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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毛澤东、朱德率红四军到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一年半多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到1934年10月，5年零10个月的苏区时期，党中央重视干部教育工作，配合军事斗争开展了具有苏区特色的干部教育。通过教育，干部在斗争中学习、在锻炼中成才，学以致用，提高了革命觉悟，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也开创了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
“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党始终重视并加强干部教育工作。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苏区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同时，中央在近40个决议、指示等文件中强调加强干部教育，并对教育要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如《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
为了使苏区干部教育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亲抓干部教育，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和参加干部教育教学工作，及时总结干部教育工作经验。毛泽东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苏区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周恩来、朱德在红军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兼过课，陈云、邓颖超、成仿吾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过课，王稼祥、刘少奇、林伯渠、谢觉哉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大讲过课，陈毅创办过红军干部学校，邓小平在红大和崇义县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讲过课，瞿秋白、徐特立分别担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他们严于律己、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干部学员。党、政、军领导人重视干部教育和亲自办教育，不仅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迅速得到贯彻执行，而且也为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办好干部教育事业树立了榜样。
“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需要，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就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苏区的各类干部教育学校，都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使党内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同志具备坚定的革命信念，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取代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让党员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在思想上入党。
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略。他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其作为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他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马克思）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这就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坚定了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同时，注重对干部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时势政治任务教育、党风党纪教育等。此外，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经常地检查自己的工作，从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苏区干部形成了“十带头”“四模范”的优良作风。
国民党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
为加强红军建设，向初步正规化发展，1931年10月，毛泽东在讨论即将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远景规划时，特别提出，国民党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下简称红校）在瑞金成立。红校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红校上课，讲过“苏维埃运动史”，还作时事报告。他指出：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应该深入到红军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最大的努力。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按照苏区中央局决定，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全总执行局在江西瑞金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任弼时、张闻天先后担任校长，刘少奇、陈云、杨尚昆、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冯雪峰等先后在学校任职或兼任教员，1934年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部分学员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党校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同党的建设、同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并为党的建设和全党中心任务的需要服务。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斗争中学习，在学习中运用，成为苏区干部掌握斗争本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方法。苏区时期，党提出并坚持了“联系革命战争、联系生产劳动、联系群众”的干部教育原则，为后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区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在建立、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干部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将其看成是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苏区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通过学习，他们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了理想信念；学习别国的革命经验，但不照搬照抄别国的做法，反对本本主义，创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思想路线，增强了工作预见性和创造性，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开辟了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崭新局面。
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当时苏区的现状是：无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苏区的普通民众，普遍文化水平偏低，大多数人甚至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训练，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展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苏区创办了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在村头路口，街头巷尾，到处设立识字牌。中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一整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教学法，促进了识字运动卓有成效开展。短短几年的时间，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因地制宜，群策群力。蘇区干部教育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道路。没有办学经费，就由群众募捐筹集；没有校舍，就利用祠堂庙宇或由群众献工献料修理废旧房屋；没有黑板，就利用墙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烟墨；没有课桌椅凳，就发动学员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纸和笔，就用沙盘、石板和石笔代替；没有粉笔和红墨水，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一切都依靠教师和学员自己动手，来解决办学中的各种困难。苏区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开设教员训练班，开办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组织教师讲习所、观摩教学评议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等，形成了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苏区的干部教育，提高了党的干部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和各项能力，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革命干部、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以及生产建设的生力军。
“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以“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为核心的上政治课的教授法（以下称十项教授法），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把它规定为改革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在教学工作中普遍得到贯彻落实。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报训练班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开学，毛泽东给学员上第一堂政治课，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言简意赅的语言，比喻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重要作用，使多数识字不多、对无线电一无所知的学员们听后，深受教育和鼓舞，坚定了克服困难学好无线电技术的信心。
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事业急需识字明理的人才，毛泽东和徐特立等苏区政府领导人，通过扫盲识字等各种文化教育手段，尽快提高革命根据地干部和群众文化教育水平，高度重视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为提高苏区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方法论。苏区提出的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不仅继承了我国教育史上教学方法的精髓，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宝库，是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在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教学工作中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
