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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我心里越来越窝火，昨天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来，今日又早早抵达省府大院，没想到全耗在一个“等”字上了。
当年周恩来总理指出外交人员是文装觧放军。我入外交部后，深感外交人员责任重大，平时和节假日都要与单位保持密切关系，做到组织上随叫随到，并且要勇于担当工作，把工作做到极致，总是与庸懒无缘。外交人员即便到了国外，也决不允许有“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不允许马虎从事、得过且过。相反，身处国外的外交人员更要勇于担当，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任务，更要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没有这种自觉的担当精神，工作效果往往有天壤之别。
坐等省长三个小时
2000年我正在南非开普敦担任总领事，七月中旬接到国内有关部门下达的一项紧急任务，通告九月下旬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将在北京举行国际友城会议，各大洲均有代表出席，要求我总领馆尽快与东开普省省长斯托菲尔联系，邀请他率团与会，并作为非洲地区代表在闭幕式上发言。还告，邀请函已于四、五月间由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发出，希望斯托菲尔省长出席北京国际友城会议后即赴浙江省访问，正式签署两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但国内尚未收到东开普省的答复。要求我馆尽快了解情况，并做好促成工作。
我接到通知后喜忧参半。我所担忧的是，此事能否实现尚有一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非我单方面意愿可完成。再过四个多月，南非各省将举行地方选举，各党派为赢得胜利，已拉开了剧烈角逐的帷幕，北开普省省长迪皮科曾因地方选举事困扰，已正式向我提出推迟访华，看来东开普省迟迟未复告，恐与此有关。再者，斯托菲尔省长已两度访华，最近一次访华才相隔一年多一点时间，此次让其成行，似乎勉为其难。面对此情此况，应如何来完成此项任务。
东开普省省府比绍离总领馆所在地开普敦市1200公里之远。按惯例，总领馆可以打个电话向省长办公室去催问一下，或总领事出面致函省长重申一下。这样做也完全符合工作程序和常规。但我认为，恐怕工作力度不够，沟通不深，有可能此事等于抓而不紧而“黄”了。我想，必须以高度担当精神对待，决心以“三顾茅庐”的请贤办法，以情感人。
七月二十四日一清早，我偕夫人，并率两位同事，长途驱车前往东开普省，一路上急速行車，风驰电掣，尽管两边风景如画，也无心观光，抓紧赶1000多公里的远路，黄昏时候驶抵距省府60公里东南方向的东伦敦市，下榻假日旅馆。翌日上午，再次与对方敲定我约见时间，对方说没有变化。二十五日下午一时，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提前30分钟进入省府大院，工作人员把我们引领到接待室等候。
一个小时后，还没有任何约见消息。我心里思忖，与非洲朋友打交道，他们守时差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又等了一个小时，接待室还是异常寂静，好像是被遗忘的角落，冷板凳已坐了两小时，但想着担当两字，心里就愉快地熬着。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带我们上了一层楼，沿着曲折的长廊，终于来到了省长办公室的门前，那里有几把椅子，请我们随意坐下。我心中窃喜，这下可好了，终于盼到顶门坐等，估计几分钟就可以见面了。谁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逝去，十分钟接十分钟地流走，快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悄然无声，真让人迷惘、失望。我心里越来越窝火，昨天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来，今日又早早抵达省府大院，没想到全耗在一个“等”字上了。特别是晚上我还有与东伦敦华人约定的一场活动，但事至如此，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闷，向对方的工作人员说，“省长阁下是否在外地出差，不知何时回来？”对方说，他在本楼开会，没有说取消约见，只是希望你们再等候。我不便再追问了，心想省长也太不灵活了，利用会议间隙抽身出来照面一下还是可以的吧。我的狐疑越来越重，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已经坐等了三个多小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这在外交礼仪上是少有的。
终完成国内紧急任务
大约四点三十分时，走廊另一端楼梯口处终于响起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我的眼睛豁然一亮，仿佛在茫茫大海上终于觅见了闪光的航标，兴奋地站起来迎了上去，但见黑黝黝脸庞、胖乎乎身材的斯托菲尔省长气喘吁吁地向我热情招手，一到近身，即伸出一双强有力的臂膀热烈地拥抱我，“实在对不起，总领事，让你久等了！”
