。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把这个单词说出来，从那一刻起，他对保罗神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
余凡在收容所呆了两个多月，那段日子里，每天进进出出他都紧跟着神父，一步都不愿离开。收容所里还收留了二十个青少年，那间仓库勉强放得下十张上下铺的铁床，保罗神父领着几个志愿工从早到晚忙着照顾离家的小流浪汉，替他们解决问题，安排出路。
余凡跟着保罗神父替他打杂，乐滋滋地被对方支使着做这做那。他愿意替Father卖命，做他的小跟班。四十二街那间简陋的仓库收容院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家，精神依托所在。
他的爱
后来保罗神父把余凡送到了圣约瑟书院去念书，还替他申请了三年的奖学金。每个星期天，余凡一定会一大早就从布鲁克林坐一个钟头的地铁回到曼哈顿的收容院。回到那间仓库收容院，他才有回家的感觉。
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收容院的义工。义工团里有八十岁高龄的家庭医生、老太太心理咨询师、退休的男护士、煮大锅饭的大厨师，以及余凡这样受过神父恩惠又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受到保罗神父的感召，来收容院帮忙照顾那些进进出出的年轻流浪汉。
他能在每个十几岁就逃离家庭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沦落为妓，在时报广场边缘第八大道的红灯区徘徊彷徨，直到他们被皮条客殴打致伤，性命受到威胁，才逃到收容院；有的吸毒，被警察抓走，出狱后无处可去，转送到收容院，投靠保罗神父。
那群候鸟般的青少年，来来去去，有的出去了又回头，因为毒瘾又发作了；有的回到时报广场红灯区，继续卖身，直到染上艾滋病，踉踉跄跄地跑回来求救。看护这批患了艾滋病的孩子耗费了保罗神父最大的力量，他照顾他们，抱上抱下，直到最后替他们送终安葬。
年复一年，圣方济收容院渐渐出了名。《城市之声》杂志登出保罗神父跟他那一群小流浪汉的照片，称他为“红灯区的救世主”。来投靠圣方济收容院的青少年愈来愈多，神父肩上的担子愈来愈重，往往他写信给那些捐款人要写到天亮，告诉他们每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流浪汉的故事。那些信感动了所有的捐款人，许多人都成为了长期的捐助者，有两个连身后的遗产都捐给了圣方济收容院。
你无法拯救所有人
可是有几个人在乎神父呢？余凡看着Father一天天衰老下去，他那胖胖的身躯行走起来脚步愈来愈沉重。他发病的前两个星期，一个初冬的黄昏，天气已经萧瑟，有了寒意。余凡到四十二街收容院去，他在教堂里找到神父。神父正独自一人跪在圣坛前默默祈祷，余凡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悄悄等候着。
焦黄的夕阳从左边的玻璃窗斜射进来，有一束昏淡的阳光落在Father的黑袍上，好像蒙了一层尘埃似的，使他那匍伏的身影显得分外孤独。
神父祈祷完毕，余凡迎上前去，拥抱了他一下。
“Father……”余凡轻轻地叫了一声。看到他，神父展开他那惯有的温煦的笑容，可是不知怎的，这一次，那双温柔的大眼睛中有一股深沉而巨大的哀伤。他引着余凡蹒跚地往外走去，走到一半，他突然回过头来对余凡说：“阿凡，我们坐下来，我想跟你谈谈。”保罗神父打量了余凡一下，轻轻地拍拍他的手背。“我很为你高兴，阿凡，你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保罗神父望着余凡点头说道，接着他长叹了一口气，“那些孩子个个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是他们有的又跑回到街上去了。我想到那些孩子们一个个在寒夜里瑟瑟发抖地立在街头，我就难过，好像是我把他们遗弃了似的……”
余凡赶忙安慰他：“可是你也救回了不少孩子啊！”“我没有做好……”保罗神父沉痛地说道，“我辜负上帝所托了！”他的眼眶竟溢出了泪水。
保罗神父吁了一口气，沉默片刻，然后几乎自言自语地颤声说道：“也许我太爱他们了，我的那些孩子们。”
这是余凡与Father的最后一次长谈。两周后，他再回到教堂，神父已倒在圣坛前多时了。他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像10年前Father把他抱回收容院一样，把保罗神父抱上了救护车。
医院那12天里，不断有人来探视，但愿意终日守着Father的只有余凡。那些孩子，Father放不下的那些孩子们，以后会何去何从呢？收容院对他来说，Father在，就是家；Father没有了，家也没有了。余凡想，和我抱着同样想法的人，这么多年来，会有几个呢？
火化后，他把那座古铜骨灰匣捧回自己位于第十街的地下室公寓，搁在壁炉上端的架子上。他吞了两粒镇静剂，蒙头大睡了一天一夜。梦中，他跟神父一起做完午夜弥撒，神父带着他开了教堂那部旧旅行车，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巡逻，带回几个在寒夜里彷徨街头的流浪孩子，给他们一个庇护的居所。
就如同余凡自己在那个风雪夜里，保罗神父给予他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