在中央苏区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党始终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才与理论骨干，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培养了骨干力量，也为党的建设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责编 / 傅建芬）
“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党始终重视并加强干部教育工作。从1931年11月到1933年底的两年中，根据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39次常委会中，专门或作为一项议程研究干部教育和苏区教育工作的就有20次之多。同时，中央在近40个决议、指示等文件中强调加强干部教育，并对教育要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做了具体规定，如《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
为了使苏区干部教育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亲抓干部教育，深入实际具体指导和参加干部教育教学工作，及时总结干部教育工作经验。毛泽东提议并指导创办了红军通讯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就是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上课的讲稿。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央苏区许多党、政、军的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周恩来、朱德在红军大学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兼过课，陈云、邓颖超、成仿吾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讲过课，王稼祥、刘少奇、林伯渠、谢觉哉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大讲过课，陈毅创办过红军干部学校，邓小平在红大和崇义县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讲过课，瞿秋白、徐特立分别担任过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副校长。他们严于律己、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干部学员。党、政、军领导人重视干部教育和亲自办教育，不仅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正确迅速得到贯彻执行，而且也为苏维埃政府各级干部办好干部教育事业树立了榜样。
“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是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需要，特别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就是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苏区的各类干部教育学校，都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使党内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同志具备坚定的革命信念，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取代原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让党员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在思想上入党。
加强政治教育，纠正错误思想，提高廉洁意识，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略。他主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将其作为中央苏区从思想上建党的基础，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他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他（马克思）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这就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坚定了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同时，注重对干部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时势政治任务教育、党风党纪教育等。此外，还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经常地检查自己的工作，从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改善工作的方法。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苏区干部形成了“十带头”“四模范”的优良作风。
国民党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
为加强红军建设，向初步正规化发展，1931年10月，毛泽东在讨论即将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远景规划时，特别提出，国民党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以下简称红校）在瑞金成立。红校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红校上课，讲过“苏维埃运动史”，还作时事报告。他指出：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应该深入到红军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最大的努力。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按照苏区中央局决定，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全总执行局在江西瑞金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前身），任弼时、张闻天先后担任校长，刘少奇、陈云、杨尚昆、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冯雪峰等先后在学校任职或兼任教员，1934年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部分学员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党校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同党的建设、同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并为党的建设和全党中心任务的需要服务。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斗争中学习，在学习中运用，成为苏区干部掌握斗争本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方法。苏区时期，党提出并坚持了“联系革命战争、联系生产劳动、联系群众”的干部教育原则，为后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区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在建立、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干部教育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将其看成是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苏区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通过学习，他们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了理想信念；学习别国的革命经验，但不照搬照抄别国的做法，反对本本主义，创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思想路线，增强了工作预见性和创造性，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开辟了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崭新局面。
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当时苏区的现状是：无论是红军指战员，还是苏区的普通民众，普遍文化水平偏低，大多数人甚至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红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训练，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展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苏区创办了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在村头路口，街头巷尾，到处设立识字牌。中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一整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教学法，促进了识字运动卓有成效开展。短短几年的时间，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因地制宜，群策群力。蘇区干部教育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道路。没有办学经费，就由群众募捐筹集；没有校舍，就利用祠堂庙宇或由群众献工献料修理废旧房屋；没有黑板，就利用墙壁或祠堂的堂匾涂上烟墨；没有课桌椅凳，就发动学员用砖石、土坯和木板堆砌；没有纸和笔，就用沙盘、石板和石笔代替；没有粉笔和红墨水，就用白石泥做粉笔，用朱红石磨成红墨水。一切都依靠教师和学员自己动手，来解决办学中的各种困难。苏区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开设教员训练班，开办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组织教师讲习所、观摩教学评议会和教学经验交流会等，形成了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苏区的干部教育，提高了党的干部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和各项能力，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革命干部、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以及生产建设的生力军。
“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以“实行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为核心的上政治课的教授法（以下称十项教授法），对各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把它规定为改革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在教学工作中普遍得到贯彻落实。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报训练班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开学，毛泽东给学员上第一堂政治课，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言简意赅的语言，比喻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重要作用，使多数识字不多、对无线电一无所知的学员们听后，深受教育和鼓舞，坚定了克服困难学好无线电技术的信心。
革命战争和苏区各项建设事业急需识字明理的人才，毛泽东和徐特立等苏区政府领导人，通过扫盲识字等各种文化教育手段，尽快提高革命根据地干部和群众文化教育水平，高度重视改革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为提高苏区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了方法论。苏区提出的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不仅继承了我国教育史上教学方法的精髓，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宝库，是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在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教学工作中仍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方法。
在中央苏区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党始终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才与理论骨干，为新中国的诞生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培养了骨干力量，也为党的建设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