我们一一落座后，省长进一步解释说，“得知总领事长途驱车而来，我再忙也要见面。
秘书曾向我建议是否更改一下约见时间。我想，还是不打乱总领事的日程为好。”接着他郑重地说，“今天我在主持本省非国大的重要会议，商讨人事等方面的事情，没想到会议开得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时间，一拖再拖，实在脱不开身，真是太对不起老朋友了！”他不假任何托辞，全盘托出，如此磊落坦诚，反而让我感到过意不去。
我接着说，“省长阁下那么忙，我还来打扰，你完全有理由可改期见面。实际上你把推迟的约见提前实现了，帮了我的忙。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然后，我把约见他的内容阐述一遍。他边听边认真地记下。当我提及前段时间浙江省发来的邀请信是否收到？他想了一下，抱歉地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把这事忘了，信还搁在抽屉里，多亏你提醒呀！”说罢，即把信从抽屉里找出来，并仔细地阅读。他如此恳切地当着客人的面承认自己的疏漏，没有半点掩饰，令我十分感动，非洲朋友多么朴实无华。省长沉思了一会，认真地说，“感谢中方对我的盛情邀请和信任，我愿代表非洲地区在会上发言，将尽力安排好省里的事情，届时赴华。我还要感谢中方周到的安排，邀请我夫人同行。”
谈话中，他热情赞扬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希望赴浙江省多了解一些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我说，浙江省不仅是我国的经济强省，还是文化教育大省，出了许多科学家和文化名人。蔡元培曾任北大校长，鲁迅、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巨匠等等，都来自浙江省。预祝省长阁下前去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斯托菲尔省长专注地听着，眼睛里放出喜悦和兴奋之光。
九月下旬，斯托菲尔省长偕夫人，并带三名官员和助手，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办的友好城市国际会议。他在闭幕式上作了言简意赅的发言，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在讲话中赞扬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强调南方国家需要紧密团结，加强磋商与合作；同时需要与富有北方国家进行会谈。他大声呼吁发达国家为了人类的平等发展、繁荣与和平，应积极进行这种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斯托菲尔省长在讲话结束时说，“我特别感谢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他确保了东开普省参与北京的这一重要活动。”再一次坦露其率真的情怀。
当年周恩来总理指出外交人员是文装觧放军。我入外交部后，深感外交人员责任重大，平时和节假日都要与单位保持密切关系，做到组织上随叫随到，并且要勇于担当工作，把工作做到极致，总是与庸懒无缘。外交人员即便到了国外，也决不允许有“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不允许马虎从事、得过且过。相反，身处国外的外交人员更要勇于担当，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任务，更要自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没有这种自觉的担当精神，工作效果往往有天壤之别。
坐等省长三个小时
2000年我正在南非开普敦担任总领事，七月中旬接到国内有关部门下达的一项紧急任务，通告九月下旬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将在北京举行国际友城会议，各大洲均有代表出席，要求我总领馆尽快与东开普省省长斯托菲尔联系，邀请他率团与会，并作为非洲地区代表在闭幕式上发言。还告，邀请函已于四、五月间由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发出，希望斯托菲尔省长出席北京国际友城会议后即赴浙江省访问，正式签署两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但国内尚未收到东开普省的答复。要求我馆尽快了解情况，并做好促成工作。
我接到通知后喜忧参半。我所担忧的是，此事能否实现尚有一定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非我单方面意愿可完成。再过四个多月，南非各省将举行地方选举，各党派为赢得胜利，已拉开了剧烈角逐的帷幕，北开普省省长迪皮科曾因地方选举事困扰，已正式向我提出推迟访华，看来东开普省迟迟未复告，恐与此有关。再者，斯托菲尔省长已两度访华，最近一次访华才相隔一年多一点时间，此次让其成行，似乎勉为其难。面对此情此况，应如何来完成此项任务。
东开普省省府比绍离总领馆所在地开普敦市1200公里之远。按惯例，总领馆可以打个电话向省长办公室去催问一下，或总领事出面致函省长重申一下。这样做也完全符合工作程序和常规。但我认为，恐怕工作力度不够，沟通不深，有可能此事等于抓而不紧而“黄”了。我想，必须以高度担当精神对待，决心以“三顾茅庐”的请贤办法，以情感人。
