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8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授奖典礼。而这之前的4月6日，宋庆龄就已经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电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宋庆龄在维护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有卓越的贡献，特授予‘加强国际和平奖’斯大林奖金。”斯大林奖金委员会特派两位世界著名的作家专程来中国颁奖。一位是苏联的爱伦堡，另一位就是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智利诗人聂鲁达（1904-1973，智利共产党）。
　　这笔数额为10万卢布的奖金，宋庆龄签收后当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事业之用。”不久，中国福利会用宋庆龄的这笔捐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这是聂鲁达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他1928年担任驻外大使到缅甸时，曾经在中国上海停留过），颁奖仪式之后，中方在苏联大使馆宴请，出席的有周恩来和朱德、宋庆龄等人。对周恩来，诗人没有笔触描写，但对朱德和宋庆龄，聂鲁达的印象很深——
　　晚宴喝的是苏联的伏特加，频频干杯。按照中方的礼仪，干杯，就是要喝得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怂恿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全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那一年，朱德已经是76岁高龄了，这么好的酒量，也难怪聂鲁达会怀疑。
　　聂鲁达对宋庆龄的印象是烟和烟盒。“我被安排在宋庆龄女士的旁边，她很高贵，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送给我。我对她说‘不必，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留下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器，镶满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地看了看它，又赞美了几句，然后还给了它的主人。”
　　可是后来她很快就忘了诗人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她站起身来，紧张地转向聂鲁达，问道：“请问，我的烟盒？”聂鲁达肯定自己已经把烟盒还给她了，但他还是上上下下地帮着找，可是，没有找到。诗人回忆说：“孙中山遗孀的微笑消失了，只有两只黑眼睛像两束光刺在我身上。那两束光断定我是个珠宝贼。”结果是，宋庆龄最终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了烟盒，聂鲁达写道“她又恢复了微笑，我却在几年之内都难以再微笑了”。
　　据说孙中山的孙女孙穗华结婚的时候，宋庆龄就送了一个烟盒，但是不是就是上文提到的这个烟盒，没有资料证明。因为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也陈列了一个烟盒。据说宋庆龄的小坤包里一般要放三样东西，一是口红，二是一把手枪（孙中山送的），三就是烟盒和打火机。
　　在聂鲁达的眼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穿的都是单调的蓝衣服，无论男女都是那么单调的色彩。在接待过程中，对外宾过于隆重的接待，让他们很不舒服。连买一双袜子和手帕，都要前呼后拥，把百货公司的其他顾客赶走，组成人墙隔离，这让他们很不自在。在吃饭问题上，中国人为了让外宾吃得舒服，专门请了蹩脚的英国厨子做西餐，结果大家一致要求吃中国特色菜。后来经过接待小组的认真研究，他们才吃上了一顿中国的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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