七月二十四日一清早，我偕夫人，并率两位同事，长途驱车前往东开普省，一路上急速行車，风驰电掣，尽管两边风景如画，也无心观光，抓紧赶1000多公里的远路，黄昏时候驶抵距省府60公里东南方向的东伦敦市，下榻假日旅馆。翌日上午，再次与对方敲定我约见时间，对方说没有变化。二十五日下午一时，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提前30分钟进入省府大院，工作人员把我们引领到接待室等候。
一个小时后，还没有任何约见消息。我心里思忖，与非洲朋友打交道，他们守时差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又等了一个小时，接待室还是异常寂静，好像是被遗忘的角落，冷板凳已坐了两小时，但想着担当两字，心里就愉快地熬着。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带我们上了一层楼，沿着曲折的长廊，终于来到了省长办公室的门前，那里有几把椅子，请我们随意坐下。我心中窃喜，这下可好了，终于盼到顶门坐等，估计几分钟就可以见面了。谁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逝去，十分钟接十分钟地流走，快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悄然无声，真让人迷惘、失望。我心里越来越窝火，昨天千里迢迢风尘仆仆赶来，今日又早早抵达省府大院，没想到全耗在一个“等”字上了。特别是晚上我还有与东伦敦华人约定的一场活动，但事至如此，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闷，向对方的工作人员说，“省长阁下是否在外地出差，不知何时回来？”对方说，他在本楼开会，没有说取消约见，只是希望你们再等候。我不便再追问了，心想省长也太不灵活了，利用会议间隙抽身出来照面一下还是可以的吧。我的狐疑越来越重，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已经坐等了三个多小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面。这在外交礼仪上是少有的。
终完成国内紧急任务
大约四点三十分时，走廊另一端楼梯口处终于响起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我的眼睛豁然一亮，仿佛在茫茫大海上终于觅见了闪光的航标，兴奋地站起来迎了上去，但见黑黝黝脸庞、胖乎乎身材的斯托菲尔省长气喘吁吁地向我热情招手，一到近身，即伸出一双强有力的臂膀热烈地拥抱我，“实在对不起，总领事，让你久等了！”
我们一一落座后，省长进一步解释说，“得知总领事长途驱车而来，我再忙也要见面。
秘书曾向我建议是否更改一下约见时间。我想，还是不打乱总领事的日程为好。”接着他郑重地说，“今天我在主持本省非国大的重要会议，商讨人事等方面的事情，没想到会议开得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时间，一拖再拖，实在脱不开身，真是太对不起老朋友了！”他不假任何托辞，全盘托出，如此磊落坦诚，反而让我感到过意不去。
我接着说，“省长阁下那么忙，我还来打扰，你完全有理由可改期见面。实际上你把推迟的约见提前实现了，帮了我的忙。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然后，我把约见他的内容阐述一遍。他边听边认真地记下。当我提及前段时间浙江省发来的邀请信是否收到？他想了一下，抱歉地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把这事忘了，信还搁在抽屉里，多亏你提醒呀！”说罢，即把信从抽屉里找出来，并仔细地阅读。他如此恳切地当着客人的面承认自己的疏漏，没有半点掩饰，令我十分感动，非洲朋友多么朴实无华。省长沉思了一会，认真地说，“感谢中方对我的盛情邀请和信任，我愿代表非洲地区在会上发言，将尽力安排好省里的事情，届时赴华。我还要感谢中方周到的安排，邀请我夫人同行。”
谈话中，他热情赞扬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希望赴浙江省多了解一些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我说，浙江省不仅是我国的经济强省，还是文化教育大省，出了许多科学家和文化名人。蔡元培曾任北大校长，鲁迅、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巨匠等等，都来自浙江省。预祝省长阁下前去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斯托菲尔省长专注地听着，眼睛里放出喜悦和兴奋之光。
九月下旬，斯托菲尔省长偕夫人，并带三名官员和助手，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办的友好城市国际会议。他在闭幕式上作了言简意赅的发言，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在讲话中赞扬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强调南方国家需要紧密团结，加强磋商与合作；同时需要与富有北方国家进行会谈。他大声呼吁发达国家为了人类的平等发展、繁荣与和平，应积极进行这种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斯托菲尔省长在讲话结束时说，“我特别感谢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他确保了东开普省参与北京的这一重要活动。”再一次坦露其率真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